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面对的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初始制度，在以后的变迁历程中，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发动改革（变迁）的力量都是苏联的中央政府、以党的领导人为核心的苏共中央领导机关。政府和中央机关作为推动变迁的主体，无疑是有效的，它几乎可以支配约束条件下的一切资源。所以，多数情况下，党和领导人的意志的贯彻是与党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兼容的。党和领导人在这里就是所谓的“企业家”。创新，无论其结果是重生还是毁灭，都是“企业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面对不确定性时必须从事的工作。“企业家”的任务就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和发现“市场”、评价“产品”、从事“管理活动”。当然，“企业家”是借助于特定的知识来完成其“任务”的。就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来说，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是被作为一个“大企业”来安排的，所以，国家领导人（很多时候，国家领导人与党的领导人是同一个人）及其所领导的决策集团就成为由做出决策、决断的“企业家”组成的有效组织，成为发起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赫鲁晓夫1957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做的题为《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导致全会做出相应的决议，从而发起了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革；1965年9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全面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定，10月4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而发起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确定实现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随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制定十个改革的决议，才在苏联又一次发起了全面的、根本的改革。苏联的基本制度没有为其他主体提供成为企业制度变迁主体的可能。
那么，苏联企业制度变迁的“源泉”是什么呢？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包括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与交易过程，它是通过复杂规则、标准和措施的边际调整实现的。制度变迁的“源泉”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等；影响人们偏好的因素很多，如人均国民收入、历史文化传统、信息成本的变化和相对价格的变化等等。当然，并不是有了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制度变迁就一定会发生，它们只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变迁的发生还取决于变迁的主体能够从变迁中获得大于成本的预期收益（外部利润）。如果处在一种制度均衡的状态（没有人能从变迁中获得好处），变迁则不会发生。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的源泉，赫鲁晓夫时期主要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这是因为，传统经济体制，在斯大林时期以部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为特征得以完成，但由于部门管理体制的过度发展，使国民经济被分割于部门壁垒之间，效率不高，这使地区及地区管理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了很高的预期价值，起码在决策者赫鲁晓夫那里是这样。地区管理体制的预期收益在赫鲁晓夫那里远远超过了现存的部门体制。于是，制度变迁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变迁“源泉”可能比较复杂。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经济行政区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体制执行的结果，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地方主义泛滥和地区分割及其危害，让人们又一次“发现”了部门管理体制的价值，使人们重新看好部门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变迁的源泉即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又是偏好的变化。另一方面，以利别尔曼的观点为代表的对部门管理体制的新认识也使决策者对体制内高度集权和扩大基层生产单位（“企业”）的经营权的相对重要性有了新的评价，在继续高度集权还是给基层生产单位适当的经营权的抉择上，历史的经验、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的某种程度的转移，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制度变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源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企业制度变迁的源泉就更加复杂了。传统体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的运行，使人们能够比较充分地认识和评价它，人们对它的局限性认识得更充分了，由此人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制度竞争压力增大了：战后的科技革命和西方的发展，使苏联有可能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已经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制度竞争及其结果表明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的“相对价格”下降了。“全面改革”和“根本改革”的变迁成为理性的选择。
二、制度竞争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当人们考察制度变迁时，往往把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那么，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问题在这里变得复杂起来。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的分析，一般都是以一种基本制度为制度环境来分析该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的边际调整，表现为制度安排的演进。而苏联的企业制度安排及其变迁有它的特殊之处。一方面，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国家的中央政府经营管理着这个大企业，一切变迁性的调整，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那么，它的制度环境是什么呢？这种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显然根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类似关系。事实上，苏联企业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存在的制度（无论是基本制度还是企业制度安排）都与苏联的制度根本不同，苏联的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在这种制度竞争中，从最初的敌视、包围、战争威胁，到希特勒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再到战后的冷战和军备竞赛，生存还是死亡，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前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在制度竞争的环境中肯定地说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三个时期的变迁都可以说是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为了获得预期的外部利润（潜在收益）而自觉进行的变迁。当然，如果我们从前苏联一国范围内来看问题，表面上每次改革都是国家（苏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发布法令和决定从而展开改革的，似乎这是强制性变迁。其实，在国家就是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安排下，决策主体就是国家（中央政府、苏共中央及其领导集团和领导人），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管理机构直至基层生产单位都不具有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的性质和特点，它们最多只是变迁和创新决策的执行者和期望从变迁（创新）中分享一部分收益的第二行动集团。试想那些没有财产权、没有选择自由的机构和个体除了执行来自上级的决定和命令另加有所期待以外，还能有别的作为吗？所以，以国家（政府、领导人）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变迁（创新），无论是从制度竞争还是从一国范围内的变迁来看，都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制度环境不变条件下的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中的所谓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它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环境中，宪法和法律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企业制度的变迁一直是在制度环境（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这虽然符合制度经济学分析的一般原则，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苏联的企业制度环境（基本制度）——国家所有制，由国家（中央政府）高度集中地管理和控制着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真的就无懈可击、不可更改吗？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我们下文的内容。让我们先来讨论这种基本制度为什么没有被从根本上触及。
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及其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作为一系列规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的。非正式约束（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由对正式约束的扩展、细化和限制，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组成，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都是它的重要成分。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蕴含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意识形态还有可能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正式约束（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在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互关系。从变革的速度看，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约束的改变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制度的可移植性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国移植到另一国的，而且制度移植是不需支付代价的，但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制度）则由于饱含着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差。从制度的效用看，正式约束只有同非正式约束相容，其效用才能得到发挥，效用发挥的程度与相容的程度成正比。在苏联，尽管人们反复地对其企业制度安排做出调整，但往往只是正式约束上的调整与变迁，而在非正式约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到解体前夕的漫长时期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变化。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关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等等问题的认识，虽然时有讨论，但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党的全面领导背景下，对党的领导人的一浪接一浪的个人崇拜长期存在。这都使正式的制度变迁受到了正向或反向的影响。传统的认识使每次正式约束的变迁在速度和效果两方面受到弱化；而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虽然使由领导人倡导和发动的正式约束的变迁容易得到贯彻执行，但它也会放大领导人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和失误，而且这种现象还会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和由其发动的改革的继起和反复而反复。
五、制度竞争与国家（中央政府）管理经济
制度竞争，使国家（中央政府）管理经济而且是全面地高度集中地指令性地管理国民经济成为无可选择的选择。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认为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它并不像预言的那样与众多的兄弟国家一同诞生，它独自一个诞生并生存在敌对制度国家的包围与威胁之中，而且它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苏联的生存和发展实质上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对抗与竞争。苏联只能以国家的名义掌握所有的资源，用强制性的计划和命令高度集中地控制和指挥国家的经济活动，以生产保卫自己的优越制度的钢铁和武器。虽然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军备竞赛和人民日常消费品的长期匮乏。为了在制度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控制资源、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高度集中地组织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苏联的传统体制有其存在的制度竞争的依据。
六、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
苏联的基本制度之所以长期未被触动，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它是有效的，而对这种制度的信心一方面来自对理论的信仰，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有限的经验证据。这种经验证据是这种制度产生的成果：工业化的实现使苏联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强大，是俄罗斯民族最好的时期；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危机不同，苏联的经济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蓬勃的生机（1929—1932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1．2倍，年均增长19．2％；国民收入增长82．4％，年均增长16．2％。）；紧接着这种制度又在二次大战中经受住了考验。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印象：这一制度是先进的、有效率的，这种印象在相当的程度上把这种制度应付生存危机的有效性普遍化、神圣化了。尤其在苏联领导人中形成了一种一切胜利都是这种制度的胜利，这种制度是有优越性的制度的强烈信念，使他们有了一种以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如布拉格之春）维护这种制度的本能。
七、路径依赖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Ⅱ认为，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率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不来什么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知识。结果只会导致不佳的增长实绩并使其保持下去。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制度变迁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是利益因素。一旦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这种情况，在前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有所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庞大的官僚机构成为改革的阻力和保守势力的堡垒，大大小小的、老化甚至腐败的官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保障和稳定，只“完善”，不“改革”，只“修补”，不“创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传统的利益格局，保守的干部队伍和传统的工作方式，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度部署完全落空，使改革的安排被扭曲。比如1988年正式推行国家订货制度，但不少的部和主管机关超出国家规定的订货比例，订货额竞高达企业生产能力的80％—90％，使企业的自主权基本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