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世界语专科学校的一个学生送来了一本译稿：《往星中》。鲁迅一看著者的名字安特莱夫，不觉像重见故人一样感到欢喜。
次日，整理完古砖拓本，他便开始校阅了。
译者李霁野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从台静农那里得到这个四幕戏剧《往星中》的英译本，翻译过以后，觉得内容同中国的社会现状颇相类似，在韦素园的鼓励之下，终于把剧本译完了。过去，他曾读过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特别喜欢《黯淡的烟霭里》，所以很想得到鲁迅的指导。这，怎么可能呢？小人物对大人物难免有一种敬畏之感。可是，听另外一位同学张目寒说，鲁迅是最喜欢青年人的，并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从事译作，李霁野犹疑过后，究竟将译稿托他转送给了鲁迅。
对于译稿，李霁野根本没有想到过可以出版，只当它是一回练习罢了。至于到了鲁迅手里，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看法，实在没有把握。他想，这稿子不进字纸篓子，也得放在那里吃上一两年尘土吧！
过了不久，张目寒告诉他说，鲁迅不仅把译稿看过，而且记出一些有待商酌的地方，说有机会还得同你面谈一下。李霁野简直听呆了。
是冬日的下午，他应约同张目寒一起访问鲁迅。
一叩门，便被让了进去。不大的四合院里没有声音，静寂有如古寺。他们经过外间的小火炉，径直走进靠里的小屋子。这时，一位留着短髭，上身穿着灰色毛线衣，裤脚扎着带子的人从书桌跟前站起来。直竖的长发，方正的额角，锐利的眼睛。不用介绍，李霁野知道，这就是向往已久的鲁迅先生了。
小屋子十分明朗。后墙上方是大块的玻璃和天空。屋内的陈设有一种乡村风味，连折叠的被子也同主人的衣着一样朴素。
李霁野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胸部很舒畅，丝毫没有闷促的感觉。他们被让座到窗下的木板床上，鲁迅自己转过藤椅，靠近书桌一边坐下来。
乡下人惯有的拘谨，一开始就被毫无虚夸的谈话消融了。
坐在面前的，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大作家，然而的确又是最实在，最诚恳，最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他的谈锋热情而机敏，讽刺社会的说话听起来更令人痛快。他也说笑话，但是很有意思。虽然曾经在大学里偷听过他讲课，但是很难看见他的微笑，而这时，却可以不时地听到孩子般天真的清脆的笑声。不过，倘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情，他便眉头一蹙，一点也不掩饰内心的不快，厌恶或悲愤。李霁野时时凝视着他那颜色苍白而表情丰富的脸孔，默读深刻的人生经验，由于一种倾慕到近乎无意识探究的心情，有时候竟至于忘了谈话。
先生吸烟吸得厉害，小屋子烟云袅袅，充满着浓烈的烟草味。
“怕烟吧？”他早已看出张目寒旁边这位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是怕烟的了，所以不待回答，便笑着说：“这不免太受委屈了。”说完，径自去开窗子。
李霁野说是不怕的，便趁这谈话告一段落时，站起来告辞。其实，他倒是怕久坐耽搁了先生的工作。
“既不怕烟，无妨再坐一会。”
青年听得出主人好意的挽留，于是，屋子里又响起了响亮的谈话声……
张目寒、台静农、韦素园和韦丛芜兄弟，与李霁野同是安徽的一个小镇上的人，而且是小学时的同学。通过互相介绍，他们都先后在一个短时间内同鲁迅见面认识了，每隔几天，总是三个两个相约着去拜访一次。
同鲁迅谈天是一种愉快的经验。看着他的心和机智自然的活动，他们都觉得，比读他的文章更多一种亲切感。
1925年7月，这群青年听说要出版一种《民报》，而且有副刊，正在物色一个编辑人，于是商量说，让韦素园去做这份工作是合适的，但是没有靠山。在窘迫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了鲁迅。
为此，他们一起造访西三条。
对于韦素园，相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鲁迅认为是可靠的。他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但是从来不显浮躁之色，虽然激烈却也沉静，办事是认真的。几年前到过苏联，在艰苦的时日里仍然钉在苏俄文学上面，归国后继续学习俄语不辍。春季，他曾去开封国民军第二军那里，给苏俄军事人员当翻译。走时，前来借过四十元川资，只是后来苏俄军人回国，他才回到北京的。
鲁迅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们接着说，由于弄不清楚这家报纸的政治背景，所以，不知道是否应该按原计划进行。
哪一家报纸没有背景呢？鲁迅回答说，背景这东西，我们可以不问，因为我们自己绝对办不了报纸，只能利用它的版面，发表我们的意见和思想。倘不受干涉，就可以办下去，直到完全没有自由，被迫放弃这块园地为止。总之，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打破黑暗和沉默对我们的包围。
大家托他写介绍信，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在他写信给徐旭生代为介绍之后，不久，民报馆便请韦素园担任了副刊的编辑。
鲁迅得悉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马上告诉他一定尽力提供稿子。他说，必须多注意培养新人，不能重蹈《京报副刊》的覆辙，他还说，最好多登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能战斗的杂文，尽可能把副刊办得活泼一点。这样自然要多树敌，但这是无从避免，也不应避免的。此外，还捎带说了：他因为忙，只能先译点东西，但若有所感，肯定还要写些短文的。
副刊出版以后，立刻轰动一时。民报馆增加了几个临时工作人员写订报单，订报的读者还是排了很长的队伍，拥挤不堪……
李霁野翻译的《上古的人》在副刊上分章发表。不料，副刊只出了半个月，报纸就被迫停刊了。
鲁迅知道了《上古的人》只登了一部分，便劝李霁野再校阅一次交给书店出版。李霁野怕自己校对会有错误，便说，“最好能请人校一校。”鲁迅立刻说道：“我去绑季茀的票！”
大热天校稿，这是怎样的一件苦差事呢！李霁野嗫嚅着说：“最好还是问问许季茀先生吧？”
鲁迅笑了笑：“绑票还要征求同意的吗？”
后来，他果然亲自找许寿裳给校了译稿。李霁野将译稿卖给上海一家书店，连同《民报副刊》的稿费，才凑够了上大学的费用。
据说《民报》刊载了一则张作霖病故的不实消息，被张大帅一怒之下给查封的。鲁迅知道韦素园没有受到牵累，就笑着说：军阀之间的斗争花样很多，内幕永远也弄不清楚，这次没有殃及池鱼也算是侥幸的了！
《往星中》在自己手头搁了将近一年，至今还没有印成，鲁迅每天想起来心里就感到焦躁。
书稿本来已经编入《未名丛刊》，并且做了广告的，但现今升为书局老板的李小峰却仍不见有印行的意思。看来，他是把印书当做生意营生了。但是，类似这样的翻译稿子，又有哪一家书局情愿买下的？译者重名家，品类推小说，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一股风气；所及之处，什么有才华的译者或者有价值的作品，都只好被活活地埋葬掉！……
——自己印！
他终于这样想。也许，少年时候被称作“乞食者”的那种依赖别人的痛苦经验一直在暗中折磨着他，所以，只要世间这种貌似正常而实质上极不公正的现象触犯了他，只要大而至军阀、官僚，小而至校长、老板之流的滥用权力的得意之色在想像的一闪烁间嘲弄了他，全身的血管就要立刻暴涨。大约在闲人看来，当会归之于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一类的吧？总之他要反抗。这种反抗意识，在他有时候明确些，有时候隐蔽些，甚至隐蔽到不成其为意识。从做一件小事到做大事业，他都在极力争取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在自我实现的同时，把属于人的尊严、潜能与价值，从权力和金钱的控制底下尽量夺取过来，交给底层的广大的悲苦的一群……
现在，他要独立了。
幸好新认识的几个小青年是有为的、向上的，这就有了足够可以与数打以牟利为目的的书店老板相抗衡的资本！目前，中国的翻译力量太薄弱了，而翻译苏俄文学的简直就是空白！恰好，这群小青年是专事这个方面的，如果能让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小小队伍，那么，不但于解救他们自己是必要的，而且将大有益于中国！……
原来他在编印着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现在他想，可以把《未名丛刊》从中移出，由素园他们几个人自办。稿子是自己的，另筹一笔印费，就可以开始。反正出版者和读者都不喜欢翻译书，以前和现在并不两样，于是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向李小峰提出来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是夏季的微凉的夜晚。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一起，到鲁迅家里谈闲天。
话间，鲁迅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筹办时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接着，又谈起几位译稿的出版困难的情况。青年们觉得，由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时候，鲁迅向他们谈了预先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说很好，于是便开始认真计划起来了。
当晚，商议的结果是先筹起能出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的资本，估计大约需要六百元，在座的三人和韦丛芜、曹靖华各筹五十，其余的由鲁迅负担。虽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组织，但是并没有设立什么名目，也没有什么宣言或章程，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地做下去。后来，由于对外必得有名，这才根据已出的丛书来命名，叫未名社。
这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文学社，社址就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实际就是韦素园住的一间破旧而潮湿的小房子里。然而，直到第一本书出版了，社里的招牌还没有挂出来。
鲁迅把这小屋称为“破寨”，到北大上课完后常常遛到这里来。寨者，山寨也，不无“落草为寇”的意思。后来，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而被攻击为“学匪”，真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不知道，鲁迅从来就有一种“土匪意识”，所以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居室名为“绿林书屋”，用以回敬那些御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与“官”是对立的，他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在信中，还曾对他最亲爱的人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
他一来到“破寨”里就谈天，方便时也就在这里吃饭。学生公寓里的饭菜并不好，但他只是照样吃，添点菜反倒使他极为不安。爽快，平易，随便，或许这多少还掺合了一点过去与起义者在一起厮混时的“匪气”的。
更多的谈话，是在老虎尾巴里。
他健谈，谈到写作、翻译、编辑一类事情，往往能够针对听者的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听了很能启发心智。
对于读书，他多次强调说，范围一定要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学识。他还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说他当年学的医学对他是有益无损的。他说，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但是又要避免过多的影响和局限，不要钻牛角尖，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他指出李霁野写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脸面》，就有安特莱夫的坏的方面的影响。还有韦素园，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虽然对他的才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问起怎样写作，他详细地述说了做小说的经验。
他说平时偶有一点想头，便先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待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片段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仔细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删。最后还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顺畅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就是恋爱和自然，在必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也不欢喜大段的描写，最多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关于骂人，他也经常谈到，以为在他是难以避免的。遇到虚伪、卑污、令人作呕的世态，心里有悲愤便非吐不快。自然，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下社会的嘴巴罢了。然而，社会的冥顽，又是他常常叹息着谈起的。
说到大家译文的生硬，他总是说，能有不先苦涩的果实吗？哪里有一生下来就成为大人的人呢？送给他看的译稿，只要有觉得费解的地方，他总是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稿子里，见面时拿出来商酌。他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对的。
因为要编书，所以他也还会讲授一点小经验，如字的长体扁体以及标点符号之类。他经常说，不要怕做细小事，这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不让读者上当，也是他常说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的，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他嘱咐说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订阅的人不多，赠送也都应该的……
就这样，他往往一谈几点钟而毫无倦容。青年知道他写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谈说一阵也便告辞了，这时，他就会说，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天，挽留大家继续谈下去。
他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这些待客。有一回，当打开盛小花生的铁盒而恰巧空无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这次权且演一回‘空城计’了！”……
年底，作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翻译的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在鲁迅看来，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国，恃着固有的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走到将要灭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厨川白村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给予直接的猛烈的攻击。为了针砭国民的“自大病”之故，连本国所有的功绩都故意抹杀了。对于他的这种批评态度，以及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国民性弱点的观点，鲁迅是有着实获我心之感的。惟独书中有一篇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声明舍去不译。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政治家应该对文学有深切的了解，与文学家相亲近。鲁迅认为道理上是不错的，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谈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者的接近，在北京这地方也常有，许多政治上的丑态恶行，都被文士们给遮掩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互相利用，距离厨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远！
在想像中，这本书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结果大出所料，开头一两天才卖去几本。书生做生意并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犊，于是想了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这样才渐渐地打开局面。
此后，《未名丛刊》还出版了十余种译作，“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苏联文学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来，鲁迅和周围一小群年轻的“匪徒”并不是盲目反抗的。
其实在这以前的“北新”时代，经过鲁迅编校，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册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
这是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论争的结集，共收不同文学团体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另外，还附录了长篇论文《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的节译。
译者任国桢是北大俄文系学生，听过鲁迅讲授的小说史课。虽然通信不多，见面也只有一次，但是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的。译稿收到以后，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紧张而认真的校订。他知道，关注苏联文艺现状的，决不止于自己一个人。
出版前，他为《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一篇前记。其中，着意指出该书的现实意义，认为任国桢的翻译，“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文章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参加论争的“列夫”派的沿革和主张。这种明显的偏爱，并非由于鲁迅熟悉这一派的主干，曾经在北大任教的铁捷克的缘故。在任国桢译介的三个文学派别当中，“在岗位上”派声称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应当享有领导权，排斥和打击“同路人”作家，颇有惟我独革、定于一尊的味道，在理论上具有严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红色处女地”派则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强调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多少轻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价值，主张直觉对艺术意图的渗入，从而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宁可选择近于“中间派”的“列夫”派立场。
他回顾了“列夫”的前身“印象派”向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等“特殊的艺术”开火，以及演变为“未来派”以后，更为猛烈地攻击旧的生活组织的历史，以赞赏的笔调指出，他们是“改革者”，在俄国政府的高压下，“依然继续奋斗”。嗣后，其左翼派“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这就是“列夫”的起源。鲁迅这样概括“列夫”派的主张：“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以他从既有的材料中所意识得到的“列夫”派的理论，同他个人一贯主张的艺术为人生，反对固有传统，注重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颇相吻合的。
在校读《苏俄的文艺论战》之前，鲁迅已从东亚公司购入一批有关介绍苏联的新书籍，如《赤露见タマフの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露国现代の思潮及文学》等，以后购进的就更多了。
对于苏联，他不再如几年前的淡漠，而表现出了一种急需了解的热情，尤其是文艺方面的情况。由于苏联的成功，他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就相应地产生了研究的兴趣。然而这一切，都是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时，从他的内心的深渊地带，正在升起一颗新的希望之星，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即使导师已经故去，他所遗下的事业仍然在他的同志和战友那里得到伟大的继承。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孙中山发现了苏联：革命的苏联，友好的苏联。苏联的形象，在进步的中国人的心中是崇高的。
当然，鲁迅在这时候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有很充分的认识，甚至更多地带上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应当看到，从他接触和拿来的头一天起，就进行着严肃的选择，而且，只要有所选择，他就使用，决不像某些政客式人物或是书呆子那样搬弄马克思的文句。他思想中固有的阶级论成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获得了理性的凝聚与升华，从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立场和信仰。原来的人道主义，因此而增加了战斗的光辉。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主要学习和吸取的是历史唯物论；至于在文学理论方面，则更多来源于苏俄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阐释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大抵是从日本进口的。有人从鲁迅的著作中找不到马克思的原话，或者发现后期竟至于重复某些早期的思想，于是终至于以不能确定其思想发展的“断裂层”为苦恼。在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上的缺陷，就是无视于鲁迅作为思想主体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融化鲁迅、抹煞鲁迅，只能丰富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思想者，他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
像一棵幼树，在鲁迅的培育下，未名社终于慢慢地长大起来。
鲁迅这个人有点特别。虽然在前辈或同辈中，他也还不乏亲密的朋友，但是在干事业的时候，总是喜欢同小人物混在一起。于是有人说他有“领袖欲”，其实他从根本上讨厌权力，接近小人物只是使他感到亲切和愉快罢了。如果要归结到某种观念上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世界正是由这样一群愚人、傻子、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奴隶所造成。
在给《未名丛刊》做广告时，他就声明，这些并非学者精选的宝书，大家非看不可的，只是想使“萧索的”作者和译者有书可印而已。至于《乌合丛书》，也明白说是“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大约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他还曾向郁达夫提议过，值得搜罗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仔细评定，然后选编几本小说集出版，作点认真介绍的功夫；至于已有专集出版的作者，商定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
社名“未名”，就很有象征的意味。鲁迅自己解释说，未名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而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对于青年的希望，在他是非常迫切的，虽然消沉起来也有过难以理喻的偏激与虚无。
由于《京报》要停止副刊，《莽原》周刊到了11月底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
除了《未名丛刊》，未名社又办起了《未名新集》，收同人的创作。这样，一边翻译一边创作，总算有了一个自足的场地。两套丛书一共出书二十余种，经鲁迅编订的就有十余种，从审阅、校改到联系封面、插图，付出了相当的工作量。为了保证社内资金的周转，他垫付的印书费，以及后来应得的版税三四千元，在未名社解体以前是分文不取的。后来，社里曾经准备再版《出了象牙之塔》，他在信里通知他们说：“再出版不妨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
他的视点，总是落在新人新作上面。
不独对未名社，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冯至、杨晦、陈翔鹤、陈炜漠等，也一样关心。两年前，在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里，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了他一包书，那是《浅草》。这赠品对他来说是无比丰饶的，当时默默的情景，至今也仍清楚地记得。而《浅草》，正是《沉钟》的前身。在他的印象中，未名和沉钟两个小团体的青年，脸上的笑影都很少。他想，大约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总是如此吧？他们是绰约的，纯真的，他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
《语丝》创刊以后，那些作者较为陌生的稿子，大抵是经他介绍的。凡觉得有点才气的青年，或是有可取的稿子，他总是极力推荐。就是沈从文，虽则有人在他所憎恶的《晨报副刊》上鼓吹，他也还时时提起，惟恐做编辑的埋没了他。
还有一个人，就是陶元庆。
对于经常给自己的著作和未名社的书籍设计封面的陶元庆，他可谓关怀备至，不，简直到了推崇的地步。
自从在许钦文处了解到陶元庆的情况以后，他便托请这位陌生的小同乡为《苦闷的象征》作封面画。一个半裸的女子，长发披离，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镗钗的尖头。中国的新文艺书籍，未尝如此用图案作封面的，鲁迅一看新颖的构图和鲜明的色彩便十分喜欢，以为是给自己心爱的译作披了凄艳的外衣。此后，便陆续不断地把许多封面设计的工作委托给陶元庆。
现在，他跟陶元庆已经很相熟了，而每让陶元庆作画，心里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他在给陶元庆写信时，就曾写过这样的话：“真是得陇望蜀！”他爱护陶元庆绘制的每一件作品，几次嘱咐许钦文，印刷封面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原画，并且要陶元庆同意了才可以制版。在校印《彷徨》封面的时候，他接连给许钦文写了几封信，说要特别注意，不要把画面效果破坏了。
在鲁迅的协助下，陶元庆的个人画展终于在北京筹办成功。
展出的当天，鲁迅在同一个下午便接连看了两次，最后一次是特意陪同许寿裳一起前去的。两次看画，都在《大红袍》和《农女》两幅画前停伫了许久。由于画展的序言是鲁迅写的，且提前一天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所以到会场参观的人很不少。
画展开过不久，许钦文到老虎尾巴去，一见面，鲁迅就认真地对他说：“钦文，我正想和你谈谈，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看见过了，真有力量！对照强烈，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
“构图新，”许钦文补充说，“也平衡。”
《大红袍》是陶元庆同许钦文一起看戏完后创作的，但是，画中人半仰着脸的模样，显然是从绍兴戏的《女吊》里获得灵感的。戏中表现的是一种“恐怖美”，陶元庆却能去其病态，而保持其原有的悲苦、愤怒与坚强。蓝衫、红袍、高靴都是旧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则采自京戏的武生，线条经过简化，愈加显得明朗有力。
鲁迅接着说：“我想过了，《大红袍》是一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一本书，就取名《故乡》，把璇卿的《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画做成印刷品，给保存起来了。”
许钦文惊异得很，他根本不会想到大先生会做这样的计划。
“就这样吧，”鲁迅用坚定的口气说，“别的以后再说，且把《大红袍》先做成印刷品，而且得赶快做！”
过了若干时日，《故乡》编成了也出版了，那是鲁迅用《呐喊》的版税支作印刷费用的。而封面，正是明丽夺目的《大红袍》！
1924年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做过一回讲演，题目是《未有天才之前》。他说，天才不是在深林荒野里自生自长的怪物，而是由民众培育出来的。因此，“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但是，目前中国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向是扼杀天才的。要做泥土，必须扩大精神，“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和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非坚苦卓绝者不能，这一点，正是泥土伟大的地方，也是反而有大希望的地方。
他个人不就是这样的泥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