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问母亲是什么病。我语无伦次地将母亲的病情告诉了他。他犹豫片刻，用温和的口吻问我还抢救吗。他的眼神已经说明这种抢救是徒劳的。医生见我犹豫不决，小声说抢救过来了也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我喘了一口粗气，很压抑地说：“救！”医生诧异地睁大了眼睛，随即摇了摇头。他这时要我到旁边的窗口先交上一千元急救费押金。我将钱包递给侄儿，要他快去办理。医生又看了我几眼，匆匆进了急救室。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却说不出“放弃”二字。因为我想起了母亲为了救我，给医生下跪的那一幕。母亲的一生，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时候我若是放弃，实在迈不过良心这道坎。大约过了一刻钟医生出来说，人是过来了，能挺多久谁也说不准。按医院规定，要立即办理住院手续，需要交上五千元押金。我当时没那么多钱，一时犯了难。那位医生见我很为难，主动找到观察室的负责人将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观察室的主任看到我确实困难，要我先交两千元的押金即可。我已是山穷水尽，只好对他说要母亲先住进去，我回去取钱，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看到母亲浑身插着许多输液管从急救室转移到观察室。我轻轻喊了母亲几声，她只是“嗯嗯”应道，眼睛却一直没有睁开，好似在说梦话。我吩咐侄儿几句，打车离开医院。我在车上打电话给陈挺将详情告知，他要我去公司门口等他。司机按着陈挺电话里说的地址开车疾驰而去。陈挺那天很忙没有时间与我同车回医院，他将两千元钱塞到我手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匆匆上楼了。我赶回医院要侄儿将押金交给了收费的人。然后我们叔侄俩一直守候在病床边。母亲从急救室出来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喊她，也只能偶尔听到她喉咙里“嗯”地一声。到了晚上母亲的身体已经拒绝液体输入，心脏一度停止跳动。医生，护士一通忙活，心脏才恢复微弱跳动。医生好不容易在母亲身上找到血管，针头扎进去以后液体却输不进去。我亲眼看到医生切开了母亲的颈动脉将针头扎进去，惨不忍睹。我看到母亲被折腾来，折腾去，心里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起来，与其看到她这样活受罪，不如让她在熟睡中静静离去。夜里十一点多母亲突然睁开了双眼，看着我与侄儿，然后气若游丝地念叨着哥哥、姐姐的名字问我，他们来了没有。我笑着痛苦地说他们正在路上。母亲苍白的脸上微笑了一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哥哥、姐姐来了要叫醒她。我笑着说一定。母亲慢慢合上眼睛，此后永远没有睁开。十二点五十五分，母亲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连打了几针强心剂，已经无力回天。侄儿“哇”地一声大哭，我厉声令他闭嘴。侄儿抽泣着，果然没有出声。护士将一块很大的白布慢慢地盖在母亲身上。我将母亲耷拉在外面的手轻轻地塞到布下。医院有专人将母亲送往太平间，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吗，我木讷地摇摇头。我没有送母亲去太平间，吩咐侄儿去记下母亲在太平间的号码。我看到众人推着母亲渐渐远去，顿时呆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侄儿泪痕斑驳地回来了，我擦去他的眼泪，要他去医院门口叫车。我在车里打电话告诉陈挺母亲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那头放声痛哭，急着要马上过来。我阻止了他，说明天有许多事要做，先好好睡觉吧。说完，我挂上了电话。那天是六月二十五日。母亲走完了她忙碌的一生，辛苦的一生，历经坎坷磨难的一生。
第二天一大早，陈挺急急忙忙赶来了。我们寒暄了几句，他要给朋友们打电话多叫一些人来。我打断了他，对他说没有人喜欢去殡仪馆，也没有人喜欢参加葬礼。他执意要多找些人来，我板着面孔没好气说，这种事没必要满世界张扬。陈挺见我生气了，只好作罢。我们买了一些随葬物品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完了必要手续，我们到太平间接母亲出来。太平间门口，有专门为亡人穿戴衣物挣钱的人主动找到我们要给母亲穿戴衣物。我拒绝了。我要亲手给母亲穿戴衣物。也许是热胀冷缩的原理，工作人员将母亲从冷柜里拉出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直楞楞地睁开着好似永不瞑目。陈挺与侄儿看到母亲躺在铁柜上睁着双眼不免有些恐惧心理，站在旁边不敢靠近。我挪着凳子走到母亲面前将手掌蒙在她的眼睛上。母亲额头冰冷，好似一阵西伯利亚寒流迅速传遍我的身体，那种感觉像冰凌扎进心里。
过了一会，我感觉手掌下面潮湿了才慢慢抬起手来，轻轻将母亲的眼帘合上。这时我将脸贴在母亲冰冷的脸上，要她放心，她交待过的事情我一定办到。说完，我开始给她换衣物。陈挺与侄儿看到我镇定自若，处之泰然，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来帮忙，起初有点胆怯，很快便从容自若了。母亲当时像石塑一样僵硬，冰冷。与其说我给母亲换衣物，不如说我是在做样子。真正给母亲换衣物的是陈挺与侄儿，没有他们帮忙我根本做不了什么。我不过是在精神上起了一点儿支撑的作用。我要司机开车直奔火化间，陈挺要在殡仪馆给母亲做个简单的送别仪式，我对他说形式上的东西就免了吧。他仍然坚持要做，我苦笑着说要摆谱我们还没有资格，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让司机直奔火化间。
陈挺与侄儿去办理火化前的一些手续，我坐在火化间的椅子上等他们。那天刚好有一位老太太过世，儿孙满堂，哭的喊的叫的，非常热闹。我看到这一切心里不禁凄凉落寞起来。我恨自己，为母亲办一场像样的丧事都做不到。陈挺与侄儿办完手续回来看到人家个个披麻戴孝、哭喊热闹的场面，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安慰他们说，这么多人来办这点儿事，我们三个人就办了，我们是以一顶百，比他们强多了。陈挺与侄儿表情凝重，沉默不语。别看这些人哭得昏天黑地的，说不定都在想着回家后如何分家产呢。其实，我只是“吃不着葡萄便说葡萄酸”的自欺欺人罢了。谁不想自己父母的丧事办得热热闹闹呢。我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只好以此宽慰自己。陈挺为母亲买了一个七百多元的骨灰盒。在专门烧纸的地方，侄儿跪在母亲的面前烧了一大堆纸钱。我们最后将母亲的骨灰盒存放在殡仪馆。晚上我们在饭馆吃饭，陈挺与小侄一直喝闷酒，气氛非常郁闷压抑。等他们喝多了，才有了一些活跃的生气。陈挺问我以后怎么办，我笑着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想办法赚钱还账呗。侄儿酒劲一上来，说话没把门的：“大叔，我咋就整不明白呢，为啥我奶的事你一个人扛着，我爸和我姑咋不管呢？”我说不知者不怪，他父亲不知道母亲生病的事情。侄儿涨红着脸说他父亲还是没那份心，要是有那份心平时应该打电话给奶奶。我说他父亲也许现在过得很不如意，所以没面子给母亲打电话联系。“东北人不是要面子嘛！”我笑道。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责怪兄长，出去那么久，怎么不经常与母亲联系呢。侄儿发起了牢骚：“我爷是你送走的，那没花啥钱，也就算啦！我奶奶又是你送走的，可这钱花得也太多啦！这得还到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说管它呢，债多不压身，慢慢来吧。陈挺插了一句，说母亲住院期间所有的费用我们兄弟应该平摊。我笑了，说他们没赶上，我比他们幸运，有机会尽点儿心。我半开玩笑半带酸楚地对侄儿说：“你爸和你姑这辈子是没机会喽！”
我回到家里粗略一算，尽管再三节省，母亲从医院太平间到殡仪馆还是花去了两千多元。我很有感触地对侄儿说，在北京活着的不容易，死了也不容易啊。这不是玩笑话，对我们这些“漂”在北京的低收入者来说的确如此。如果不是陈挺，我真不知道那天如何处理母亲的后事。很久以后我才得知那天花去的所有钱是陈挺挪用的公款，他因此受到老板的严厉训斥，还差点儿丢掉工作。这份深厚的情意令我终生难忘。
母亲走后我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在家里连续睡了几天才缓过劲来。细细想来从母亲住院到病逝我一直处于高速运转之中，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母亲在时我心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不敢有丝毫懈怠，自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母亲一走这口气终于松懈下来，顿时没有了精气神，不倒下才怪了。
客观说母亲离去对我的影响不仅是痛苦更多的是歉疚，而所有的苦痛随着母亲的离去灰飞烟灭，代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深深内疚与思考。我经常扪心自问，我为母亲做了什么？我尽到“人子”义务了吗？答案模糊得像一瓶多味果汁，品尝不出来真正滋味。我一边觉得自己尽心尽力了无可厚非，一边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像跑龙套的瞎忙活，眼睁睁看着母亲离我一点点远去却无能为力。母亲生前对我是那样呵护与恩惠，可是当她面临灾难的时候我却无可奈何。也许我的母亲与许多母亲一样平凡而普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用“伟大”来形容我的母亲一点不过分。她为了我尽了一个母亲所有的一切。没有她的呵护，关爱甚至纵容庇护，或许我今天是另一种景象。父亲给了我理智，正直，宽容；母亲则给了我自信，勇气，坚强。父母生前对我寄予深切的厚望，可是我辜负了他们。父母之所以对我寄予深切厚望并非我比哥哥姐姐聪明或是有潜质，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舐犊之情。毕竟我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父母的感情天秤自然向我倾斜。好比园丁栽树养花一样，对受到病虫侵扰的树木花草需要多些关照。往往付出的就多了一分牵挂与期许。他们希望汗水没有白流，母亲的表现尤为明显。实事求是地说，无论资质与条件我都不是一块好料，是父母这块肥沃的土壤令我没有过早地夭折，并且一点一点地挣扎着茁壮成长。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的财富却给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原动力。与物质财富相比，这无疑是天大的馈赠。我怎能不对他们心怀感恩与歉疚呢。孩子对父母的义务与父母对孩子的呵护永远无法相提并论。世上只有忘恩负义的儿女，少有亏待儿女的父母。儿女们对父母做了该做的事自认为很了不起了，可是与父母的付出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走了以后我没有了痛苦，因为我是孩子。孩子的心是尽了义务即可，而父母的心是永恒的爱！懂得这一点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宣布：我长大了。父母在天之灵一定能够听到，因为他们的爱一直在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