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身体自幼康健，几乎没生过大病，只是在73岁时因“气滞”发作而未能亲去地坛祭地。退居太上之后，他除了记忆力衰退、口齿不清外，从外表上并不显得衰老。嘉庆时期的盛大庆典，太上皇都要亲自参加，元旦还要到太和殿接受皇帝以及王公大臣的朝贺；正月十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三次设宴招待前来朝贺元旦的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外藩使节。朝鲜使节金文淳对乾隆在去世前一年的元旦接见就有如下记载：
第一次赐宴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前的蒙古包进行，“太上皇乘黄屋小轿而出”，“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座前跪，太上皇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迄，太上皇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行。”
第二次赐宴在正大光明殿，太上皇在宴会结束后，“出御‘山高水长’”观看在那里表演的摔跤、西洋秋千以及施放的烟火。
第三次赐宴在“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已过之意，传于国王可也。’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去。宦侍手招通官(即翻译)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之内，从后门出，逶迤数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船上，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此时日已昏黑，而无炬火，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臣等乘小舟从行。”88岁高龄的乾隆，在春寒料峭的岁首，尚有如此高的游兴，其身体康健可见一斑。
嘉庆三年十月，朝廷已经着手为太上皇筹备九十大寿，总负责人就是和珅。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自从进入嘉庆三年，天象屡屡出现异常，包括和珅在内的清廷高级官员都预感到要发生天崩地坼的大变故。尽管太上皇未被病魔纠缠，毕竟年事已高，其生命之火随时都可能被乍起之风吹灭。对此，和珅不能不防。虽然经历丧子、丧弟、丧孙、丧妻等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和珅仍然要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乾隆面前，既要充当太上皇的代言人，又要对太上皇的保健提出委婉的建议。
人步入老年就容易变得固执，更何况像乾隆这样一位乾纲独断的太上皇！乾隆已经习惯事必躬亲，为了不让太上皇过于焦虑，和珅就报喜不报忧，以致乾隆始终认为“教匪将届扑灭”。嘉庆三年八月，当乾隆得悉四川总督勒保所谓生擒王三槐的不真实的奏报后(其实王三槐是到清营投降)，误以为扫平白莲教“势同摧枯拉朽，不日全司荡平”，“而朕于武功十全(乾隆自定的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为二，合为十”)之外，又复亲见扫除氛浸，成此巨功。”
乾隆对自己的身体相当自信，虽然在嘉庆三年冬至以后他就被风寒所侵，有时竟至情不自禁地呻吟，甚或神志昏迷；尽管从嘉庆皇帝到和珅、福长安等近臣都竭力劝他节劳静养，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平定白莲教牵动他的心，除夕设在重华宫的筵宴以及元旦的朝贺大典他也要参加，外藩使臣他还要接见。一连几天的劳累，竟然使乾隆兴奋不已，到大年初二他还提笔写下五律《望捷》一首，以至于许多人都以为太上皇龙体无恙了。
正当和珅为太上皇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感到由衷的欣慰时，恰恰是死神一步步向乾隆逼近之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下午，太上皇突然病情急剧恶化，任何汤剂都无济于事。时至傍晚，临御64年的乾隆昏迷不醒。虽然他的心脏依旧在顽强地跳动，他的生命还未最后终结，但对于一位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不能再行使九五之尊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辰时，统治清王朝长达64年的太上皇乾隆在乾清宫晏驾，终年89岁。然而，当时白莲教仍然转战川、楚、陕等省，乾隆带着望捷不至的无限遗憾撒手而去，“眼睁睁把万事全抛”，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也因之寿终正寝。
在乾隆去世的当天，太上皇遗诏颁布。据说这份遗诏出自和珅之手，和珅作为乾隆晚期政策的执行者，对乾隆近64年施政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全面总结。据实录所载，乾隆遗诰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朕唯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行事之诚，与天地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乎天心，诚知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也。
朕仰荷上苍眷佑，列圣贻谋，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静思人主之德，唯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堙，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
爰于丙辰元旦，亲授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之地。是以传位之后，仍日亲训政。益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唯不忍，亦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夥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一刻弛也……
朕体之素强，从无疾病，上年气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旦犹御乾清官受贺。日来饮食日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
在发布遗诰的同时，嘉庆任命和珅、福长安以及其他王公大臣主持太上皇的丧葬仪式，而且以和珅居于首位，这的确给人一种一切都按照乾隆生前意志安排的假象。然而，时过一天，就风云突变。
就在遗诰颁布的第二天，嘉庆突然下达了一份措词严厉的谕旨，对三年来太上皇主持大政的时期所存在的问题予以揭露。兹录于下：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民乱，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
太上皇之在位，英明仁慈，对于群臣，恩德并施，非仅本朝感戴，即远居外域荒芜蛮邦，亦莫不恩沐雨露，而欢欣称颂也。但太上皇遐龄即高，仁慈益甚，如文臣将士，稍着绩，立与封赏。即偶或兵败失机，亦不重惩，唯去职留任而已。设能带罪立功，则前咎且不问，仍与复职，并加优奖，足证太上皇仁慈，待遇臣僚之恩洪惠深，可谓至极！
讵内外文武，不能体上皇之怀柔，反通同为弊，出征之师以负言胜，略一挫敌，则历陈功绩，冀膺上赏，其心已不可问，而况丧师辱国，罪岂尚可逭乎！久之内外蒙蔽，上下欺隐，匪乱屡作，殃及良民。武政之废，将士骄惰；有太上皇近臣，为之缓颊，日复一日，几目朝廷之法律犹同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在！威信奚在！
且查历年兵部军糈一项，动辄巨万，究之事实，则执权者从而吞没，辗转盘剥，迨及士卒。只十分之一二，则国家坐耗巨饷非养兵也，乃为权臣谋耳。试问兵奚能强？战焉可克？盖国之强弱，与武政相关，甚为重要，今疏忽如此，后将何堪！是以特着各部院大臣着买查办，以修武政，而安天下。
嘉庆的这道上谕，令和珅心惊肉跳。在和珅看来，当今皇帝上谕中所抨击的“上皇近臣，为之缓颊”，“皆执权者而吞没，辗转谋利”，其中的“近臣”、“执权者”，显然就是指和珅了。
与此同时，嘉庆还下令免去和珅的军机大臣及九门提督(掌握维护京师治安的军队)，令其与福长安昼夜守候在停放着太上皇灵柩的殡殿，不得擅自离开，也就是以守灵为名，将和珅与福长安软禁起来。
太上皇尸骨未寒，嘉庆皇帝就迫不及待要拿和珅开刀，以便彻底清除乾隆时代的烙印。已是不惑之年的嘉庆，在当了4年见习皇帝之后，必须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建立自己的班底，而扳倒和珅就是真正进入嘉庆时期的最明显的标志。
嘉庆在初四下达的上谕，以及在人事安排上所作出的决定，已向朝臣发出了治罪和珅的信号。于是，科道官员王念孙、广兴等大臣纷纷密劾和珅，揭发其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
对于王念孙，和珅还是略知一二的。王念孙系乾隆四十年进士，这位江苏高邮才子在四次落第后，曾投奔担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并得到朱筠的赏识与礼遇，而朱筠就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的兄长。
当乾隆退居太上皇之后，曾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圭调回京师任大学士，嘉庆非常欣喜，向老师祝贺，可是由于和珅告密说“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使得此事无果而终。太上皇则因此而大动肝火，颇有治罪嘉庆之意。多亏董浩从中周旋，才使得乾隆冷静下来，并要求董浩“经常以礼辅导嗣皇帝”。这场欲治罪嗣皇帝的风波，虽然终于平息，但它却让嘉庆以及朝中大臣感到太上皇的淫威以及和珅的无孔不入。此后的嘉庆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在权力问题上愈发表现得无所作为，一切唯太上皇的意志是从，而和珅也因此结怨于帝师朱圭。
王念孙在为官后，一直同朱氏兄弟关系密切，因此王氏这次对和珅的参劾显然大有来头。嘉庆在经过四天的准备之后，于正月初八谕令夺去和珅大学士、夺去福长安户部尚书，将他们逮入刑部大狱。乾隆逝后仅四天，曾经权势熏天的“二皇帝”和珅就沦为了阶下囚，嘉庆不费吹灰之力就除掉了和珅。
嘉庆在担任见习皇帝时，曾写过一文《唐代宗论》，该文显然是有感而发。唐代宗李豫是唐肃宗的长子，在居储位时，皇后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太子弟、建宁王李倓被皇后诬陷至死，因此太子忧惧，担心皇后谋害自己，于是装作对皇后柔顺服从，而皇后却常想除掉太子。唐肃宗病危后，皇后因自己的儿子、定王李侗尚幼，就想立越王，于是假传圣旨，诏太子入宫侍候病危的皇帝。权阉李辅国知道了皇后的阴谋，就向太子告密，并率禁军逮捕了越王，幽杀了皇后，肃宗由此受惊驾崩，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李辅国当年在马嵬之变及肃宗即位等重大事件中，就曾为肃宗出谋划策，于是倚仗拥立之功，独揽军政大权，出入有“甲士数百人随从”。当李辅国拥立代宗即位后，竟公然向代宗言道：“大家(指皇帝)但内重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心里发怒，但李辅国握有禁军大权，也就不敢表露出来，还尊其为尚父，事无巨细，都由李辅国参决。最终，唐代宗派人暗杀李辅围，对外宣称“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
对于唐代宗以暗杀的办法处死李辅国，嘉庆皇帝颇不以为然，对此评论道：“代宗虽为太子，也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稀。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由此不难看出，在太上皇晏驾之前，对除掉和珅，嘉庆就已经成竹在胸。
按照儒家传统，三年毋改父之道始为孝。而嘉庆在诏逮和珅后第三天即明发谕旨，为自己迫不及待地治罪和珅作辩解。其谕曰：
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卫荐擢达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殊施。在廷诸臣，无有其比朕亲承付托负之重，兹猝遭皇考大故，苫块之中每思论语所云“三年无改之义”。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闻知，方将垂示万年，永为家法，何止三年无改。
至皇考所简用之重臣，朕岂肯轻为更易！即获罪，稍有可原，犹未尝不思保全，此实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鉴。今和珅情罪重大，并经臣工列款参奏，实有难以刻贷者。
在这里，嘉庆把乾隆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同“简用之重臣”区别开，前者不仅三年不改，而且要“垂示万年，永为家法”，至于乾隆“所简用之大臣”，不能一概而论，能保全者就保全，至于“情罪重大”者却“难以刻贷”。尤需指出的是，嘉庆把匆忙治罪和珅归之于“臣工列款参奏”，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顺应民意而已。
关于和珅被逮，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他是在自己家中被逮走的。实际上当正月初二下午太上皇龙体大渐时，他就奉命入宫侍疾，再也未回到家中，他是在太上皇的灵柩前被逮入狱的。
夜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对夜月，分外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恩垂节共新。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这是和珅在入狱后第七天夜晚所写的《上元夜狱中对月》诗两首。太上皇龙驭上宾，只剩下一个被缧绁的孤臣，对景伤怀。
自从乾隆撒手人寰，和珅就失去了主宰与依托，犹如一叶浮萍，一任风浪吹打，只能听天由命。
在得悉乾隆要退居太上之后，和珅很想讨好嗣皇帝嘉庆，于是他提前给还是十五阿哥的永琰送如意；在十五阿哥嗣位后，他把交太上皇处理的奏折副本送给嗣皇帝过目；他所起草的太上皇遗诰中特意提到“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可这一切却弄巧成拙，送如意反倒成了一条罪状。和珅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然而这一套对乾隆的继承人居然行不通，真应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俗语。
和珅自知余生无几，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要在乾隆面前抖机灵呢！他不禁想起《石头记》中的那幅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思回头”。和珅很欣赏曹雪芹的文笔，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这部被传抄的手稿才得到整理。以前他欣赏的是该书的文采，如今他折服的却是其中的哲理。当他还是一名御前侍卫时，是那样热衷于功名利禄，就像贾雨村一样，不管“黄道黑道”，一门心思往富贵场上钻；当他位极人臣时，虽然有过“茫茫幻海待如何，生死循环万劫过。不是蓬瀛人到少，只缘尘妄众魔多”的感慨，却未能“退步抽身早”；而今当他身陷囹圄，悟透“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给他人作嫁衣裳”时，却不可能像甄士隐那样，同“疯道人飘飘而去”。
在和珅锒铛入狱的同时，他的家产已被查抄，就像荣国府被查抄一样。20多年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竟然也落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剩了片白茫茫大地也真干净”的地步。在10年前，和珅曾写过一首谈佛说道的诗，名曰《偶书》，其中有“人情变幻同飘絮，世事沉浮等泛舟”，“成仙成佛由成己，始信庄生悟解牛”等句。如今看来，正像辛稼轩在一首词中所挖苦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正在经历“人情变幻”、“世事沉浮”的和珅，终于悟出了成仙成佛不由己的道理，《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嘉庆四年正月十六，皇帝在颁发的上谕中，公布了和珅二十大罪状：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