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白诗，真正是有真感情、真直觉、真体验。严羽尝形容最直截了当地评论诗歌为“取心肝刽子手”（《答吴武陵论诗书》）；任华的“奔逸气”三字，堪当此意。“奔逸气”就是奔逸之气势或气势之奔逸。按之任华诗，奔逸之气势能“沁人心脾，惊人魂魄”，可以使昏睡之人感愤而“欺然起攘臂”。“醉中操纸”“兴来走笔”都是创作处于亢奋状态下的体现，是形成奔逸气势的主观因素。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可以从创作方法、创作风格以及诗歌语言诸方面予以概括，但唯有奔逸气势最足以概括其艺术特色，也最能与“盛唐气象”中的“神来、气来、情来”相契合。奔逸气势不但形象地反映了李白艺术修养的才气，反映了李白节操品格的气节、宏大抱负的气骨和他心雄万夫、视王侯如草芥的傲气，尤其反映了李白诗歌奔泻流畅的动感和读者既读之后强烈的振奋感。奔者，奔放不歇也；逸者，飘然不群也。奔逸是气的外在体现，而气（势）是奔逸的内在力源。袁行霈先生论李白诗歌，以为：“李白乃是以气夺人”，“李白的诗以气胜”，“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颇与任华“奔逸气”相近，可以视为是对任华“奔逸气”的精彩阐释。
奔逸之气在李白诗歌中的体现，最突出的两点体现是感情抒发的流畅动荡和透彻明白。感情抒发的流畅动荡就是绝不生涩，绝不窒碍。读李白的诗，读者的感觉犹如水之由高处泻下，一日千里，滔滔汩汩，奔流不止：又如万斛泉源，潺潺湲湲，永无竭止。有些诗，如《宣州谢胱楼别校书叔云》，中间作了数次大的转换跌宕，甚至形成诗歌意脉的隔断和空白，但依然使人有喷口而出、鼓荡而下的感觉。李白最能使人感受到流畅动荡的诗，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题材则以政治抒情诗和山水诗最为突出。其实李白的诗，无论何体裁，无论何题材，大率如此。如其五律《听蜀僧溶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从僧人抱琴下峨眉到弹奏一曲《风入松》毕，仿佛列子御风一般，只是一瞬间事。为了追求诗歌的流动快捷，虽是律体，却几乎将律体按古体写，丝毫感觉不到格律的束缚。钟惺评此诗“飘然不群”（《唐诗归》），《唐宋诗醇》评此诗“累累如贯珠”，施补华评此诗“清空一气”（《岘佣说诗》），都是指其流畅动荡。严羽《评李太白诗》尝云：“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胸口所喷的自然是李白胸中所有。李白尝借其从弟李令问之口形容其诗云：“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因拊掌大笑，扬眉当之。”（《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令问之淮南序》）可见李白诗歌的流动快捷，是他对诗歌审美有意识地追求。“胸口一喷”又指李白的诗多即兴印情之作，选用意象也多印事即景，较少用典使事，因为用典使事容易使诗歌气脉停滞，用典稍僻更容易使诗歌生涩。但李白也不是绝对的不用典使事，有个别诗，如《梁甫吟》后半，用典使事几乎到了后人说的“堆垛”的程度，然而沈德潜评此诗云：“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以气胜也。”（《唐诗别裁》）为什么“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呢？原因在于这些典故皆在诗人郁勃不平的气的推动驱使之下。像这样“拉杂使事”，让他人为之，恐怕要不胜其拖泥带水了。
感情抒发的透彻明白就是将自己的感情透彻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将自己原本朗然明白的感情（悒郁的，愤怒难抑的，愉悦的，狂放不羁的）透彻明白地表达出来。此与诗歌意境讲求含蓄蕴藉同中有异。“诗贵含蓄”，但又“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意贵透彻”很接近孔子所说的“辞达”。“辞达”是古人对文章的最低要求，然而透彻的表达又何尝不是文章的最高要求？苏轼云：“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虔伴俞括奏议书》）诗歌的“辞达”不同于文，因为诗歌多借助比兴、象征、寄托等手段，但铺写事态、描摹物像、形容山水风光等也是诗歌的必不可少成分，透彻地表达仍然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兴、象征、寄托等手段都是为透彻地表达服务的，如《早发白帝城》，将诗人被赦后放舟大江之顷欣喜之极的心情抒写得淋漓尽致，就是将铺写、描摹、形容和比兴、象征浑然结合成功的典范。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主要是抒写个人与社会、与世俗的种种不和谐，并旁及对腐败、黑暗政治的强烈批判。李白调动了诸如衬托、对比、夸张、用典、比喻等多种手段，以切深往复之词写自己的“傲岸不谐”，一之不足而再，再之不足而三，狮子搏兔一般，将个人的愤怒不平和社会、世俗的不能相容，予以透彻表达，极尽淋漓尽致之能事而不觉其繁，极尽往复回环之能事而不觉其冗。此亦纯以气胜故也。
韩愈尝言：“穷苦之言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荆潭唱和诗序》）愉悦的感情难以透彻明白地表达，是古人关于写作“难、易”的经验之谈。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所以被称为是他“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原因即在于此。李白是极能工“欢愉之辞”的，如下面几首李白表达愉悦感情、历来不为人十分留意的诗：
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寝枕。（《友人会宿》）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
鲁酒如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双鳃呀呷髻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筋一餐饱。醉着金鞍上马归。（《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
一写友人会宿，一写夏日山中纳凉浑身清爽。一写鱼肥肉鲜口腹之享，都做到了淋漓尽致的透彻。前二首篇幅虽然短小，然而渲染愉悦感受，也居然达到了辞无剩意的地步。
至此，可以进一步讨论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关系。盛唐气象既是盛唐诗人在诗歌审美方面的共同追求，则盛唐气象——盛唐诗歌艺术的总风貌就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种。严羽忽而说盛唐诗在于“妙悟”。忽而说在于“兴趣”，又忽而说太白诗“飘逸”，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用殷瑶“声律、风骨”兼备概括盛唐气象之所在，即因为“声律、风骨”既具概括性，又具包容性：包容了“声律、风骨”两个方面。盛唐诗人，按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二十四位诗人（杜甫不在其中）而言，在“声律、风骨”两方面，都有兼备之作，又各有主要的追求，各有重要的成就，如王维、孟浩然、常建、王昌龄、储光羲、崔国辅等稍偏重于声律，李白、高适、岑参、李颀等诗人则稍偏重于风骨。李阳冰《草堂集序》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就是着眼于风骨而言的。
但是，盛唐诸公，其诗歌能达到殷璠界定的盛唐诗艺术最高境界“神来、气来、情来”者，不过二三人而已，而李白居其一。故李阳冰谓李白：“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殷瑶品藻李白亦云：“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在盛唐诸人中，既是独步第一。但又是孤独的。可以说，有李白诗歌在，则有盛唐气象在；无李白诗歌，则几乎无盛唐气象可言。韩愈诗云：“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听颖师弹琴》）在盛唐诗人的大合唱中。李白就是那只引吭高唱而又孤独的凤凰。
本书编选李白诗230题，270首左右。分编年、不编年两部分排列。不编年部分，又按诗体分为五古、七古（七言歌行）、五七律、五七绝、乐府几个部分。李白诗歌的编年，仍然是李白研究的重要课题，争议也比较多；对于李白寄托很深的乐府诗的作年，争议尤其多。为李白诗歌编年，我以为有宽、严之分。所谓严，就是比较严格地按照诗中反映出来的人物、事件、时间确定其作年；所谓宽，就是根据诗中诗人细微的情绪变化、诗歌创作艺术的某些规律等因素判定其“可能”作于哪一年。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过由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1990年12月巴蜀书社出版）的写作。这是国内第一部李白全集的编年本，所采取的编年方法即“宽”的方法。对李白诗文尽可能多地予以编年，是当时参编此书的各位编者较为强烈的愿望之一。其所以如此，我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这样表述说：“要完整而不是支离地了解诗人行踪、生平、交游及当时故实，要系统而不是零散地了解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颓落的原因，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了解诗人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以至老成的轨迹，最好的编集方法自然是编年集。”至于具体编年的方法，《后记》中说：“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的体会和作法是：既要有考订者微观的目光，还要有评论者宏观的目光，再加上艺术鉴赏者的目光。以微观考订其作品中的人、时、地、事，以宏观考察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情绪抒发的规律，复以鉴赏明其艺术风格形成的阶段。将考证、评论、鉴赏的方法结合起来，大面积地解决李白诗文系年始有可能。”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和作法都不错，《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李白诗文编年方面的诸多创获，在学术界及读者中有普遍好评。本书所选李诗，编年部分大致依据该书，不同的是，将李白一部分寄托较深的诗、特别是乐府诗归在了不编年部分，即采取了较为“严”的编年方法。例如《静夜思》，《编年注释》依据诗中的情绪编在开元十五年李白出蜀一年以后；同样的道理，《蜀道难》编在开元十八年李白一入长安之际，《远别离》编在天宝十二载，《古风》其十七（“西上莲花山”）编在天宝十五载（肃宗至德元载），现在却都归于不编年部分。我的理解是：宽有宽的好处：可以使读者完整地、系统地、全面地了解诗人的行踪和思想，对初学者尤其如此；严也有严的益处：学术更规范，可以给读者留有较广阔的思索和研究的空间。如何处理宽与严，本书也作了一些“补救”：凡原先“宽”编年而现在“严”不编年的诗，在“点评”中都略有交代，如《古风》其十七（“西上莲花山”）“点评”云：“从末二句可知作于安史乱初起时”；《远别离》“点评”云：“约作于天宝后期安史乱起前”。庶几可以兼顾。
不编年部分按诗体（五古、七古、五七律及五七绝等）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对李白“众体兼长”的特点有所了解。或云：李白七律殊少，恐不能说“众体兼长”。李白七律一体殊少并非李白不长于七律，实在是因为七律一体在盛唐时期普遍地不为诗家所看重的缘故。七律与五律一样，皆定型于初唐。初唐七律作者达五十余人，今存七律却仅百余首。可见初唐诗人之为七律，不过偶一“试手”而已，远未投入全力。至盛唐，七律仍旧不被诗人看重，如孟浩然、常建、储光羲、王之涣等皆无七律，祖咏仅一首，崔颢、李颀、高适、岑参皆在10首以下。王维较多，12首。杜甫的七律最多。近200首，但杜甫的七律十之八九作于安史乱后，又主要作于李白卒后的代宗永泰、大历时期。李白七律共8首。相较杜甫以外的盛唐诗人不为太少。七律以外，李白于五古功力殊深，不让王（维）、杜诸大家；七古，尤其是七言歌行，堪称盛唐独步，王、李（颀）、杜、岑，差可与李白比肩而已。七言绝句，唯王昌龄与李白之作被誉为“神品”（王世贞《艺苑卮言》）。至于乐府诗，李白几乎无题不拟，其寄托之遥深，达到了“窈冥倘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王世贞《艺苑卮言》）的地步，不但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所以本书在常规的分体之外，特立乐府诗一类。不编年诗分体编排，可以方便读者领会李白的“众体兼长”，在此基础上又可领略他各体诗歌的艺术造诣。李白乐府诗，若再按诗体分，有五七言（或杂言）古，有绝句，有五律，一些乐府小诗，如《静夜思》、《玉阶怨》，本书编在绝句类；个别入律的乐府诗，如《塞下曲》，本书编在五律类，有些“自乱体例”，实出于不得已，请读者谅之。
本书所选李白诗，文字悉依清王琦《李太白文集》，偶有异文，参酌其他版本，择善而从，不再一一注明。感谢三秦出版社使我有再读李太白的机会。书中若有错误，恳请方家赐教。
阎琦 丁亥年端午节前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