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中，隋唐宋被称为“第二帝国”，而隋唐本身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他更指出“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
隋朝虽然只维系了短短37年，隋炀帝又荒淫无道，其行不堪入笔，但这个王朝却基本奠定了大唐帝国雄伟的轮廓。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抬得更高，看得更远，唐帝国无疑有令人羡慕的好运。但只是运气好还不足以托起这个令时人无限赞美、令后人无比畅想的伟大帝国。它创造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足以代表这个国家的民族气质与内核。
贞观之治丰满了这个帝国的肌体，武后柄国，则继续维持了唐太宗的繁荣，而所谓的“开元盛世”不过是继承与发扬罢了。人们魂牵梦绕的是太宗的伟岸与功绩，那个年代真正体现了民族的青春。它不仅是各路英雄的演武场，也是多情儿女的热血地。生活安定，人民富足，熔铸出多姿多彩的隋唐风采。
阳谋圣手隋文帝
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五十九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的事件当然也留下了他的身影。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谓杨坚因“承袭父业”，成为“北周朝中位有权威的武将”。按照现在的说法，杨坚显然是“富二代”，所以，在他40岁登基，为隋朝创业之主前，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他的个人履历才放射出令人艳羡的光芒。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15岁，获封成纪县公；16岁，迁骠骑大将军；不出一月，又被授职为右小宫伯，进位大兴郡公。
小小年纪，勋贵如此，当然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得志往往容易与猖狂相联系，尤其是像杨坚这样的“富二代”，但正如80后也有所谓“鸟巢一代”的担当与奉献，“富二代”也不缺头脑清醒，智慧加身的人物。
杨坚的父亲杨忠原为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取代西魏后，又为大元帅、上柱国、隋国公。地位显赫，权重如山。以日后我们所见的事实而言，正因出身豪门，才使杨坚具备了对政治洞若观火的能力。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地加分过程中，才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形让杨坚明白，政治的本质就是如何驭人驾术，具体来说，就是联合所需，反对所恶。要有铁哥们，要有好姐妹，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综合多种历史资料来看，杨坚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彼可取而代之’的伟大志向”。父亲的榜样就在眼前，天资聪慧的杨坚有样学样，而且学得很不错。用古代的术语来说，这是“门阀相亲”，在现在，可以称为“强强联合”。他的强强联合是从婚姻开始的。
557年，17岁的杨坚迎娶了14岁的独孤伽罗，也就是后来的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家庭背景比杨家深厚得多。其父独孤信在西魏时任都督三荆军事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车骑大将军，河内郡公，在西周奠基人宇文泰手下任过太子太保、大司马、柱国大将军、卫国公。独孤信被后人称为中国第一老丈人，他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儿嫁给了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的儿子李昞，婚后生下一子，便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七女儿就是独孤伽罗，可谓盘根错节。
杨坚娶独孤伽罗，不仅勾连了孤独氏，也同时拉上了李氏的关系。杨坚能顺利登上帝位，这两家出力不少。如果说解决个人问题，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那么等他有了众多儿女，他们的婚姻就成了杨坚获得话语权的最直接的方式。
573年，32岁的杨坚将自己嫡出的13岁女儿杨丽华嫁给当时的太子宇文赟为妻。与皇室联姻，对杨坚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个意义虽然是从事后观察的角度得出，但我们似乎也不能说以下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偶然，而与杨坚毫无关系。这些“事情”，黄仁宇先生已为我们指出：“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地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黄先生谈及的这两件事对杨坚都有利无害，宇文邕死，即位的是他的女婿，一家人好说话，无形中又加重了他对朝政的影响力；而女婿病入膏肓之际，因着同僚与同学的谋划，成为辅政大臣，独揽朝纲，女婿死后第二年，杨坚就代周自立，成了天下的新主人。
所谓阴谋阳谋，都是有计划的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同的是，阴谋是暗地里干坏事，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招人白眼，斥为小人，身败名裂；阳谋则是随势而动，随势而发，无迹可寻。它看上去似乎没有秘密，一切的行为、思想都处于阳光之下，实则它是最隐秘，最具有破坏性，也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不可揣测。
显然，在走上人生制高点的路上，杨坚充分运用了阳谋。在众人面前，他是那么的宽厚仁慈，深具同情心，有仁君之相，更有人君之德。但谁又能看透其内心的一二呢？他少娶勋贵之女，联结豪门望族，又嫁女入皇家，有国戚之份，这在当时为时代的风尚，也是上流社会保持所谓“高贵血统”的方式，时人从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问题，自然对杨坚的行为也不做妄想。他权高位重，虽有父荫，但多数乃军功所得——时人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否则那么多皇亲国戚，百代贵族，为何偏偏他一人得道？
以现在作为支点，我们可以说杨坚是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以当时而论，杨坚确为拿捏阳谋的高手，不露痕迹间天下已在囊中。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五十九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的事件当然也留下了他的身影。“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黄先生虽用问句，但答案其实已在句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阳谋”就是杨坚的生存方式。他要留名，但不是“遗臭万年”，而是“流芳百世”。他明明可以直接登位，但却偏要做做姿态——“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周静帝宇文阐是杨坚的外孙，时年9岁，“禅让”不久，宇文阐去世。
黄仁宇先生为我们描绘了做了领袖的杨坚的行事作风：“他能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这依然逃不脱“阳谋”的范畴。尤其是“以贿赂引诱官僚”。由于自己本身里表不一，故而认为百官也是如此，看上去个个清廉如镜，实则包藏祸心也未可知，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投射效应，看来隋文帝的心理不太健康。黄仁宇先生以“残酷而兼带道德”的评语概括杨坚的品性，实为定言。
隋炀帝：死在“资本扩张”路上的富二代
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论杨广，说要替这位隋朝的第二个，也是实际上的末代皇帝写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困难”。黄先生说其“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拿“求龙种”一事来说，青海吐谷浑从波斯得来了良马，能繁育骢驹，据说这种骢驹能日行千里，在《隋书》中也被称为青海驹。杨广听说后，心中暗想，要是将中原的马驹和青海的骢驹相配，那么中原千里马的数量就会有成倍的增加，不仅能改良马种，也能供应军队，增强骑兵的战斗力。
如此这般“万里疆土尽是千里良驹”，想想，毛细血管就兴奋无比，于是，杨广即命人放两千匹马于青海，掰着手指数日子，希望梦想能成真，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希望成了失望，失望成了空想。
另一方面，黄仁宇先生也指出，杨广“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可能与他“富二代”的人生经历有关。从他的简历中我们就可以窥探个大概。
姓名：杨广
职业：皇帝
职称：隋炀帝
工作经历：12岁封为晋王、兼并州总管
20岁不到任行军元帅，统帅518000人伐陈，“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
公元593年立为太子。
简历写到这里，杨广真可以说是不仅含着金钥匙出生，而且是拿着金钥匙在这世界翻滚。这固然是可喜可贺，但俗话说半生顺畅半身潦倒，因为过于顺利，以为世界一切事情做来不过如此，开个小会，写个小文章，动动嘴皮子，晃晃大脑袋，然后拍拍桌子，就天下定矣。
就拿平定陈国来说，杨广虽为行军元帅，但做具体工作的却是那些随其父杨坚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老将，杨广不过是在战争结束后写了份总结报告，上呈御览，称其功名，也就是他人流血流汗，杨广却坐收一人之利。故而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一战，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蹩，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性格缺陷，因着这种缺陷，杨广更愿意驰骋在自己的想象力中，而对实际操作不屑一顾。
想象力原本是人生得以积极正面成长的推动力，但放置于杨广身上，便走了弯路——这位皇帝以为，只要自己愿意，一切就能成为现实，因着这种一厢情愿，统帅能力上的欠缺周密与慎重，也直接影响到了在处理日常事务时的持重与渐进。加上得来皇位不易，他需要作出巨大的成绩，才能让那些怀疑他能力的王公贵戚闭嘴。
于是，在他登上皇位之后，这个身为名号为大隋的家族企业的一把手，以蚕食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资本扩张”道路——他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公元612年，意气风发的杨广发动全国动员令，征召1133800名士兵征伐高丽，而为这百万士兵服务的后勤人员多达两百多万人。据说第一路兵马出发40天后，最后一路人马才出发。对于这组数字，黄仁宇先生认为“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毋庸置疑。”事实上，杨广更多的是迷信自己的“想象力”——1133800的军队，别说正面交锋，就是将这么庞大的军队数额告之高丽，恐怕也会让对方吓得忘了自己的姓名。这样的仗怎么可能输？
但很可惜，杨广输了，而且一连输了两次，第三次征高丽，对方力进而降才挽回一点面子，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实际上杨广还是输了。作为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杨广，征高丽虽然有点窝心，但还不算太糟，高丽最终是降了，叛臣也授首了。
在战争准备阶段，命人督造战舰300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譬如命令江南民夫运粮草至涿郡。一时间路上几十万人填溢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这些对杨广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资本扩张，兼并重组，难免出现一些困难，但以大吞小，对杨广来说，不过是政治生态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一人之乐乐，而天下之汹汹，便是如此。以“一己之私”为人生座右铭的杨广通凿大运河，也就成了一个人的消遣游戏，但他是消遣了，天下百姓却神情惶惶。杨广动则征召民夫400000，百万，这等数字屡见不鲜。
运河即成，杨广便广造龙船，“游幸江都”。史载杨广所乘龙船，高45尺，长200丈，共4层，顶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个房间，都以金玉装饰。完全可以称作中世纪的“泰坦尼克号”，而其他中小型船只不计其数。加上两岸杨柳依依，护军随扈，彩旗飘扬。此时的杨广还不知道，当时间走到公元618年，杨广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尽头来临之前，杨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要尽可能多的兼并其他企业，收归自家。在江都领略南国风景的同时，杨广遥控指挥大将刘方进攻林邑(今越南中部)，经一番苦战，攻入林邑国都，刻石记功而回。虽得大功，但因水土不服，而使士卒折损大半，就连刘方也因病而亡。可以说，这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买卖。
纵观历史，开国君主往往披荆斩棘，立威万邦，以为子孙万年计，而接其位的，多为后人称为“守成之君”，然而隋炀帝杨广却实属例外。翻看史书，倒是文帝杨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克己奉公，勤俭持家，生怕家业毁在自己手中对不起列祖列宗，而杨广却更像是汉高祖，手提三尺剑，眼睛看到什么，就砍掉什么。这架势很令人激越，但同时也很令人担忧。
如果这位“美姿仪，少敏慧”的仁兄能像汉朝时的文帝、景帝一样，安分守己的收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做非分之想，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以及这个国家的有限，想必一系列的遗憾之事就不会发生。而杨广也不会被后人视作暴君。
杨广当然有回转的余地，假如连年的征战与黩武让他感到心力与国力的不济。但问题正如前文所指，一方面他当然的认为“他想如何，事情便会如何”。如此一来，也便失去了自知之明，以为寰宇尽在掌握，人有多大胆，量有多大产。一方面，由于看不清自己，便认识不清事物的细微变化，因此之故，当天下烽烟再起，亲信将领公然谋叛之际，他的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导致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做出果断判断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
黄仁宇先生对杨广的自灭是抱有读书人惯有的恻隐之心，他说道：“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隋炀帝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这话自然不错，事实上，明主与昏君往往在一念之间，如黄先生所言“矫枉过正”，过正，很显然就会“欲速不达”，而无论是明德之君还是中兴之主，都在于这个“正”字。归根到底，杨广非死于臣下之手，而是自取灭亡。
当他炫武于塞北，被不恭顺的突厥始毕可汗发兵数十万围于雁门，在箭雨之下抱着儿子赵王杨杲大哭不止，导致眼睛红肿之时。是否会想到这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