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若是弄潮儿，来北京吧！这里是竞争激烈的大舞台，转眼之间即脱颖而出，成为时代宠儿。若是弄潮儿，来北京吧！这里是残酷搏杀的角斗场，转眼之间即颓然倒地，成为时代弃儿。北京好似高速运转的机器筛子，优胜劣汰法则演绎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这个筛子里滚来滚去的人，像一粒料沙子，根本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不过人人都知道结果都是大同小异：稍有懈怠，即被淘汰出局。
初到北京，满脑子美丽的憧憬和幻想。兴奋、喜悦的心情好似到了遍地钞票的梦想天堂，想不发财都难。我甚至经常打电话，约陈挺骑车带我出去蹓跶。我一路上特别留意路面，惟恐一不小心错过捡钱包的机会。
我很失望，只拣到一枚五角硬币。陈挺开玩笑说，是金币就好了，至少可以买一只摩托罗拉汉显寻呼机。我终于知道寸土寸金的北京，捡钞票远比挣钞票难得多。初来乍到的狂热渐渐冷却之后我意识到苦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那时住在苏州桥旁边一家旅店，准确地说是廉价地下室。尽管如此，价格依然不菲。每天十八元住宿费加上生活所需花销，我的钱包里很快只剩下那张身份证了。我这才扪心自问，来到北京这么久都做了什么？
我约陈挺到地下室来商量怎么办，他一脸轻松地说没事。他说有些公司需要人抄信封，问我愿不愿意做。我差点跳起来，埋怨他不识时务，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多顾虑。他却振振有辞，说我做这种事情是大材小用。我哭笑不得，发牢骚说还是先度过眼前的危机吧。
现在回想当初的情形，我来北京的确过于盲目乐观。临行前甚至没想过到北京能做什么，靠什么维持生计？完全是一时头脑发热，稀里糊涂地来到北京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如此仓促。即便来，恐怕也要攒足了盘缠，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做出决定。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我的生活又会怎样？至少这本书的内容要改一改了，或许根本不会写书。因为不来北京，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个体有多小？生活有多难？机会有多好？充其量，我过着的只是一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的生活。如此看来，偶尔盲目乐观，不一定是坏事，极有可能歪打正着地改变了生活轨迹，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很侥幸，虽然走了不少冤枉路，好在一直没有偏离航道。谢天，谢地，谢人。我满怀希望等着陈挺取信封回来，他却来告诉我公司有活的时候会联系他，我当时差点背过气去。陈挺劝我别着急，他去想办法。可是等我打电话再找他，寝室的同学说他已经几天没在学校上课了。我一听，顿时慌了起来。地下室的很多房间当时被“中科大”的学生合租了做宿舍。只有一小部分空房间是留给那些经济相对拮据的旅客即类似于我这样的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旅客都住在上面，没人愿意住到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来。像我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的旅客，用服务员的话说，极少见。像我这样身体重残旅客，更是仅此一例。
隔壁住着几位“中科大”女生，有位贵州女孩叫陈丹。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正是她的及时相助，我才得以度过来到北京以后最为艰难的几天。
我们相识纯属巧合。陈丹男友从老家来看她凑巧与我同居一室。我们闲来无事下几盘象棋，陈丹看热闹喜欢为男友支招。我开玩笑说他们两个干脆一起上吧。陈丹不好意思起来，责怪男友下棋太臭，丢人。她男友走后她有时到我屋里借书看，偶尔主动与我下盘棋。其实与许多常到我屋里走动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仅仅认识，见面打个招呼而已。我身无分文，与陈挺一时又失去联络，生活一下子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旅店每三天交一次住宿费，我撒谎说等两天家里会寄钱过来。而我根本没脸向家里要钱。过两天人家又来收住宿费，我只好又说过两天钱就到了。收住宿费的人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让我感到更难受的是肚子里两天粒米未进，却还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与来玩的人谈笑风生。等人家一走，像一滩烂泥似地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母亲笑着端来香肠炒辣椒和香喷喷的白米饭，小帆笑吟吟端来油条和豆腐脑。我睁眼一看，又是黄粱美梦。顿时想到家里的千般万般好来，于是在眼冒金星中又闭上眼睛。眼里不时浮现出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候我以为与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我可能在熟睡中慢慢睡去不再醒来。我那时只要开口求助，一定有人慷慨解囊，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可是我咬紧牙关始终不向任何人求助。并非不想，而是羞于启齿。毕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求助意味着丢人现眼。我居然还抱着“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大丈夫不为斗米折腰”的传统观念聊以自慰，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不好，而是怪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不会变通与灵活运用。所以饿得眼冒金星，却还抱着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那时候萌生了熟睡中不再醒来的想法，如今想来真是迂腐到可悲可叹！记得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敲门，于是强打起精神挪着凳子去开门。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我咬着嘴唇刺激麻木的身体，才摇摇欲坠地打开门。
陈丹来还书，客套几句要与我下盘棋。我有气无力地说累了想睡觉。她看着我，愣了一下，告辞离去。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从床上爬起来去插门了，干脆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隐隐约约好似听到有人叫我。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眼前模糊一片，渐渐看清是陈丹站在我面前。我挣扎着坐起来。陈丹将一袋东西放到床头桌上。我精神为之一振，意识一下子清醒了。我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她冲我笑了笑，说声“拜拜”便出去了，顺手关上了门。
我迫不及待地从袋子里取出盒饭，大口大口吃起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记得很清楚，饭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菜是宫爆鸡丁。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宫爆鸡丁，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菜。那顿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此后几天，陈丹每次从学校回来都带上一份饭菜，而且还有一瓶酸奶和一包香烟。如果没有新旅客住进房间，服务员看到房间里灯光长时间不灭，就会不时过来敲门提醒我注意节约用电，那种声音格外刺耳。
陈挺终于来了，看上去风尘仆仆，一脸倦意。他带回很多信封，说抄完后可以得到五百元钱。那是一万个信封，一个星期必须抄完。我别无选择，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轴转。饿了，啃几口廉价面包；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立即又投入到抄写中去，累得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即便如此，陈丹与陈挺还抽出时间帮忙抄写了一部分，总算按时完成任务。当陈挺拿着五张崭新的钞票放到我面前时，我不知道是喜悦还是辛酸？那滋味很难用言语表达。旅店服务员随后而至，小本本上一划，不多不少正好半个月，二百七十元住宿费占去抄写费的一多半。我从不心疼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特别心疼。犹如剜去了心上的一块肉。服务员一走，陈挺不禁发牢骚，说人家势利，态度不好。我要他少发牢骚，并且引用伟人一句名言“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完我想收拾一下，同陈挺到附近饭馆去吃饭。当我对着镜子刮胡子时不禁愣住了，这是我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战俘，既邋遢又难看。我洗脸刷牙后换上一身洗过的衣服，要陈挺陪我出去吃饭。陈挺不想去，要我省着点花钱。我执意要去，还说北京这样的地方，靠省钱过日子是不行的。
吃饭时我问陈挺有没有更便宜的旅店，他告诉我目前住的旅店已经最便宜了。我又问他还有信封没有，他说到时候人家会通知的。事后很久我才知道，陈挺那几天之所以联系不上是在四处联系抄信封的事情。当他得知有一家公司往全国各地发函的消息后，天天去那家公司等候，一直等到将那些信封拿回来。也许受到此事影响，陈挺还没毕业便开始寻找工作。现在想起来主要原因是他当初沾染了攀比的社会风气，可是客观原因也是我的到来无形中给他增添了思想包袱，促使他提前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应该说是我拖累了他。虽然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感悟和态度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产生激烈碰撞，可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从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相信这份手足情深的友谊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们吃完饭后回到地下室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二百元钱在地下室里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那种感觉跟倒计时等待宣判死亡差不多。我不想重蹈覆辙，再次发生饿肚子事件。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始终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我好像困在笼子里的动物，有力用不上。刚好陈丹放学回来，她听到我们的谈话后，说他们班有些女生和男生同居后大都到附近的地方租房子住。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陈丹的一句话令陈挺茅塞顿开，他猛地一拍脑门，连连说他就咋没想到呢。陈挺说明天就去附近村子找房子，租房子比住旅店便宜多了。我差点咆哮起来，板着脸数落他少来马后炮。我终于离开住了四十多天的地下室。在那间阴暗、潮湿、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留下我一段辛酸的回忆。也许这是我来北京应该付出的代价，或许是北京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要我重新认识她，审视她，要我看到她富丽堂皇，繁华似锦后面的峥嵘。
当我们走出旅店大门的时候，我一再要求陈挺骑车慢一点，再慢一点。他埋怨说那破地方有啥留恋的，是不是苦吃得不够多。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希望看到陈丹放学回来，当面向她说声谢谢。当时我能做的仅仅如此而已。可是我们走出巷口的时候陈丹依然没有出现，我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再次见到陈丹已是一年以后了，她与陈挺相似，没毕业就先找工作上班了。只是她不再是以前那个陈丹了。这就是北京！她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我喜欢用“新观念速成班”来形容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我在北京租房子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长春桥一个不大的村子，与北京电视台隔着几块稻田和一条不宽的公路。村子虽然不大，但由于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大量涌入，人口远远超出了它的负荷。因此很多人家为了增加额外收入见缝插针，巴掌大的地方也盖起小房以供需求。我抄信封剩下的钱刚好够交上一个月的房租。陈挺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挤出一百元留给我做生活费。他临走时我再三叮嘱他想方设法找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房东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大爷姓桑，患有脑血栓，走路不甚方便，经常在老伴的搀扶下到门口坐坐，出来晒晒太阳透透气。老两口心地善良，态度和蔼。房东大妈对我甚是关照。
我住的对面是一家杂货店。我经常挪着凳子去杂货店买烟，打电话。店主是本地人，大伙儿都叫他老五。小伙子很帅，由于我们年龄相仿很谈得来，彼此很快有了好感。
一次我去买烟，老五不在店里，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在店里忙活着。我一进去她便笑呵呵地说：“哟，小段啊，买点什么呀？”我笑着说买包桂花烟。我出门时很客套地对她说：“伯母，再见。”
她笑了起来。我们闲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是老五的二姐。二姐人很随和，说话做事很爽快。她丈夫常年患病，行动不便，据说是瘀血留下的后遗症。二姐为了照顾好丈夫，辞掉工作成了全职太太。
他们的女儿当时念小学，二姐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操持家务，同时还要顾及杂货店，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来弟弟帮忙照看店面。随着外地人不断涌入村里，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二姐一家人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批北京人。我刚搬到村里那段艰难的日子，二姐一家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便利。二姐对我更是关照有加，我觉得她如亲姐姐一般。后来母亲到北京住院时还是她帮忙办理的住院手续，并且垫付了住院押金。毫不夸张地说，若不是二姐一家人的热情关照，也许我真要跳河了。我大部分时间在屋子里写东西，写完后四处投稿，想以此养活自己。不过我那时写的东西一文不值，靠写作谋生简直白日做梦。二姐夫腿脚不方便，天气好时便在杂货店旁边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他喜欢与我聊天，经常要我出去陪他。我常苦着脸说，二哥啊，我在写东西啊。他问我写得如何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人要啊！这时他们两口子总是安慰我：“甭急，慢慢来。”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二姐常在外面喊我：“小段！快出来晒会儿太阳，二姐夫等你呢！”二姐夫患有高血压，腿脚不利落，又是急性子，遇事急得不得了。二姐时不时地笑着劝他：“你啊，看人家小段，整天乐呵呵的，没事儿唱着小曲，多棒啊！”二姐夫立即化忧为喜，说：“这小兄弟是比不了，甭说我，我看那些好胳膊好腿的也不成！”
我们聊天时他们常问我，怎么想到一个人来北京了。我笑着说脑子发热，现在骑虎难下喽。二姐劝我好多次，不成的话回去算了。我苦着脸，说既然来了，夹着尾巴逃跑丢人啊。二姐夫有时笑着说，成啊，小子，看你熬多久。我开玩笑说，过一天算一天吧，过不去了，不是挨着万泉河吗，到时“扑通”往下一跳，完事。两口子哈哈大笑。抄信封的活时有时无，所以我的生活一直处于困窘境地。每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杂货店里成了我临时的接济点。我赊东西时二姐从不记账，他们说我自己记住就行了。我接到抄信封的活，挣到钱立即去杂货店结算。每次二姐老五都说：“不急，你现在困难，等有的时候再还也成啊！”我笑着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搬到长春桥后或多或少还是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与兴趣，每次我挪着凳子出去，总有一些人好奇地看着我，窃窃私语。偶尔有人向二姐一家人打探我的情况，他们不免将我吹嘘一番。于是很多人对我刮目相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处呢。我那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几乎上顿面条下顿还是面条。很长一段时间被面条缠绕住了，像绳子捆在身上挣脱不了。生活条件稍好之后我极少吃面条，甚至看到面条便厌食。我欠杂货店里的金额最多时高达五百多元，那个月一点收入没搞到。二姐一家人知道我不好意思再开口赊账，主动对我说，缺什么只管去拿好了。如果说北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二姐一家人则是我最敬重最感恩的。我爱他们如爱我的家人与朋友一样，一提到他们，就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和幸福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