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标签
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黄仁宇
在中国历史上230多个皇帝中，有一些人始终不能无法被我们的记忆抹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个。对这个胡汉混血儿，中国人认同对黄河一样熟悉。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无论时人抑或后人，都以最大的善意认为，为了开创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时代，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虽说权力之路由罪恶的鲜血染成，但人们也不因玄武门弑太子杀四弟，逼父亲李渊退位而登大宝之位，就将他一生的功绩全部抹杀。李世民确实创出了不世功业。
那些伟大的、后人难以企及的功业让这位英雄在年老之时，都不能抛却心头的热血，就连唐朝的天空，也因这份热血，而渲染出夺目的光彩。那时的帝国，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
公元649年，53岁的李世民病入膏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不得而知，但病卧床榻，由身体羸弱，胸无大志的太子李治端茶递水照料下的太宗，或许还会想起630年的那场彻底消除北部边患的战争。
那一年，李世民命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10余万，以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元帅，分兵6路向东突厥发起进攻，大败颉利可汗于阴山，将其生擒，东突厥就此灭亡。
由此大胜，李世民被四方首领尊为“天可汗”，在万邦来贺的大殿上，唐朝的太上皇弹起了心爱的琵琶，唐朝的皇帝则旁若无人的跳起了流行的舞蹈，一国的最高领袖在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四夷君长”面前表现得如此洒脱自如，实在是古今未有。
古代中国，领袖人物的性格往往就是帝国的性格，所谓上行下效。汉武雄浑，气吞万里如虎，太宗亦如是，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帝舞文弄墨，丹青勾笔，整个社会当然不脱迷离莺燕之气。我们很难想象，明朝和清朝的皇帝会由于情绪的激昂与兴奋，在一场艰难的大胜后，脱去平日的严肃与谨慎，将故作的威严化作轻快与喜悦。
做木匠或打猎是他们所擅长，但热情奔放地驰骋于大江南北，甚或突破传统，建立新的规范，却实在为难了他们，因此自宋以来，帝国成了包子馅，用一层皮将自己紧紧包裹，而唐帝国，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属外向。朝廷信心也坚定。这种坚定让帝国的朝阳从长安一直照到了葱岭以西，也即现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上。
一国之强盛，单靠武力强权，难免落得一个穷兵黩武的贬评，太宗的唐朝令人高山仰止，呼为不世奇功，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一，更多的来自黄仁宇先生所讲的“武功之外，继以文治”。
从旧唐书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我们能够一窥文治所带来的效果。630年，一斗米只卖4、5钱，帝国的百姓再也不用为买不起粮食而发愁了，房子不用安防盗门，出门月余也不用锁门，乡道村舍间到处可见成群的牛马；633年，帝国的百姓全体过上了小康生活，有远行的路人，或是出差，不必担心身上的钞票带的太少，也不必忧虑零食被贪嘴吞光，只要走进沿途的农家，对方都热情款待而不收钱，在客人酒足饭饱后，还会免费赠送路上所需的饮食（只要你拿得动），唐史将其形容为“此皆古昔未有也”。
天下安定，丰衣足食，心情大好的帝国百姓有了更多的时间将心思用在床笫之间的欢愉上，使得贞观时期，帝国的户数以每年平均70000户的数量增加，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苏东坡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有这样可观的户数增长，贞观之治的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百姓笑哈哈，官员美滋滋。帝国以不可阻挡的姿势向上攀升，对官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让我们来晒晒贞观时期的公务员工资表：
品级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
月俸6.8贯6贯5.1贯4.2贯3.6贯2.4贯2.1贯1.6贯1.3贯
1贯就是1000个铜钱，折合成白银为1两。在贞观年间，1贯钱能买2400斤米，如果以现在每斤米2元来算，1贯钱相当于48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以一品官来算，他的月工资将近330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很诱人，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贞观年间，为何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
仅就黄仁宇先生论及的内容，我们也能回味太宗文治所带来的盛况。黄先生这样写道：“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他们是商人，是留学生，是传教士，人数总和超过50000人，这还不包括常来常往的那部分人士。李世民和他的帝国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不管什么教派的僧侣，都授予五品和七品的文职。这在后世更是无法想象。黄先生提到：“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以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日本的平安京，也即现在的京都，就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形制设计兴建。
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首个超过百万的城市，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具有国际性格的都会”。
这座无所不包的黄金城市，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这样的表述方式恐怕不够直观，很难看清在李世民御宇期间这个大都会的伟大，那么就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较。帝国的都城面积——
比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大9.7倍；
比汉时的长安城大2.4倍；
比隋朝的洛阳城大1.8倍；
比元代都城大都大1.7倍；
比朱元璋的南京城大1.9倍；
比明清北京城大1.4倍；
比当时的罗马城大7倍。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将其形容为当日的纽约、伦敦或是东京，都是对它的侮辱。李世民的长安城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它巨大的棋盘状的空间布局正象征着皇帝与他的帝国包容宽广的雄心。而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历史学家所称的“黑暗时代”。科技停滞、宗教迫害、人种争斗是当时的主题。生存尚且不易，又有什么精力去用心经营一个国家，当然更没有国力与雄心去建造如长安城般雄伟壮阔的都市。因此，在欧洲历史上，除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五贤帝”算得上治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赞誉的盛世。
长安城或许只是开始，至少对李世民来说是这样。贞观八年，即634年兴建的大明宫才是他一览众山，俯视天下的帝王居所。大明宫周长7.6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紫禁城的4倍。国盛而民强，民强而信足，信足而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容纳性。依靠着李世民的功业，帝国的皇宫在安全感与容纳性上，同样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姿态。
18岁时，李世民助父亲李渊起兵，大小战役，皆身先士卒，指挥100000以上军队，驾驭府中的参谋，全不在话下，与将领亦感情深厚，可见他精力充沛，性情也属外向，天生具有优秀领导者的素质。因此，黄仁宇先生认为贞观时期帝国的蒸蒸日上，“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黄先生继而言道：“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
李世民的成功，黄仁宇先生在肯定其自身努力的同时，也指出其恰逢其时的好运。“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大运河和考试制度。”很大程度上，李世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享受温暖的光照。
时也，运也，公元907年，被迫禅位于朱温的唐哀帝李柷，想起这位先祖，是否会嫉妒得牙根痒痒？
寂寞于她，只是个笑话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
——黄仁宇
李世民于含风殿驾崩时，武则天已是27岁的大龄女性。跟所有未曾生育的嫔妃一样，皇帝死后不久，她也剪去三千青丝，遁入感业寺，青灯古佛，了度残生。命运似乎对他不公，黄仁宇先生指出“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
无名无分，却依旧要像那些有名有分的嫔妃一样，遵守规定，为“龙驭上宾”的男人保守身体与心灵的纯真。这似乎有点强盗逻辑——我曾经拥有，你不可染指。然而命运就是如此弄人，不管你是多么想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总有一条不变的道路等待着你。寺内的女人都死了心，武则天也一样，只是她内心深处多少还有一些幻想，想着那个男人能够带她走出苦海，她不想就这样孤独地度过她的一生。这个男人就是继位的李治。
武则天应该感谢李世民，如果不是他病卧床榻，李治也不能长时间地陪伴他的父亲，自己也就不会与年轻的太子发生情感上的交集，而日后所发生的故事也就无从谈起。黄仁宇先生说“李治巡经该地（感业寺），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嫔妃，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
李治将武则天从尼姑提升到后宫主人的地位，于公元649年夏天的那次邂逅不无关系，显然，那次相遇让还是太子的李治久久不能释怀，他无法忘记那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这个被黄先生称作“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才貌识见都不能算平庸”的女人终于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皇宫。
黄先生的这段评语让人想起一段故事，武则天被选入宫，母亲认为宫门一进深如海，伤心落泪，她则说进宫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女儿这一去就会有大出息。武则天肯定会记得这句话。由此，她入宫后的一切所为，很难说没有经过策划与预谋。传说高宗李治去感业寺，是被武则天的一首托人寄往皇宫的情诗所感召。这首情诗是这样写的：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则天是个主宰命运，而不甘被命运主宰的人。太宗时代，她默默无闻，没有名分，李治朝，她不能再庸碌无为。难道李治死后，她再去做什么尼姑不成？
从昭仪到皇后，武则天用了5年时间，先是借王皇后之力除掉李治宠妃萧淑妃，后又将女儿之死归咎于王皇后，使李治反目，终以“废王立武”成为最大的赢家。黄仁宇先生认为，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拥有能控制李治的力量有关，这一点“无可置疑”。权力暗战是如此，后宫宠幸上亦如是。黄先生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高宗有子八人，前四字出自后宫其他嫔妃，后四字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十二人，玄宗有子三十人，宪宗有子二十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在于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源，使自己得到最大化的利益。身为女人，她有让李治心动的所在，在悄无声息中，她让帝国的皇帝为她铺平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并非是一般史家所称的“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现存资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他建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宫，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
李治当然不算庸君，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和威望超过了李世民时代。黄先生强调，他任武后自专，是看中她确有过人的治国才能。否则李治在位34年间，不会“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
显然，武则天在高宗朝获得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致在690年如黄先生所言的“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与一般所谓的“女人乱国”有着不同的意含。事实上，黄先生已为我们后来的读史者概括出武则天的一种手段：制人如制马，决断而不留情面，不过这并不妨碍对能臣的欣赏。黄先生说“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
治国与驭人是一回事，有时需几分明白几分糊涂，有时则需洞察秋毫，立威于当下。唯有如此，黄仁宇先生指出“她的政权，才能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经过几十年宫廷争斗的洗礼，武则天深谙此道。拿前者来说，黄先生已为我们指出这段故事——
“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书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髻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
后者，则是她重用来俊臣，造成黄先生所称的“特务政治”和“恐怖政策”，设“铜匦”，使国家进入全民告密时代，人人自危而不敢言。至她为女主的后期，已实无威胁她的人物或集团。
武则天的事迹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就连黄先生也称“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武则天本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她是否觉得自己过于复杂而不易亲近，过于强势而不易理解？史书记载，晚年的武则天身边除了男宠，没有可亲近信赖的人，女儿太平公主与她似乎也早已产生了间隙。
在她的生命之花即将凋零之际，她与感业寺时的自己一样寂寞，但她似乎不愿承认内心的空荡。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让她不再感到新鲜与刺激，亲情也难以寻觅熟悉的身影。或许我们可以说，她穷得只剩下权力。她当然可以让人生表现得再温情一些，然而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回顾往事，武则天是否会黯然神伤不得而知，即便内忧惆怅，外人也觉察不出，她只会让这种情绪在腹内翻江倒海而不露。她之所以能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首先是因为她能控制自己。寂寞于她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笑话。
黄仁宇先生说“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十五个皇帝也全是他的孙辈和后裔。”这表现出武则天的实际影响力，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已无必然的意义。她只能在无字碑中向世人诉说她说不完的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