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动荡局面结束了。中国又回复到了没有帝制的帝制时代。整个社会的外壳虽然有所变化，涂上了一点现代的油彩，内质还是官僚政治，严酷的封建专制。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传统文化必然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最鲜明地反映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部分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也仅只限于观念方面的变化而已，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系统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士大夫阶级的嫡系传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他们而保持了它的延续性和再生性；即使在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悬浮于上层社会，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他们留学欧美，熟知西方社会革命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整个变革社会的主张不能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系统的民主训练，他们即使号称为社会的精英，却不能不被吸附到权力政治的巨大的磁场中去。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的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
早在1920年，胡适便同李大钊、蒋梦麟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呼吁“为自由而战”，次年提出“好政府主义”口号，把政府看成一种工具，主张工具不受修正时可以换掉。1922年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 》，作为蔡元培领衔，有李大钊等参加的十六人联合宣言，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来代替北洋军阀政府。以后，他办《努力周报》，固然有向政府提出的被时人称作“条陈”的改革建议，但也还有相当部分的批评和谴责。1923年，军阀政府为山东问题交涉案颁发嘉禾章给他，他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后来，《胡适文存》跟着被禁售了。总之，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人，虽然也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他一方面极力保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方面又不忘染指政治，而且力图通过社会的上层渠道来进行。
1927年4月，胡适从美国登轮回国。这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以系列清党反共的举动控制了南方，北方军阀已成强弩之末。面临这种严峻的局面，胡适不得不把他的立足点从北京移至上海。这个崇尚秩序的人，带着极大的幻想，决定把他的政治主张连同全部的信任投给南京政府。
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新势力集团与他有不少的格之处。突出的是人权问题。还有“党化教育”，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为此还辞掉了大学院委员的职务。1929年，报载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一项提案，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听命于国民党各级党部，凡党部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胡适认为，这种全凭党部意旨行事的做法，实在太违了古今中外的法律常规，便给司法院长写信提出抗议，同时还把信件发送通讯社，但被检查机关扣留。为此，他一连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直接向“党治”提出挑战。在文章中，他不但宣称整个的国民党为“反动派”，认为党和政府的权限必须接受约法的制裁，而且公开批评和触犯了孙中山的思想权威，甚至对党国领袖蒋介石实行攻击。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也陆续发表了。这样，民权问题，以及相继而来的法治、宪法和思想言论自由等问题，都围绕着《新月》为中心广泛讨论起来。
对于这种越出常轨的行动，胡适有一段自白：“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使他和他的伙伴对党国怀着另一种忠诚，却仍然逃不出权力者的报复。
最先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呈请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查办；接着，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处也先后呈请中央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层层下达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此外，还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和围攻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没收焚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各种报纸纷纷登载关于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由于胡适的“人权”案，国民党中央全会制订了《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于是，通过天天读，党义的灌输制度化和宗教化了。
鲁迅早就看穿了历史借新月派君子所玩的新把戏。
在中国，人权可以遭到任意的侵犯和践踏，而人权问题却是不能存在的。鲁迅对强权者从来不抱幻想。他不会乞求自由。他知道，自由不是来自上头的赐予，而是大众通过自己的力量和鲜血来争取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如果指望一个反动专制的政府能主动地有所改革，这是不现实的，奢侈的，甚至是虚假的要求。
然而，对于胡适们的“人权运动”，他没有直接加以评论。即使新月派同自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他也决不会在中国极其需要人权和自由的情况下给压迫者以任何客观上的好处。但是，他必须揭露和鞭挞他们的奴才道德。令人不解的是，他放过了头号人物胡适，只抓住其中的配角梁实秋。
原来，在鲁迅的眼中，胡适和梁实秋是有所区别的。
他在暨南大学做过一回演讲，题目是《〈离骚〉与反〈离骚〉》。其中，综述发牢骚的三种方式说：一、赤裸裸地说对方不好，像屈原一类的。二、仅说对方有某些方面不好，如胡适之先生。三、说自己的不好，像贾岛一类的。所谓“反离骚”，就是反对发牢骚。他承认，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讲话指出，《新月》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却不许人发牢骚，便是反牢骚遗下来的精神。他认为特别需要认清的是，牢骚与反牢骚两派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只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
在《新月》的圈子里从事文艺批评的，几乎只有一个梁实秋，正如他后来回忆说的：“就是独力作战，《新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支持我，《新月》杂志上除了我写的文字之外没有一篇文字接触到普罗文学。”与热衷于改良政治的胡适不同，他不但要决心“为政府作‘诤友’”，而且是以反对“普罗文学运动”为己任的。
当新月派热闹过一阵以后，鲁迅发表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犀利地揭露他们作为“刽子手和皂隶”的“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吗？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嘲骂和不满，仍然可以无改于奴才的忠实。在这里，鲁迅指出新月派之所以有超然的态度，实在因为超然的地位所致。
1929年9月，《新月》同期发表梁实秋的两篇论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应该说，在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方面，梁实秋的文章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其主旨却并不在艺术研究，而在于否定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
前一篇文章从假定的前提出发，如说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鼓吹整个阶级的意识而遏制个人表现等等，歪曲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主张，于是得出结论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关于“硬译”，他所议论的也不是翻译的纯技巧问题，而是以“晦涩”、“难懂”为借口，抹煞所有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文章特意摘引鲁迅的译文为例是可以理解的，他要阻遏左翼文艺的发展，就必先撄其锋。
为此，鲁迅一口气写了一篇长文。许久没有写过这样的长文了，名目就叫《“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让梁实秋看看，他不是只有“无穷尽的杂感”。
文章以汪洋的气势，缜密的逻辑，分论文学的阶级性和有关的翻译问题。对于梁实秋的“人性论”，其中有一段驳诘，外柔内刚，不露声色，写得十分漂亮：“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就是鲁迅的阶级论。他常常慨叹人类灵魂之不相通，要是一旦“喜怒哀乐”都可以相通的话，那实在是很可庆幸的事，然而，如此情形决不可能出现在现代中国，所见却是愈来愈显明的反差色。所以，他才决然写道：“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一个对压迫者和整个上流社会怀着极端憎恶的人，是无法接受那种关于人性的甜蜜的论调的，即使他也看到为阶级性所无法全部包含的人性的存在。
梁实秋在文章里说的无产者“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还有“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惟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之类的话，十足的贵族派头，与所谓的“革命文学家，”那付仿佛生来便在于“指导”和“打发”别人的英雄嘴脸一样，使他感得特别讨厌。
在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系统中，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他们从相反的两个方面进行曲解。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后者“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以致中国的无产文学只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鲁迅没有因为批判梁实秋而忽略了“革命文学家”自身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损害，在这里，他集中地再度批判了如下的几位：成仿吾、钱杏、郑伯奇、蒋光慈。虽则这时候左联已经酝酿成熟，他们即将成为他的盟友。
与《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流氓的变迁》。其中为流氓画像是：“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新月派的“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可谓“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一方面必须听命，别方面又大可逞雄，明显的属于“流氓”。他所写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者，又分明留着“革命文学家”的打倒一切的情状。所以，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时，他明确地把创造社称之为“才子加流氓”。
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直至加入左联，所有关于鲁迅的报道和评论，或称“投降”，或称“转向”，无论好意或恶意，都旨在说明某种方向性的变化。其实，他原来的方向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包括独立作战的形态。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左的一直被认为比右好，从而得到长时期的保护。而在鲁迅看来，左和右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左联成立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简短的发言，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强调：左的容易变右，从左边上来的必将从右边下去。他的说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以后的历史复以大量惨痛的事实为此做出证明。
他自己就这样横站着，对来自敌人和“同人”方面作战，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作战，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过分严肃的决不调和的态度，使他得以常常体味独战的悲哀。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逻辑力量简直不可抗拒。这样一来，梁实秋倒变成了“杂感家”了。《新月》同期发表了他的一组文章：《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文章唠叨的还是陈词滥调，在后一篇里，他以得意的讥诮的口吻，回答冯乃超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对他的批判：“《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
“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鲁迅看到梁实秋的文章以后，对冯雪峰说：“乃超太忠厚了，让我来写它一点。”
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是一篇杂文，题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把文章交给冯雪峰编入《萌芽》的时候，自己高兴得笑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就真要刻薄得多了！”
对于梁实秋，他觉得不值得仔细辩驳。他的视界很高，整个“新月派”的文章，在他看来也不过中学生的水平罢了。梁实秋不是说他不知道主子是谁吗？他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文章写道：“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此即谓之“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文章特别指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明显是出于一种阴险的暗示。但是，鲁迅并没有肯定梁实秋意在要得主子的“恩惠”，只虚晃一枪，说他“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样，锋芒最后也就不能不落到一个“乏”字上。
其实，这里用的还是“请君入瓮”法。
几个月前，梁实秋写过一篇《鲁迅与牛》，引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关于“疲牛”的比喻，发挥说，“鲁迅先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党的字样么？……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
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两张漫画：乏狗与乏牛。一个有主子，所尽的是职责；一个有主顾，表达的是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