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此心有领会，他总是能以主动的姿态贯彻自己和上司的主张。黄仁宇先生指出“他的《高后纪》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一事一字不提。”司马迁却是“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论班固就是一个死板僵化之人，他多少也有些“异类”的色彩，比之他所写史书的“中正端直”，他别的文章却生动有趣，潇洒明朗，不带迂腐气，更没有“官方色彩”。只是两人虽分明有异，结局却都有些惨惨戚戚。一个被宫刑，一个蒙冤入狱而死。在这方面，两人算是殊途同路了。
“影子帝王”——霍光
政事一决于光。
——黄仁宇
公元前119年，21岁的有为青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奉旨出征匈奴，途经多年未曾履足的家乡河东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暂作歇马时，霍去病与亲生父亲霍仲孺相认，与此同时，同父异母弟霍光第一次出现在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前。
相较于对父亲的感情，霍去病似乎更喜欢这个年仅10岁的弟弟，在行军打仗中也不时与诸将谈及自己与弟弟短暂相处时的愉悦心情。这种愉悦心情促使他在得胜还朝时，也将霍光带在了身边，见识了长安的繁华，朝拜了天子武帝，由此霍光从基层做起，先为郎官，后为侍中，兢兢业业，唯恐有失。
行事乖巧，遇事沉稳的人，就像沉静的花朵，令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舒畅与欢喜。霍光就是这样一朵花，他赢得了朝廷上下几乎所有人的欢喜，包括汉武帝刘彻。因之这个男人的特殊身份，他对霍光的宠信更具有影响全局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刘彻对霍光的宠信来自于“爱屋及乌”的心理。霍去病少年成名，风头盖过一代名将，其舅卫青，前程武功皆不可限量，却不幸在24岁时，因病早逝，真是对不起父母给取得名字。
刘彻哀叹之余，很自然地将对霍去病的全部宠爱放置在了霍家的唯一骨血身上。冠军侯去世不久，刘彻就封霍光为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的待遇，随伴左右，直接负责皇帝的出行及其安全。与其说这是汉武帝对霍光的信任，不如说是对霍去病信任的延续。
然而，他人加恩，自己却不能不思量自己的位置。霍光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聪明人，他的聪明就在于，在宫闱森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宫廷之内，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出入禁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为霍光开阔视野，洞悉人情，锻炼自我品质，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有莫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内廷之上，而没有像卫青、霍去病那样，渴饮匈奴血，饮马黄河边。武帝驾崩之后，宫廷一切的变故与翻转也与之有着解不开的关联，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霍光终身未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这或许正是黄先生指出的“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于之争的权威”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这是否是晚年遭受“巫蛊之祸”的汉武帝刻意让霍光成为“众矢之的”的安排，今人已不能做完全肯定的回答。实际上，如果说刘彻在选择金日磾、上官桀为顾命大臣，只是出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考虑，那么选择霍光，无疑是将其视为唯一能信任的人，刘彻驾崩前，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便是明证。
其实，绝对的信任有时也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会让人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别无他途可以报恩。霍光也许不会这么想，但事实上，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当日的情景，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波涛汹涌。武帝穷兵黩武，国力已几近耗完，内斗也因武帝身后的利益再分配而隐现于宫闱之内。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
出于这种考虑，便有了黄仁宇先生所言的“以嫁和睦”之事。黄先生说道：“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磾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女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
利益勾连，才可能有所牵制，而趋于一定限度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制衡体系，霍光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但这种人事关系上的相互“和睦”，却给昭帝刘弗陵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不仅是“政事一决于光”，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帝王在恐惧什么呢？
自古无出一理——功高盖主，取而代之。即便昭帝年少有为，淡淡的几句话就将上官桀设计诬告霍光谋反的事化解于无形，让满朝文武都一致认为这个14岁的小家伙“高祖、文、景俱不如也。”但怎么说汉昭帝毕竟年少，尤其作为帝王，出于本能，他不得不有所提防，也正由于朝政勾连错节，皆有霍光一人独裁，每次见到霍光，这位少年皇帝都只能“虚已敛容”，背后冒凉风也未可知。世论这为霍家的最终败亡埋下了伏笔，不是没有道理。
说霍光挟天子以令天下，当然有所不妥，然而单就霍光发号施令者这一身份来说，“影子帝王”的面貌事实上已经初现。从善意的方面来理解，武帝宠信备至，自己当然要事必躬亲，将先帝托付的这个天下照顾好，断不能出一丝差错，这是霍光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所要思索的。他想得多，也做得多，照《汉书》的说法，“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霍光越做得好，百官越是敬重，皇帝也越是倚重（虽然是否出于完全的主动，还是被迫接受，如今已无所知），加之随着外孙女的入驻后宫，霍光的身份也在朝廷重臣另加了一个“外戚”。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不幸因病早死，此后，虽然霍光已不再直接立威于朝廷，而是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霍光的废立由这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出面做主。”但一为武帝顾命，一为昭帝肱骨，老臣多已身死，庙堂之上唯有他是老资格了。这个时候，他不当“大佬”，又有谁能说自己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
人生轨迹的转变，很多时候其实是形势所逼。拿昌邑王刘贺一事来说，霍光先立其为帝，后又罢黜其位，似乎有点翻云覆雨，乾纲独揽的架势，俨然一个真正的君王，操纵着一切。如果说霍光要自立，恐怕没有人不会相信。
细察昌邑王一事，其实我们会发现，霍光无非是在做一个忠臣良子分内之事。刘贺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荒唐事，平均一天40件。废除这样的昏昧之君，与其说是在彰显作为“影子帝王”的权威，不如说其实霍光是在维护汉家的传统。其虽有帝王般的权力，但归根到底不过是汉家的看门人。这一点霍光是清楚的。黄先生认为：“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其所立的汉宣帝刘询立结发妻子许平君为后，而不立霍光的小女儿为后，当中还演绎出一段“寻故剑”的典故，霍光即便有帝王的权力，却也无法左右真龙天子的坚持。
这也正是所谓“影子帝王”，终究不过是影子罢了，遇到大晴天，也自会收敛其模样。这是游戏规则，即使位重如霍光也不能改变。这以后的事，诸如其妻背着他派人鸠杀许后，死后因事泄，子孙亲戚皆被皇帝削去权力，以至谋反而灭族，又如何是这位霍老二所能预料的。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习气。
——黄仁宇
王莽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分两种，一种是读书为我所用，一种是读书为书所用。前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将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后者尽信书籍，奉行教条主义，一切以书本知识为依归，往好的方面说，是读书读到书眼里，往坏的方面说，就是书呆子。从日后托古改制，进行经济改革的那些措施来看，王莽显然属于后者。
如果王莽没有在公元9年1月15日篡朝夺位，我们倒可以讲这种书呆子的习气理解为某种可爱的性情，但是他偏偏做了“逆臣贼子”，而且还成功了，如此一来，他就不可爱了。可是一个书呆子如何又能故装好人，韬光养晦而不露痕迹？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在任上，王莽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39岁时，王莽辞去大司马之职，隐居乡野，此间儿子杀人，王莽逼其自杀，博得好名。
王莽以自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又阴险毒辣的官场制胜手段最终赢得了一小撮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戴，然而书呆子会有如此精明狡诈吗？可能的解释，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王莽可能精神失常”，更进一步说，应该有些人格分裂。做个假好人对王莽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施政于天下，解决刻下最要紧的问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王莽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如同一出没有结尾的电视剧，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土地，或成为“犀利哥”一样的乞丐流民，或沦为高收入者的私奴。如此一来，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而这些人，黄先生指出“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国家没有可征之兵，政府没有可征之税，前者威胁国家安全，后者影响财政收入，另则，富权阶层声色犬马，“骄而为邪”，贫困百姓因穷生奸。富人穷人都不做良民，社会治安急转直下，百姓没有安全感。
治标先治本，王莽认识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但他施行的办法却让人跌破眼镜。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收回国有重新分配。这看起来不错，听到上也令人动心，但王莽的土地国有却以井田制的方式推出。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知道，三代是制度最为完美，百姓最为富足，人心最为纯美的时代，武王、周公是人人追膜的圣人明主，既然自己做了皇帝，要开创新时代新事业，超过始皇、高祖，汉武，就必须学以三代而不改。放到特殊时期，王莽的这一理论颇有右倾的色彩。
井田制下，土地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对夫妇授田100亩，缴税额为10税1。商周施行井田制，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实际上到春秋末期，这一制度已名存实亡。王莽理想伟大，想要再创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世界，但他却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这就好像硬要穿着长袍马挂在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溜达。
黄仁宇先生将王莽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视作的一项农业政策，将“五均”、“六筦”视作商业政策，也就是国家垄断经济。王莽极为信奉《论语》中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而这一商业政策，他是根据思想顾问家刘歆所引《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五均”、“六筦”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对名山大泽所出之物进行收税，垄断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铸造，禁止一切私人铸币行为，并对各大城市的物价进行政府干预，并直接进行赊贷活动。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政策，王莽的政府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商人。
王莽将自己所领导的经济改革看成一项伟大的成就，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看上去是为了百姓福祉，实际上是往自己的腰包塞钞票。比如他实行10税1的田赋后，政府的田赋收入一下子增加了2倍；政府在酒专卖这一项上纯利润就高达61176%，。
王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赚了一笔，但这并没有维系太长时间，实际上，除了首都及附近几座城市外，王莽的新政始终没有更大范围的施行。这也跟王莽的书呆子脾气有关。黄仁宇先生指出“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
王莽以为只要命令一下就往事大吉，对地方官员接到领袖命令后，是否能遵照执行从不关心，黄先生也指出，他的政策只是大而化之，在颁布之前不下基层，不做民意调查，故而他的改革多有华而不实的地方。黄先生认为，这是“他尽信中国古典”的缘故。
读书人喜欢大而化之，习惯于不求甚解，也就不专注于细节，“带有盲人摸象的成分。”个人化情绪尤为明显。货币改制便是如此。王莽的货币改制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始于公元7年，在西汉通行的五铢钱之外，政府又铸造了3种新币，一是大钱，二是契刀，三是金错刀。大钱每枚重十二铢，其重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当五铢钱50枚使用；契刀与金错刀更是离谱，前者当五铢钱500枚使用;后者当五铢钱5000枚使用。
一个国家同时有4种法定货币流通，百姓不知以谁为宗，币种混乱导致物价混乱，加之兑换不便，百姓还是选择五铢钱为硬通货，这就相当于现代人家里藏有黄金，不管你如何贬值，我都不会亏。大概是看到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王莽政府于公元l0年开始了第二次货币改制，这回改制他从《周礼》中得到了启发，认为“刘”(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为了表示“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自己建朝登位是遵从上天的旨意，于是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除了大钱继续流通外，又铸造了重一铢的“小钱”，一铢“小钱”当1枚五铢钱使用。这就等于是1块日元当1块人民币使用，那么显然1块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就被低估，导致贬值，物价上扬，百姓生活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说“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似乎是王莽的下意识动作，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逼到一个尴尬甚至可笑的地步，而他还不自知。第二次货币改制只进行了1年，王莽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改制。这回改制充分实践了他的下意识动作。这次的货币制度被称为“宝货制”“宝货制”使用5种货币材料，货币名称有6种，共28个品种。5种货币材料中有“贝”，大概是因古书上记载，圣人曾经以贝做过货币，身为先贤明君不二的接班人，他自觉也有责任恢复古制。
当今读者遇到此番情景，光是“5种”、“6种”、“26个”这样的数字，恐怕都会有目眩之感，更何况还有计算、兑换、使用，更是头疼要命，古人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而后两次改制不过是略加损益，没有根本创新。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体察王莽的所作所为，“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习气”。他虽然夜以继日的工作，但脱离不了读书人的“意气”，也就是只注重表面的和谐，如黄先生指出的“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做实际的措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
王莽企图在平地上盖高楼，实际却是在空中建别墅，没有根基，一碰就倒。我们不免哀叹：老兄你何必去做什么皇帝，做个学者，可能小命就保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