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政治控制愈来愈严密。
在形式上，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现代的政府。它袭用孙中山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但是，政府最高官员必须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等等都是作为中央政权的重要部分行使其职能的。于是，党政不分成了一种必然现象。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权力机构的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即便如工、农、商、青年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如此。这些组织曾经动员了相当强大的力量起来支持北伐，但是现在政府当局开始公然对群众集会、游行和示威表示反对了，而且极力阻拦和破坏学生运动，培养一批新贵从中进行控制，把所有群众性组织变成御用工具。什么“民主”、“民权”之类，不过是“王道”、“仁政”的翻版，是现代独裁者的别一种骗术而已。
1928年8月，蒋介石提出：随着“全国统一”的形势，下一步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中国应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十五条，其中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大陆大学、华南大学等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令全国军政机关，一体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上海新闻界有论者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蒋介石是首创新闻检查制度的人，其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程度和手段，比北洋军阀厉害得多。其实早在“清党”前夕，他就有过恶劣的表演，指使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在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政府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政府不要登的则一律不许见报。总之，以政府的需要为一切思想言论的准则。舆论于是一律。
在中国，文字狱由来已久。古代的统治者以文字治罪，杀人随便到了极点；而现代政府把这种封建嫡传的随意性同西方科学管理的严密性结合起来，情形更为严酷，使知识分子无时不处于大网之中。然而，时间刚刚开始，更大的文化劫难还在后头。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合结社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横站的士兵/浴火的道路人间鲁迅（下）1930年2月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3月，由鲁迅和冯雪峰编辑的《萌芽月刊》公开发表成立宣言。
鲁迅是同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的。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鲁迅只是默默抽烟，没有正式发言。他曾经向冯雪峰表示过，以他个人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认为除发一个宣言以外，无法做什么事情。本来，他大可以像对待互济会一样，捐点款，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一定要挂名的。但既然主事人有这层意思，那么也就签个名罢。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布的时候，却同郁达夫一起，居然成了领头的人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二十多个分会，并且敦请鲁迅等出席演讲自由的真义。为了自由，他是愿意呐喊奔走的。但是，他有他的方式。对于组织的指示，他仍然保持自己选择的自由。战斗者必须善于保存自己。他积极参加了自由盟主办的演讲活动，讲题却是文艺和美学，与组织上的要求并不一致，没有直接关涉到自由问题。
在几次演讲中，他都强调文艺的社会性、阶级性和真实性。他认为，文艺不应当成为文艺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在绘画方面，他批评一些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画家，命题抽象，崇尚怪异，主张绘画无需“意义”，其实是虚伪画家，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的。他说，绘画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应当利用这种语言，传播我们的思想。如果说这些内容离自由的主题还很远，那么在大夏大学所讲的《象牙塔和蜗牛庐》，就比较的贴近了。但是，他也不是直截了当地直陈时事，而是使用以古喻今，借题发挥的办法。比如说：象牙塔里的文艺，是决不会出现于中国的；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隐士焦先曾经居住的一种草窠，与现在江北穷人的草棚相仿，且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残喘。所以，在中国的蜗牛庐里是没有文艺的。
当然，这些都骗不过一批“文探”的鼻子。他们的嗅觉特别发达。其实，自由盟自成立以后就一直遭到攻击和压迫。一个署名“天马”的评论“自由运动”说：“或谓此辈著作家，本无所谓不自由也，各新文化书店尝见彼等之著，今组织团体而运动自由，深望勿以求自由故而反致不自由也。”十足的无耻奴才腔调。梁实秋则以鲁迅发起加入自由盟为口实，维护《新月》“争自由的文章”，对鲁迅的批判实行反击。《民国日报》组织了系列文章，追踪自由盟的演讲活动，诽谤漫骂，恶毒之至。其中，有报道说“中公学生反对自由大同盟”，“鲁迅等无所施技”；甲辰生的文章，题为《鲁迅卖狗皮膏药》，不惜使用下流的语言；敌天的《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攻击自由组织演讲为“反动的宣传”，“最卑鄙最龌龊的行动”，谈到鲁迅时，故作尊重怜惜之态，说“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艺家鲁迅先生，不自保持其优美的历史，反来与一般时代落伍的无聊文人们结合，作那反时代的勾当，真是可惜之至”。最后，十分露骨地表明了敌视民主自由的党性立场：“在现在以党治国的局面下，是否需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在稍明政党和革命党之分别的人，定能回复这一个答案。”《江苏党务周刊》发表岫云的《什么“自由大同盟”？》说鲁迅等人到各校演讲，“都是反对党的专政”；文章宣称现在是“以党治国的时代”，个人的自由不能阻碍党的自由，“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公民如同草芥，在党老爷及其皂隶的眼中，个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上海市党部执委、教育局长陈德徵表态说：“反革命者是不许有自由的。一切反革命者如果用他们的口或笔来宣传破坏全体国民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为民族和国家计，就应当斩钉截铁的不许他们有个人的自由。一切反革命者不许有集会以扰乱社会的自由，也不许有发表言论以摇动民族基础的自由，这种制裁的责任，我们是要代替民众的利益而负起来的。”他还威胁说：“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么连现在所给予的一点自由也得收起了。”如果要剥夺你的自由，只要定名为“反革命”就行了，真是再省事也没有。而且这种制裁还是一桩恩典哩，因为他们的党，据说是代表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
国民党政府颁令上海各学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演讲，并勾结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是CC派的大本营，那里的权势者一贯喜欢干预文化界的事情，当他们得知自由盟的情况以后，立即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刚刚接编《语丝》的时候，曾经有青年投稿揭露复旦大学的黑幕，鲁迅不加删改把它全部登了出来，浙江省党部要人许绍棣正是该校毕业的学生，于是公仇私怨，一并借此机会发泄出来了。
具有自由意识的人是最不自由的。政府当局首先得盯住他们。对此，鲁迅告诉许寿裳说：“浙江省党部也不是没有熟人，倘来问一下，我或者可以告知原委。现在竟然使用这种手段，那么我只好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算是由我发起好了……”
每天，他照例出门，照例到内山书店，好像从来未曾有过通缉那么一回事似的。
“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罢。”内山劝告说。
“不要紧的，”他说，“如果真的要抓人，他们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
说到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有点讨厌，不让我开口——就那么一回事。”话中几分感慨，几分幽默，几分淡然。
因为许广平担心，内山再三规劝，他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躲了起来。
政治的恐怖远胜于传染疾病。他被迫孤离于人类正常生存的空间之外。出走之前，他怕连累朋友，便将小心保存下来的许多信件毁掉了，他知道，中国的衙门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可怕。在朋友中间，除了柔石、冯雪峰、韩侍桁、姚蓬子、郁达夫等四五人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大约每隔几天，许广平才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一天晚上，偶尔外出夜餐，归途就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久久追踪不舍。
被放逐者的一生。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放逐，几经辗转而到上海，仍然是接连不断的短期的流亡。
在低矮的屋顶下，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话是这么说，而这一点点“残剩的自由”毕竟是可珍惜的。避难期间，他数次觅屋，最后经由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迁入北四川路公寓。门上，贴着写有“内山完造”名字的纸条。有了外国人的保护，于是有了安全阀。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的地位总是优于中国人。
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酷的文化统治之下，把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召集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以便在文艺战线上开展有效的抵抗运动，成了急迫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指示说：解散创造社和太阳社，立即停止对鲁迅的论争，把鲁迅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人们争取过来，希望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重要成员都是党员，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这是容易做工作的。党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至于鲁迅，这个富有个性的倔强的人物，他能够接受党的要求么？
潘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说客：冯雪峰。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1925年春到北京，作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曾经几次听过鲁迅的课。1927年6月，受了李大钊殉难的刺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南下上海，再回故乡，其间同鲁迅发生过通信关系。年底因受浙江省政府通缉，他逃至上海，会见了昔日的同学柔石，通过柔石的介绍，开始正式访问鲁迅。1929年初，在柔石的帮助下，他在景云里找到一处住所，恰好成为鲁迅的近邻，从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机会。
在创造社与鲁迅论争期间，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鲁迅看到以后，很是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经过柔石的解释，说是主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才没有再说什么。其实，冯雪峰在文中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某种优越感。他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是“友方”，不革命而无害。虽然，他承认理想上的人道主义，但强调“在手段上”有“必要”抛弃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这种极端轻率的态度，是鲁迅所最憎厌的。如果说冯雪峰与创造派的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从中表示了对鲁迅的“极大的宽大态度”而已。初次访问，鲁迅除了回答问题，简直不说什么话，也就不足为怪的了。然而，他不愧为柔石的朋友，忠厚，率直，甚有主见，又肯用功，这都是鲁迅所喜欢的。接触稍多，话也就多了起来。
这时，冯雪峰在鲁迅面前，真正感受到了与朋友相处的愉快。在他们之间，革命、阶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现在与将来的种种话题，无所不谈。鲁迅没有什么可隐讳的，他不但对敌对分子的卑劣无能表示了远出于文字之上的蔑视，而且深入地解剖了自己的阴暗，流露出为平时的文字所少见的牢骚。
他对人道主义谈得最多。这些片断，成了冯雪峰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他说：“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时，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又何损于革命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
他说：“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然而，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者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他说：“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想过……但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
冯雪峰热心于科学的文艺理论的译介，尤其博得鲁迅的好感。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从日文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和关于苏联文艺的研究著作。他主持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十六种，就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协作，所译的普氏的《艺术论》，卢氏的《文艺与批评》，以及苏联的《文艺政策》，都列入这套丛书之内。冯雪峰工作认真而严谨，在校勘鲁迅的译稿时，订正了不少脱误。此外，还有过一次合作，就是创办文学期刊《萌芽》。
共同的事业，奠定了他们的友谊。
当冯雪峰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以后，鲁迅表示愿意接受。对于预先拟定的团体名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认为，“左翼”二字还是用上去更明确一些。早在大革命期间，他就曾经以“左”“右”的概念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进行过分析。在这里，“左翼”应当代表着反对现行政权的革命的、进步的力量。事实上，在加入左联以后，他仍然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表明了他的系列组织活动都是以反抗统治者为最高准则的。所以，对人们极力追逐的实际权力和各式头衔，他都有意加以回避。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有必要的、非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
先是经过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也即后来的文化支部的研究，然后产生了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人：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钱杏、蒋光慈、夏衍、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其中，只有鲁迅和郑伯奇不是党员。第二次筹备会在1929年底召开，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出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定筹备小组的任务是：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文件拟定后，先送鲁迅审阅，经他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
小组还决定，与鲁迅方面的联系人，除了冯雪峰，还有夏衍和冯乃超。
夏衍留日期间，曾经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这同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的动向不无关系；回国后，编入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与钱杏、蒋光慈等太阳社成员的关系密切。在鲁迅与这群年轻的共产党员展开笔战的时候，他基本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也确曾给钱杏的论文翻译过一些名词术语，提供过一些“火药”。
冯乃超是站在阵前攻击鲁迅最力的人，但是见面以后，鲁迅却因他的诚挚而全然忘却了过去的仇隙，热情地接待了他。
会上公认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地位，但讨论用什么名义时，有人建议叫委员长，有人建议叫主席，没有最后决定。当鲁迅听取这些方案的报告时，坚决表示不能接受，说他从来是憎厌这类头衔的。
关于发起人的名单，他看过以后没有什么意见，只是问这上面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夏衍等解释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老朋友来往。“那是一时的情况，”他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
他还提到叶圣陶，但是因为多数不同意，结果没有被通过。对于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他是不满意的。
纲领是参照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的宣言拟订的，其中说的“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之类的话，带有浓厚的脱离现实和妄自尊大的意向。鲁迅看了，缓缓地说了一句：“反正这种文章我做不出来，就这样吧。”
他向冯乃超他们讲过两个故事。一个是：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很有把握地回答说，一定是用金扁担。另一个是：一个农妇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肯定是一醒过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委婉的讽刺。
他太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纲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但是，鲁迅在会上的发言，其精神却是批判这个纲领的。
左联成立大会在1930年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是会前由发起人协商好以后，由文委向大会推荐的。七人常委：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也是事前考虑到了三方面力量的代表性，以及党与非党的比例，按等额选举的原则产生的，公布时则依选票的多少排列次序。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革命团体以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潘汉年代表党率先讲话，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纲领做出说明，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接着，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等相继发表演说。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不是有意重提论争时期关于“转向”、“突变”一类问题吗？的确是这样，连“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也都说了，是的，他不怕开罪了新的战友。他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是第一位的问题。对作家来说，他强调的是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后面就战略上提请大家注意的几点，如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新战士的培养，以及联合战线的建立等，也都是前头所说的作家自身建设问题的延伸。
其实，鲁迅的讲话，完全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在论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党员的优越感等等缺点而发的。但是，被他注入讲话中的极其深邃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反倒被一种狭隘的宗派情绪淹没了。
“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会场的后面嗡嗡起来。
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看来，应该改变态度的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对此，鲁迅也不是没有一个基本估计的，只是他不肯敷衍，不愿意在集体的名义下放弃个人的原则。
在左联成立的同一个月内，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剖白自己加入组织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两年后，他回顾左联成立时的情况，说：“到一九三○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鲁迅参加左联，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同时也出于文学事业方面的考虑。对于国民党政治专制的现状，他是极端愤懑的，无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都需要有一个比个人强大得多的集体与之相对抗。眼见各种进步团体和刊物先后遭到封禁，他希望被压迫者能够联合起来，服从于全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这个共同的目标。他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因此这种政治上的要求便自然地落实到文学上面，而始终关注着新的作家和作品的产生。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他的一生都受着青年的蛊惑。当一样遭受着政府压迫的创造派青年向他主动检讨了过去的错误，他也就甘愿再度被利用，即使内心对他们抱有顾虑甚至是不信任情绪。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左翼文艺运动，他是充满热情的期待的。
共产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的需要，或是职业的习惯，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完整的政治组织那样对待左联，极力把它变成秘密组织，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于是，左联也就有了“第二党”之称。加以左联开始的基础不大好，内部的分子不够坚实，或借以营私，或故作激烈，到了后来，不但作品出不来，反酱在难以料理的人事纠纷之中。这样，距鲁迅的初衷也就愈来愈远了。
处在国民党专制政权和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罅缝里，他的战斗活动注定是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