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并将出宫女子取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办川楚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向外廷人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内，奎舒秦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强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惫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亭殿，开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伊家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大块真宝石不记其数，且有内务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夹壁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京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赀本又有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上述20条罪状，归纳起来可分为几个方面：对太上皇不恭(罪二，罪三，罪四，罪六，罪七)；擅权(罪八，罪九，罪十，罪十二)；隐匿家产，赃私累累(罪十七，罪十八)；与民争利(罪十九)；纵容家人刘全勒索(罪二十)；泄露立储机密，邀拥戴之功（罪一)；延误汇报军情(罪五)。20多年来，乾隆视和珅为心腹。对嘉庆来说，最难办的是要把和珅同乾隆分隔开来，既要投鼠又要忌器。于是嘉庆一方面将和珅的罪行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肯定太上皇的文治武功。因此，嘉庆在为乾隆上庙号时，就极尽颂扬，“十全纪绩，武功之极而无外也”，“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至于和珅长期得到乾隆重用的责任，嘉庆则归之于臣下不能及时对和珅进行弹劾。他在正月十一论及和珅罪行时，曾有如下一段妙论：
“和珅如此丧心昧良，目无君上，贻误军国重务，弄权舞弊，僭妄不法，而贪婪无厌，蠹国肥家，犹其罪之小者，实属辜负皇考厚恩。设数年来，廷臣中有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而竟无一人奏及者，在诸臣自以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箝口结舌，皆朕所深知。”
嘉庆此论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乾隆五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曹锡宝曾参劾和珅家奴刘全“服用奢侈”，车马宅第违制，并明确指出“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谣撞骗，焉能如此”！曹锡宝奏疏的矛头已然直指和珅，但由于乾隆的庇护，和珅依然位极人臣，他的家仆刘全也依然逍遥法外，受到革职留任处分的恰恰是进言者曹锡宝，这就是所谓的乾隆的“圣断”。此案发生时，嘉庆已过而立之年，不该健忘至此，更何况嘉庆在诛和珅之后，还特意对唯一敢于参劾和珅的曹锡宝予以表彰。显而易见，不是无人弹劾和珅，而是乾隆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因此，嘉庆以臣下不能揭露和珅的罪行来为乾隆倚重和珅作辩解，结果是欲盖弥彰。
正月十六，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员遵旨对和珅、福长安拟定处理意见，经议作出“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正法”的判决，并把议处送至御前。大学士九卿的拟处，显然是迎合嘉庆的情绪，但嘉庆在作最终判决时不能不考虑列祖列宗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量刑尺度。嘉庆治罪和珅的主要是贻误军机，按以往惯例，对贻误军机最重的处罚是处以死刑，如讷亲、张广泗、杨应琚、柴大纪等；而像常青、孙士毅等几乎没受到惩罚。如果按照专权擅政治罪和珅，顺治在治罪多尔衮党羽时只对何洛会一人凌迟处死(何洛会原本是顺治之兄肃亲王豪格下属，陷害豪格致死，在豪格死后又鼓动多尔衮杀害豪格诸子)；康熙在计擒鳌拜后，念其以往赫赫战功只是将其幽禁；雍正即位后，对恃拥立之功而自傲的隆科多与年羹尧，一予幽禁，一赐自尽。如果按照贪污受贿惩治和珅，最重也只能斩立决。虽然从情感上说，嘉庆恨不得立即将和珅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但从律例上权衡，嘉庆又不能不有所顾虑。
正当嘉庆举棋不定之际，十公主入宫求见。十公主是乾隆所有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生于乾隆四十年，比嘉庆小15岁。十公主长得最像乾隆，办事果断，深得父皇喜爱。乾隆早年最钟爱的孩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二子与皇七子，而其晚年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十公主。如果十公主是男儿身，嘉庆的皇太子地位也就保不住了。十公主是个有主见的人，从来说一不二，众皇兄都得让她三分。她此次入宫，正是为了和珅的判决而来，无论如何也要恳请皇兄赏和珅一个全尸。她很清楚，大行太上皇尸骨未寒，这是嘉庆必须顾及的，乾隆刚刚去世，他所任用的首辅大臣就被处以极刑，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皇帝总还要顾及国体。
经过两夜一天的推敲，嘉庆终于在正月十八下达赐和珅自尽的命令，谕令如下：
“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情罪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律凌迟，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于一二年后办理，断难宽其一线，唯现当皇考大事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固为情真罪当，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丧心昧良，不齿人类，原难援‘八议’量从末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朕为国体起见，非为和珅也。”
由于对和珅已经减等，对福长安的处理“亦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在赐和珅自尽时，要“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但是到了秋后，并未将福长安处决，而是将其开释，令其以员外郎衔前往乾隆的陵寝裕陵充当供奉茶水的执事。此后不久，又发还其部分家产，只是那被削去的侯爵则不可能失而复得了。为了加官晋爵，福长安不惜以椒房懿戚去巴结奉迎和珅，结果却得不偿失，成为世人的笑柄。
和珅自入狱就已经预感到余生无几，虽然他以前总喜欢谈禅说道，直到身陷囹圄才悟出乾隆帝同他相遇是一种缘份，既然乾隆的阳寿已尽，他也只能追随大行太上皇于地下。于是他便提笔写了一首任世人猜测的绝命诗：
五十年前梦幻身，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
正月十八日，赐和珅自尽，他的这首绝命诗是在衣带间发现的。当时正在中国的朝鲜使者在向本国汇报时，曾提到过这首诗，朝鲜《李朝实录》也收录了这首诗。这首诗颇令人费解，尤其是第一句“五十年前梦幻身”及第四句“记取香魂是后身，”笔者以为应从和珅信佛、笃信佛教的轮回之说入手，因为在和珅的诗中不乏此类诗句。至于第三句“他时睢口安澜日”，讲的是嘉庆三年八月黄河在河南睢州决口一事，和珅入狱时尚未合龙，故和珅认为待睢口合龙时自己已投胎转世。和珅在悼念幼子时就写过“灵爽若知念生切，或逾岁月再生还”。所谓再生还，即指转世投胎，和珅相信在20年后，自己或许又是一条好汉！
不过，贻误军机的和珅虽然被处死，白莲教起义却并不因和珅之死而立见收功。直到嘉庆五年十二月，皇帝在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白莲教起义声势之浩大，担心“似此辗转奔逐，年复一年，何时始能剿尽”？
因此，和珅之死，“贻误军机”只是嘉庆迫不及待地处死和珅的借口，因为和珅的存在影响到了嘉庆体系的建立，用嘉庆的话说，就是“因其囊国殃民，专擅狂妄”。
被嘉庆列为党附和珅的官员有：福长安、和琳、伊江阿、苏凌阿、吴省钦、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而从严处置的只有福长安、和琳、伊江阿。
在和珅党羽中最主要的是福长安。在乾隆逝后，福长安同和珅一样被任命为治丧的主要人员，而且同和珅一起被软禁在大行太上皇的停柩之殿，一块锒铛入狱，真称得上是一对政治上的难兄难弟(按辈分，和珅是乾隆的儿女亲家，福长安是乾隆的内侄)。
嘉庆在颁布和珅二十大罪状的同时，也在上谕中提及福长安：
“至福长安，祖父叔侄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其在军机处行走，与和珅朝夕聚处，凡和珅贪黩营私，种种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皇考重恩，常有独对之时，若果将和珅纵恣藐法各款，据实直陈，较之他人举劾，更为确凿有据。皇考必将和珅从重治罪正法，如从前办讷亲之案，何尝稍有宽纵，岂尚任其贻误军国要务一至于此！即谓皇考高年，不敢仰烦圣虑，亦应在朕前据实直陈，乃三年中，并未将和珅罪迹奏及，是扶同徇隐情弊显然。如果福长安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断不肯将伊一并革职拿问。现在查抄伊家赀物，虽不及和珅之金银珠宝数逾千万，但已非伊家之所应有，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
指责福长安未向嘉庆揭发和珅罪行，并非全无道理，但有一点需指出的是，在乾隆训政的三年，嘉庆尊称和珅为相公，凡有事向太上皇奏报，都要请和珅代转。当嘉庆身边的人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时，皇帝还解释道：“朕方依靠相公治理同事，哪能轻视薄待他呢！”嘉庆表面上尊重和珅是出于韬晦，福长安又焉能悟出其中的奥妙？
和琳身为和珅胞弟虽已去世三年，亦被革掉公爵，从配享的太庙中撤出牌位。在嘉庆看来，和琳罪状主要为两点：一是“听受和珅指使”，“参奏福康安木植一案”，“为倾陷福康安之计”；二是“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是和琳于苗匪一案有罪无功”。
山东巡抚伊江阿之所以被皇帝点名，是因为他得悉太上皇龙驭上宾时，竟然致书和珅劝其节哀，而在给皇帝的请安折中却没有任何“慰唁”，只是“将寻常地方事件陈秦”。对于伊江阿这种违背常理的反常做法，嘉庆大为恼火，在正月十三下达的上谕中痛斥道：
“伊江阿身为满洲，现任巡抚，又系大学士永贵之子，且曾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事者可比，乃竟如此心存漠视，转于和珅慰问殷勤，可见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不知有朕，唯知有和珅一人，负恩昧良，莫此为甚！”
于是伊江阿被革职。
嘉庆在处决和珅的第二天，即发布上谕，明确表示“此案业经办结”，鉴于“和珅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者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亦非罚不及众之义。”嘉庆再次重申，“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为其罪之小者，是立即办理，刻不容待”，“不肯别有株连，唯在儆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席心存疑惧。”因而对于上谕中点名的吴省兰、苏凌阿、李潢、李光云等也都网开一面。
在这里尤需一提的是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吴省钦即把曹锡宝疏劾刘全一事向和珅告密者，吴省兰系其弟。吴氏兄弟早年科场及第，又以文采出众闻名。吴省兰从乾隆二十八年起在咸安宫官学任教习，曾是和珅的老师。孰料在和珅发迹之后，吴氏兄弟反而向和珅执弟子礼，趋炎附势之态令人作呕。嘉庆四年，吴省钦已经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位居台长，和珅被逮之后，“伊自揣系和珅私人”，“恐被人列款弹劾”，抢先奏请回原籍养老，皇帝怒其“避重就轻”，“着即照部议革职，回籍”。
吴省兰曾任翰林院侍讲、礼部侍郎、浙江学政等职，还长期兼记注官及南书房行走。嘉庆嗣位后，和珅推荐吴省兰给皇帝誊录御制诗，以便能及时了解新君的喜怒。早已洞悉和珅用心的嘉庆则颇为谨慎，仅写一些祈祷风调雨顺、追述列祖列宗功业以及平定白莲教的诗，使得和珅根本无从了解嘉庆的真实想法。吴省兰在和珅案发前已经担任浙江学政，嘉庆念及他在浙江任内并无劣迹，只免去学政，降为编修。至于“两耳重听”的苏凌阿与正患痰疾的李光云，俱令以原品致仕。
嘉庆之所以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了结和珅一案，主要还是为了集中全力对付方兴未艾的白莲教起义。和珅既死，其家产自然罚没归公。
那么，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呢？和珅家产被籍没后，抄出了大量动产与不动产。此事轰动了朝野上下，成为震惊中外的头号新闻，也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和珅家财巨富，是清朝任何官吏所不能相比的。朝鲜使臣就曾说：“阁老和珅权势隆盛。则天子亦不足贵。”以至他家的财产使皇子与王公贵胄们都为之羡慕、倾倒和垂涎；甚至有的皇子认为如果要能得到和珅家那么多财产，比当皇帝还要得意，因为他知道皇帝这个宝座，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的，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能得到和珅家财了。和珅家产被籍没后，民间就广为流传说其家财达八亿两白银，而且这些说法被民国以来的某些史家所承认。甚至有人说：和珅家财“凡109号。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连同其他财产，“估计不少于8亿两黄金”。果真如此吗？很值得考证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