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进入权提供企业组织边界的经济定义。产权理论用所有权界定企业组织边界，而所有权需要法律强制界定。进入权理论将企业组织界定为创造企业价值的关键资源的集合。关键资源可以是先进的物质资产，也可以是某种创意、良好的客户关系、特殊的企业家才能、优秀的管理技术、独特的企业文化、品牌等非物质性的东西。通过授予个人或组织接触、使用这些关键资源的权力，一方面分配“被授权者”（代理人）一定权力，并促进代理人人力资本的专用投资，以便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剩余）；另一方面，授权者不但控制这些关键资源，还控制有进入权的代理人，分享代理人创造的剩余。因此，企业的组织边界就在其控制的关键资源并通过它分享剩余的界限之内。
在企业治理理论方面，首先，进人权改变公司治理的原则和目标。根据主流企业理论，企业签约各方得到的合约报酬在事先确定，但股东由于承担投资风险，因而获得剩余索取权。自然的推论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治理的目标。因此，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就是防止经营者侵蚀股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合约不完全和多重权力结构中，合约对签约各方的利益的保护是不完全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签约人都有权索取剩余。所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等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由于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剩余的分配也不再只集中于公司高层。在进入权理论的视野中，公司对一个部门、一个个人有权威是因为它答应与其共享剩余，也就是剩余更多地在全公司分享。剩余的“民主分配”使治理目标复杂化了，而且治理的重点也已移向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和防止潜在的内部人竞争对手的出现——获得进入权的内部人，尤其是处于较高层的人带走公司的关键资源（专业化人员、技术、管理风格、客户关系等），开办与之竞争的新公司。其次，进人权本身会引起治理问题，运用恰当，其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治理机制。进入权是分配权力的一种机制，公司通过出让部分权力，以使人力资本专业化并依赖于公司．。但是，如果进入权授予不当，或者代理人获得的权力过大，则可能导致内部人分化为竞争者。由此得出的推论是，有效的授权机制是互补性授权机制，这又为企业的科层组织结构提供了治理意义上的支持。
俄罗斯的现代企业制度虽然还处于建设和完善的阶段，但进人权理论所反映的产权关系也将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因而该理论在本文的讨论中会给我们提供某种前瞻性理论思维的背景。
七、企业所有权共享理论
与“进入权”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签约人都有权索取剩余”的观点相一致，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提出了股东一雇员共享企业的组织租金（剩余）的合作博弈模（Aoki，1980，1984）。
青木昌彦对以资本雇佣劳动为核心的新古典企业理论和劳动雇佣资本的企业理论都给予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的资本雇佣劳动企业和劳动雇佣资本企业都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企业就治理来说应该是介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在他的合作博弈模型中，企业不仅仅是资本家的企业，而是所有相关利益主体组成的一个团队。虽然团队中的各个利益主体不是利他主义者，但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特定企业组织的目的却是合作，在把馅饼做大的同时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大馅饼原则”（the max—pile rule）和“权重原则”（weighting rule）同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组成企业团队的成员必须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来考虑如何分配蛋糕，而不是简单地争夺既定的组织租金（剩余）。
青木昌彦认为，雇员们由于或多或少地掌握了特定企业所需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与股东们投入企业的物质资产相结合，可能给企业带来相对持久的组织租金（剩余）。所以，雇员们获得了或明或暗的和股东们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要求是分享企业的组织租金（剩余）。企业的管理者并不纯粹是股东的代理人，也不纯粹是雇员的代理人，而是股东和雇员之间的仲裁者或调停者。他的职能是估计股东和雇员双方的谈判能力，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剩余（组织租金）分享方案，确定相应的销售价格，制订企业增长计划，促使组织内谈判力量均衡的实现。至于股东，青木昌彦把他们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上投资于企业股票获取股票升值和期末红利。他认为，组织租金（剩余）在股东和雇员之间的分配比例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而谈判能力又取决于各自的“胆量”（the measure of boldness）。
很明显，这种理论来源于日本企业制度的实践，但这种理论对于解释俄罗斯的企业制度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苏联的企业制度安排
——国家就是企业
）第一节国家就是企业
在苏联，人们认为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国家成为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整个社会的分工就类似于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可以由国家有计划地来安排。在1917年八九月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作了极其重要而又简单乐观的论述。他说，“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佣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督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因此，各个企业相当于一个车间，一切经营活动由国家决定，企业仅仅是一个执行者。在前苏联经济生活中，就是这样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企业来对待、来管理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大企业。因此，我们在本论题下讨论的前苏联企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国民经济的国有工业经济。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在组织经济生活时往往只是一个抽象，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才是实实在在的主体。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说“国家”如何如何时，很可能是在说国家的某一届或某一级“政府”如何如何，而且，“政府”是由“部门”组成的，强调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家是法定的剩余索取权掌握者。即所有者企业家
国家是剩余索取者。从制度层面上看，国家以社会主义名义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主体内容。到1936年，在全国的生产基金中国家所有制成分占到90％；工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成分占97．3％。而且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国家的中央政府。
首先，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全国工业经济活动的资本所有者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基金（资本供给）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发展工业、运输、邮电、贸易（和农业）的拨款全部由中央政府的预算掌握，住宅和公用事业费用由加盟共和国预算承担，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由地方预算承担。其中新建项目的投资（资本供给）全部来自预算拨款；基层生产单位（所谓“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企业自有资金（包括折旧提成、利润留成、变卖闲置资产的收入等），二是预算拨款。由于自有资金非常少，基层生产单位较大的扩建、改建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国民经济拨款数量迅速增加，在预算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1923—1928年5年间，国家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拨款为73．8亿卢布，占预算总支出的33％：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拨款为538．6亿卢布，占总预算的60％；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拨款为1840亿卢布，占预算总支出的50％。在斯大林时期，国民经济拨款的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国家预算拨款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3以上。在国民经济拨款中，中央政府掌握80％，共和国和地方仅掌握20％。另外，根据1934年3月苏联中央银行委员会《关于工业、运输业和邮电业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拨款无偿性》的决议，各专业银行实际上变成了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无偿拨款的机构，国家（政府）作为资本供给者以无偿贷款为国民经济提供进一步的资本投入。
其次，国家（政府）是国民经济这个大企业的剩余索取者。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家（政府）主要以周转税和利润上缴的方式获得国家预算收入。其中上缴利润即是国民经济的剩余。按1931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国营工业的上缴率为计划利润的81％，国营商业为计划利润的84％。鉴于上缴率过高、过于机械，后来又改为有差别的上缴率，即视基建投资、流动资金的需要量和利润量的多少把“企业”（基层生产或销售单位）划分为三类并规定与之相对应的利润上缴率。第一类，需要增加的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超过利润的企业，上缴率为10％；第二类，不需增加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的企业，利润上缴率为81％；第三类，其他企业按基建投资额和流动资金的增长情况，上缴率为10％—81％。另外，超计划利润的50％上缴预算。从20纪世30年代起，由于工业的利润增加，利润上缴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1932年为5．3％；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6．3％；第三个五年计划头三年为10．4％；1949年约为9％。利润提成按“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由于大部分“企业”隶属于中央，因此绝大多数利润提成被划归中央预算。
二、国家是剩余控制权掌握者，即经营者企业家
苏联的国民经济（大企业）是由国家（其实是中央政府）掌握剩余控制权的，实行的是高度集中（或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和合同（契约）的不完全性质，使得决策活动成为企业经营中最主要和最经常的活动。在苏联的国民经济活动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通过部门）是剩余控制权掌握者，即经营决策的做出者，也就是职业企业家。
政府通过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构成的部门管理体系实施对国民经济的管理。1930年中央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只有5个，主管工业的中央机构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1941年苏联已有17个全联盟部和8个加盟共和国部，到1950年中央工业部门有进一步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国家委员会和主管部局有7个，分别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先进技术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国家银行、国家建设委员会；全联盟工业部19个，分别是：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站部、冶金工业部、航空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机床制造部、机器仪器制造部、运输机器制造部、兵器制造部、电子器材制造部、重工业工厂建筑工程部、机器制造部、建筑工程部、邮电用品制造部；联盟兼共和国工业部6个，分别是：轻工业部、鱼品工业部、肉类乳品工业部、食品工业部、木材及纸张制造部、建筑材料制造部。这些部门作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全权机关在党和政府委任的领导人的领导下通过指令性计划，以命令、决议和行政手段直接、全面地指挥和管理基层生产单位（“企业”）的一切活动，形成“中央政府的部一企业”或“中央政府的部一托拉斯一企业”的二级、三级管理体制。以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大部分“企业”在二级体制下直接受中央政府部的管理，而以冶金、燃料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另一些“企业”在三级体制下通过中间环节——托拉斯——来接受中央政府的部的管理。
三、经营者的手段：计划
苏联国民经济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一一政府主要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的，这种控制又是由政府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使用庞杂的计划指标、通过由中央政府到基层生产单位再回到中央政府的程序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的。
中央政府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它有一个中心、两个子系统。中心是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战后改名为苏联部长会议）直接领导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在1941年时设有53个局或相当于局级的单位。其中第一类是综合性计划局（如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基本建设局、财政局、劳动局、价格局、资源局、地区计划和企业配置局等），第二类是专业性计划局（如燃料局、电气化局、机器制造局、食品工业局、轻工业局、冶金局、有色金属冶金局、农业局、化学工业局、林业局、商品贸易局、文化局、对外贸易局、住宅公共事业局、保健局等），第三类是地区计划局（如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局、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局、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局、南部地区局、中央地区局、东南地区局、北部和西北地区局、西部地区局等）。同时，国家计委还向共和国、边区、省派遣自己的特派员。两个子系统是：第一，各级地区计委。它们是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市（区）三级的本地区计划委员会。第二，部门计划机构系统。中央政府各部都设有自己的计划机构，同时，各部所属的总管理局、企业也设有自己的计划处或计划科。国家计委一方面通过中央政府各部的计划机构系统指挥和控制成千上万的中央直属企业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级地区计委系统实际上指挥和控制着数量众多的地方工业企业。
四、“企业”——基层生产单位：大企业中的小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