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千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
——黄仁宇
晚年的刘彻总是陷入无以名状的恐惧中。
他相信帝国因自己的努力才得以强盛，但是在宫中，他对自己的权威是否能到达每一个角落深表怀疑。病痛的折磨加剧了这种感受。帝国上空出现的连天阴云使大地非同寻常的寂静，似乎预示着不详的变故。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刘彻65岁。
黄仁宇先生说“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妆微行，几遇不测。”这已是过去的往事了，刘彻很怀念意气风发的时代，他可能会在心底哀叹：年轻真好。但是沉疴已重，他纵有万丈雄心，如今也只能在甘泉宫里回想曾经的伟大。皇帝的敏感多疑，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
这一年，黑社会头目朱世安为丞相公孙贺所逮，交于廷尉审判，朱世安在狱中诬告丞相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而且还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刘彻的敏感神经拉响了警报，他起先还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自设立中朝以来，对相权有所削弱，但不至君臣反目的程度，然而听到丞相及其子竟然以巫蛊之法谋害自己，刘彻的眼睛顿时冒出了黑光。他想到了缠身不去的疾病，原来竟是那些混蛋惹的祸。此时的刘彻，看谁都像是拿着利刃想要谋害自己的恶徒。
刘彻下令，将公孙贺父子拘捕，满门抄斩，阳石公主也不能幸免，与此事有牵连的卫青之子卫及伉诸邑公主也一并杀掉。黄仁宇先生将刘彻的“暴行”概括为“专制魔王的毛病”“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
如果我们不将刘彻看作帝国的皇帝，而是帝国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心中的愤怒似乎会得到一丝的平息。他终身可以信赖的战友、最好的聊天对象、最贴己的知心朋友大将军大司马卫青已经去世15年，最被看好的帝国明星霍去病早已坠落26年，65岁的刘彻很孤独。
太子刘据“仁恕温谨”“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即是当朝天子，就多少心有不甘。他还不想死，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想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马踏飞燕，驱逐匈奴。由此黄先生才有此论“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当一个人需要外在的寄托来撑起内在的生命支架，那么此人势必是脆弱的。两鬓斑白，老眼昏花的刘彻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这不得不让后来的读史者唏嘘不已，
年轻时的刘彻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有理想。有抱负，又有彻底的行动力。当其执政，汉帝国经文景的奋斗与积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富足，已有盛世之象，心腹之患唯有匈奴。黄先生指出“汉时匈奴已有二十四个部落的联盟，他们之力所能及绵亘一千五百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
这个操阿尔泰语的民族，由于如黄先生指出的“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丧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几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的原因，使得帝国自高祖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公元前133年，将军王恢统军30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山谷中埋下伏兵，以当地一直与匈奴有紧密贸易往来的豪商聂壹为间谍，诱匈奴军臣单于亲率10骑兵入境，兵锋直指马邑。后因匈奴得到内情而撤退，是为“马邑之战”。此战虽无战果，却向匈奴宣告了妥协政策的完结。
前127年，卫青，李息夺取河套，刘彻设朔方郡；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战的胜利，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前119年，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交战，歼敌700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兹后以全胜之势追杀匈奴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的肯特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有胜利当然也有失败，黄仁宇先生提及“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7％，很少生还”黄先生指的是李陵矢进而降一事。前119年的战役，其实说来也只能算是惨败，黄先生指出“十四万马匹出塞，不到三万南归”，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
令刘彻头疼的并不是这些军事上的“偶一失利”，他最为挂怀的是战线拉得那么长，而军费却往往不足。导致后勤保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往往720斤粮食运到前线时只剩120斤。为了筹措军费，刘彻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实行专卖，聘请专人理财，黄仁宇先生还指出刘彻其他“敛财”的方式“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刘彻当时，一切的经济、税收手段不过都是临时的政策，但日后却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这恐怕是刘彻万没想到的。
希望很大，困难很多，但至刘彻后期，匈奴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已无复当年的凶猛，帝国北方边境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汉匈战争犹如马拉松长跑，刘彻以他惊人的意志带领他的帝国爬上了辉煌的顶点。年轻的往事时常让皇帝心潮澎湃，但过去的岁月已然不复再现，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成了晚年刘彻的主题词。
或许这是命运之神的刻意安排，一个曾经鼎盛的帝王不能一辈子都被荣耀的光辉眷顾，他需要尝一些苦涩甚至悲剧性的人生滋味才能让他更趋完整。公孙贺父子事件让命运的安排更具某种凄凉感。但这仅仅只是刘彻晚年悲剧的开始，此后不久，便出现了黄先生所述的“惨祸”——
“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太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生怕刘据一旦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愤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意志坚强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性格的缺陷，那就是过分相信自己，包括判断力，敏锐度，观察力，以及用人的准确性。江充是被自己看重的人，他的观察就是自己的观察，这里面又何尝会产生什么猫腻——刘彻想必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正如我们始终谈到的，刘彻晚年，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他恨不得将天下人都看成自己的对立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兔子乱窜。
刘彻15岁登基，御宇54年。他掌握了帝国的命运，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到老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不了年衰的自己。这实在让人不解，黄先生也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千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刘彻就像一根枯老的树枝，在失去活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再度重生的力量。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论《史记》与《汉书》，“一为私人着作，另一书稿则经过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常言道，文品亦为人品，作书当如做人。黄先生指出这两部史书的不同，其实也实指出这两个作史者各异的秉性趣味。如黄先生所言“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以后世眼光评论这两本史书，联系作者所为，我们不妨称司马迁为个性新人类，称班固为反个性的规矩人士。
公元前127年，司马迁随父亲从家乡夏阳迁居长安，由于司马谈的关系，他有机会受教于孔安国、董仲舒这些当世名儒，依照我们固有的认识，在汉武帝崇奉儒学的大环境下，只要司马迁用心学习，对各位任课老师尊敬有加，另外时不时地写上几篇文章歌颂一下伟大的君王和他英名的政策，不出意外，司马迁必然会被龙目所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人生也会展开一道与我们所见不一样的轨迹。但我们看到，他比没有那么做，除了尊敬老师，早睡晚起，偶尔做做身体运动外，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理论，还是青年的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太多兴趣。
他与当时富贵子弟的主流意识不同，当人家还在为仕途升迁而投主所好时，马革裹尸、英雄沙场是他的人生理想，张骞、霍去病是令他热血沸腾的偶像。城市的生活使他驿动的心感到疲倦，他希望自己能走出被城桓束缚的世界，去一览瑰丽壮美的江山。
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对于司马迁来说，每个有理想的少年身后都有一个同样性情的父亲。司马谈一向倡导“有志理想，路在脚下”，也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着书写史，就以此为原则，如今他又想编撰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只是年事已高，怕有些力不从心，儿子年少，除了让他出去多走走，广博见闻外，司马谈也有私心，就是让儿子接班写史书。
说司马迁“自由奔放”多少有些过，但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倒是清晰可见。老话说“三岁看到老”，司马迁的这一情趣秉性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然，这已是后话。
20岁的司马迁带着多走路、多思考、多记录、多经历的目的，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旅途——“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口袋里的钱粮足够他一路潇潇洒洒，但他终究不是纨绔子弟，如今常说，只有用心，才有花开结果时，于司马迁而言，他唯有带着感情去体验，这段旅程才有价值。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当这个年轻人来到汨罗江畔时，他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高声朗诵屈原的诗，念完之后痛哭流涕。
这样一个人，放到现在都显得有些“闹腾”，司马迁有自知之明，说自己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我们当然也能料想，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班固，对司马迁不会有什么好感。抛开他的家庭环境，单就皇帝的所好来说——黄仁宇先生指出“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着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班固显然活在主流社会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活”并非出于什么政治压迫，或是万般无奈的选择，而是主动靠拢。他的一生也经历过“男儿当自强”的火热年代。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着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也算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了一回。不过，这段故事于他而言不过是段插曲，洒脱一点来说，是抽身于繁忙的公务去戈壁荒漠度度假，散散心，他人生的重心始终不离“正经的学问”与“正道的生活”。
环境决定处境，思维决定视野。班固是个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个忠诚的体制维护者。故而，对利益富贵这类东西非常敏感。司马迁认为，妻子儿女没有衣服穿，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没有好饭好菜，作为一家之主，是应该感到耻辱的，如果没有这种心情，那么连草木都不如。黄仁宇先生故而指出“在他看来，贫穷是做事失败的象征，除了特立独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应引以为耻”。显然，司马迁把自己看做是特立独行之人，但班固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游离在主流价值观之外，他旗帜鲜明的对司马迁举起了反旗，黄仁宇先生引班固《汉书》里的《司马迁传》指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说出上述的那番话，司马迁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在大家都唱高调，鼓励精神愉悦的时候，他掀开人们内心的欲望，袒露人性的本质——富者人之情性。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比谁都要个性。因为黄先生指出，这样的话“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作为一个史家，性格因素对史料选材的影响，至少在司马迁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单拿项羽与刘邦来说，这二位应该都算是英雄，不过英雄也有大小之分，在特定的环境下，英雄有时还是流氓的代名词。刘邦彭城大败，慌不择路，为了不被敌人抓住，就把儿子刘盈、女儿刘乐推下车，好在有夏侯婴一片仁心，才保住他们的性命；刘太公被项羽所执，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剁碎煮肉羹，刘邦笑着说“有幸请分我一杯。”刘邦这个英雄流氓将“不慈不孝”全都占全了。
依照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开国领袖的这些糗事应该以某种高超的技法隐去，或者干脆不写，而且项羽论起来，乃“本朝第一号公敌”，后世有“尊刘贬曹”，生于大汉、长于大汉的司马迁，当然要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个让自己的领导吃尽苦头的“反革命”一贬到底。但司马迁并没有这么做，他将《项羽本纪》排在《高祖本纪》的前面，将项羽以同情赞誉之笔法叙其可爱的面目，而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黄先生风趣地指出，这要是放在班固的时代，项羽就只能被称为“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