至于现代诗人，我们在这里将粗略地列举，坎贝尔在22岁时创作了《希望的喜悦》；骚塞的《弓形的约翰》作于19岁，另一部作品《瓦特·泰勒》则作于次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第一首诗歌作于22岁柯勒律治在他的《世俗的说教》中谈到年轻人作品的重要性时曾经说过：“翻阅一下卢瑟所生活的年代幸存下来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著述；查看一下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在炮火中保存下来的那些小册子，你就会从中发现一个被屡次提及的论断，这个论断事实上也就是对大法官培根所说的某句格言的注释，即总的来说，一个人在20～30岁之间培养起来的思辨能力是他的政治预言最主要的源泉。”他的另一部作品《日升之前的赞美诗》——在诗歌文学中还没有比这更为崇高雄壮的作品——完成于25岁。巴威尔·利顿在15岁时发表了他的《伊斯玛尔》，他的诗歌集《野草和野花》在21岁那年问世。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10岁时就开始写散文和诗歌，并在17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她的丈夫罗伯特·勃朗宁则在23岁时发表了作品《帕拉色尔素斯》。阿尔佛雷德·丁尼生在18岁时完成了第一本诗集，19岁时他的作品《迪姆巴克杜》在剑桥大学获得了首相奖章，20岁那一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抒情诗集》，里面收录了一些他最受人喜欢的作品。
从上面这么多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喧嚣的心灵孕育了许多音乐、诗歌及绘画上的伟大作品。然而，诗歌创作的才华和激情却有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暗淡失色。例如，阿肯塞德在晚年时就再也没有闪现过他早期作品中所显示出的光芒。当然，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最炉火纯青的作品是在进入壮年之后创作的。歌德就持有老年人是成熟诗人的观点。弥尔顿在26岁时就创作了《司酒宴之神》，然而，他直到五十多岁时才着手写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尽管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年轻的天才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也许，他们能活得更长久一点的话，他们会做得更好。
那种能够确保将来大有作为的特殊潜质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宣告了它们的存在——在17～22或23岁之间。尽管诗歌创作能量的发展和积蓄可能是缓慢的，然而，只要种子在那儿，它最终就会在适宜的时候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克拉伯和华兹华斯这两个人都属于大器晚成者，他们在早期都是拙劣的打油诗人。克拉伯在他还是萨克福的一位外科医生的学徒时，抽屉里塞满了他写的诗稿，他的一首书写希望的诗还获得了一家女报经营者所设立的小奖项。华兹华斯尽管在年轻时脾气相当喜怒无常，性格古怪，然而，他在14岁或15岁时就模仿蒲柏的风格写诗了。尽管雪莱曾经尖酸地讽刺华兹华斯“想象力还不如一个一品脱（473毫升）的罐子那样丰富”，然而，和莎士比亚一样，他却始终是一位诗人。他并不像雪莱那样在年纪轻轻时就光芒四射，但是，他却像一棵橡树一样缓慢而脚踏实地地生长，直到最终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
司各特也远非一个早慧的男孩。他曾经被他的老师宣称为是希腊笨蛋。在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司各特也说自己在学校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小淘气鬼。他体格健壮，并对所有孩子气的运动都感兴趣。他的天赋很早就表现在他对那些古老民歌的热爱以及他那讲故事的特殊爱好上。当司各特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和朋友克拉克在乡下到处溜达，在破旧的小村舍里过夜，并收集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间轶事时，他生气地说：“我非常怀疑，先生，你生来就只能是一个流浪汉。”关于他在孩童时期讲故事的特殊天赋，司各特自己这样描述过：“在冬天的游玩时间，由于天气的缘故，没法进行剧烈的体育锻炼，这时我的故事就能吸引一大群带着崇拜眼光的听众，大家围坐在卢吉·布兰家的火炉边，而他本人则非常兴奋，因为他可以坐在离我这个有着无穷无尽故事可讲的人最近的位置。”正所谓从小见大，从这个小男孩的身上我们可以推测出他长大成人后的所作所为，正如他小时候所讲的故事给那些聚集在卢吉·布兰家的小伙伴们带来那么多快乐一样，他以后创作的小说同样给这个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无穷尽的快乐。卡莱尔如此回忆说：“有两个男孩曾经是爱丁堡语法学校的同一个班的同学：约翰永远是整洁、有条理、成绩最优；而瓦特却总是不修边幅、做事糊涂、成绩拙劣。在以后的日子，约翰变成了亨特尔广场的市政官约翰，而瓦特则变成了给世界供应精神食粮的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卡莱尔精辟地指出了所有蔬菜中生长最快和最完整的是卷心菜。
司各特的成长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在他30岁之前，还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他能在文学上取得突出的成就。31岁时，他的第一本诗集《苏格兰境内的吟游诗人》出版；直到43岁那年，他才发表了《瓦佛雷》的第一卷——尽管这部作品早在9年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并完成了一部分内容，然后就一直搁置在一边。与司各特一样，伯恩斯也并非是一个早慧的人，他同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古老的民歌。同样是体格健壮，生性活泼，精力旺盛。然而，在他18岁或19岁时，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位淘气的顽童已经完成了一部悲剧作品的大致创作。
在自然科学领域和文学领域，几乎有同样多得数不胜数的例子，表明成就不凡的伟人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显现出了他们先天的才能。在许多例子中，他们的才华是自然流露的——有时候是在面对多重困难和障碍时爆发出来的，也有的时候是在具备适宜的条件和机会时脱颖而出的。例如，塔索和伽利略在早年时都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塔索的父亲伯纳德是一位诗人；由于从事诗歌创作给他带来的只是贫困凄惨的生活，因此，他决定不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想尽办法压制他身上的一切有可能促其投身诗歌创作的倾向，并强烈地希望他去学习法律。无独有偶，伽利略的父亲是比萨的一位穷贵族，这位落魄的数学家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孩子接触一切数学仪器，并打算让他学习医学。但是，尽管两个人的父亲都是用心良苦，可是孩子们身上自然的天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们不可能被压抑住。塔索最终成为一名诗人，而伽利略则成了数学家和发明家。就拿伽利略来说，表面上看起来他在学习古希腊名医伽林和塞尔素斯的医学专著，而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所钟爱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得的专著藏在了这堆医学书中。和牛顿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机械发明和创造上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才华，他几乎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建造各种各样的机器模型上。17岁时，他进入比萨大学学习，同时主修医学和自然哲学。但是，后者却吸引了他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当年仅18岁时，他注意到悬挂在教堂正中的吊灯的摆动规律，并由此受到启发，从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现，即钟摆的等时摆动规律。对于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伽利略来说，根据他一贯的性格特征，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这项发现应用于测定脉搏的跳动方面。直到今天，在我们日常的医学实践中，这仍是一种惯常的做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专门制造了一个特殊的钟摆，并将其命名为脉搏计。
30岁那一年，伽利略受威尼斯政府之托，负责制造一种能够将水从地下抽上来的机器，以便解决全城的用水问题。此后，我们可以发现他潜心于研究磁铁的属性，专门探索了地心引力的问题以及淹没在水中的物体的平衡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追寻运动的规律，因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精确回答，就可以揭示出天体的运动规律。25岁时，他发表了论文《流体静力平衡》，这篇论文令他迅速声名鹊起，他被任命为大学的数学讲师。维维安乐观地肯定伽利略在30～33岁之间发明了温度计。根据伽利略本人的叙述，他于1609年45岁那年在威尼斯发明了望远镜，并将自己制造的第一架仪器送给了总督大人；在这之后不久，他又发明了显微镜。
老年的伽利略和他年轻时同样伟大。事实上，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建立的显赫声名差一点因为宗教迫害而被毁灭殆尽。他在68岁那年所写的《世界的体系》引起了很大的麻烦，虽然不能说他因此而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实质性迫害，但是，不可否认，他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他最后一篇专论《关于大地运动的对话》写于72岁那年，这一作品被他认为是自己最伟大的成果。77岁的伽利略尽管双目彻底失明，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投身于科学工作。他试图把钟摆的原理应用于时钟，以作为测量时间的一种工具，并委托自己的儿子专门负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一直到他临死前为止，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在他死后，曾经有人提议在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居遗址处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是，由于他生前坚称世界是围绕着一根中轴线旋转的，这与教会的理论相违背，因此，他失去了罗马教会的好感，教皇是不会允许这个提议得到实施的。伽利略的灵柩被搁在修道院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默默地存放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1737年，他的遗骸才被挖掘出来，并被移送到佛罗伦萨的圣托·克罗斯教堂，现在，它们就静静地在一座宏伟的纪念碑下安息。
正如伽利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他父亲为他安排的前途与命运一样，第谷也是放弃了法律工作，而把自己献身于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第谷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打算让他从事军职；但第谷本人却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志愿：他渴望了解宇宙的知识，尤其是有关地球和天体等各种奇观的知识。他被送到哥本哈根去接受大学教育，在那里，作为一个14岁的学生，一次日食现象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天文学方面，这次促使他的一生发生重大转变的日食发生在1560年8月。此后，他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疯狂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典籍，如饥似渴地汲取这方面的知识，在当时，有关天文学的材料还是相当少见的。但是，他的指导教师发现第谷对天文学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了他对法律的学习，因而有必要禁止他对天体现象的进一步研究。然而，第谷仍然偷偷地在私下里进行研究，等到晚上他的指导教师睡熟之后，他就起来观测星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于购买天文仪器；在当时这类仪器不仅种类非常稀少，而且质量也相当粗糙。他通宵达旦地观察星座，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还专门用零花钱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地球仪。
第谷发现当时所用的星座图表完全是错误的，他打算纠正它们。他利用一对普通的天文罗盘，将它们作为观测和确定两个星座之间角度的工具。后来，他又获得了一种遵循视差原则制定的更为先进的仪器。借助于这些仪器和其他微薄的帮助，他在1563年8月成功地挑战了以前对土星和木星的设想，此时他还是一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的父亲和亲戚们对他所从事的天文研究工作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和他的贵族身份根本不相符合，简直是玷污了整个家族的名誉；但是，家族中有一位叔叔却鼓励他服从内心深处真正天性的召唤，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非但不会使家族蒙受羞辱，反而会为它增添荣耀。他被从哥本哈根送到奥格斯堡大学，在那儿他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四分仪，并用它来进行观察。26岁那年，他不顾亲戚们的反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论新星》，在此之后，他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天文学的作品。
与第谷合作的开普勒也是一个孜孜不倦、勤奋刻苦的学生。孩提时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并且在早期生活中遭遇了很多困难。开普勒的父亲出身高贵，但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家境却日益破败，不得不以经营小酒馆为生。他的儿子——这位未来的天文学家——就在自己父亲开的酒馆里当招待员。12岁那年，开普勒被送到位于莫尔伯伦的一个僧侣学校，由沃特堡公爵负责支付他在那里的教育费用。在这期间，他的学业不断地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被搁置，应该说，糟糕的身体状况是他一生最大的敌人。然而，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他还是在学校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由于他良好的品质和表现，他被图宾根大学录取，并于20岁那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在年度考试中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大约是在两年之后，他被任命为位于斯迪利雅的格莱滋大学的天文学讲师。25岁那年，他出版了《宇宙的神秘物质》，这是他在科学史上所作的第一个贡献。对于一个有着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且从事着仆役般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还能出版如此优秀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他继续不断地努力，在磁学和天文学领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直到1601年，在他30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帝国数学家”，协助第谷计算他的罗德芬勒天文图表。8年以后，他的《新天文学》问世了——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哥白尼和牛顿的发现之间建立联系纽带的著作。
艾萨克·牛顿早年并未表现出拥有任何数学天赋的迹象。他并不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出生时他显得非常瘦小羸弱，他母亲曾开玩笑说可以把他放进一个容量为一夸脱（946毫升）的杯子里。父母为抚养他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很多人担心他会过早夭折。因此，在孩提时他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在这里或许可以这样说，有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和牛顿一样，在孩提时候体弱多病。例如培根、帕斯卡、笛卡儿、洛克、亚当·史密斯、波义耳、蒲柏、詹姆士·瓦特、霍雷肖·尼尔森以及威廉·皮特等等，他们在孩提时期身体都或多或少有些娇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