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仍然是“军阀年”。
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已告成立，三民主义有了新的阐释，黄埔军校正在筹建中。但是，反动军阀并未受到重大的威胁。“二七”大惨案的鲜血在流。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浪潮相继低落。各地军阀的野蛮统治，军阀与军阀之间的混战，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主要背景。
军阀刘镇华以镇嵩军入陕，在动乱之中，窃据了陕西省长兼督军的位置。为了盗名欺世，巩固地盘，利用征收的烟卷特税，创办了“国立西北大学”。暑假前，特意筹设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国内的学者名流前来演讲，借以宣传他的文治武功。
在被邀的十多名讲师中间，最先没有鲁迅的名字。鲁迅的陕籍学生王品青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当即写信向西大校长傅铜推荐。他和同学王捷三常到鲁迅家中请教，因此知道鲁迅有创作历史小说《杨贵妃》的计划，并且有游一次西安的意思，便以唐人“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从中劝诱。结果，傅铜很快发出邀请，而鲁迅也很快接受了。
对于长期以来中国女性所负的亡国的责任，鲁迅是颇不平的。在译日本历史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时，他强烈地感觉到，杨贵妃的遭遇，与右卫门是很相类似的。但是，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以文明的材料及浪漫的诗意掩盖了玩弄和虐杀生命的事实，与日本小说的命意并不相同。因而，他愿意做一篇小说，发掘人间的真实；然而又望不见人类的黎明，每当想起自己的计划来，总不免爽然若失……
计划中的小说是从唐明皇被暗杀，刀锋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开始，倒叙他的一生，与杨贵妃缠绵了千百年的爱情故事。其实，两人之间的所谓爱情早已衰竭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密誓世世代代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来世？玄宗以来生为约，无非等于宣告爱情的完结罢了。到了马嵬坡，军士们要杀她，如果玄宗对她还有一点爱情，又岂有无法保全她的道理？只是到了垂暮之年，玄宗回忆起当年行乐的情景，心里才后悔起来，以致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一位道士用了催眠术替他治病，使他和贵妃终于相见，然而不过幻梦而已。
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盛唐时代的政治、地理、宫室、人体、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等，鲁迅都有过很仔细的研究，如果能够实地考察一回，获得一些感性印象，于创作不是没有补益的。
自然，这时他的心情很不好，也需要一种解脱。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他未曾外出旅行了。虽然他不是那类可以遁情山水的人，可是又何必与生命为仇，终日闭门喝酒以自苦呢？
风雨当途。
7月7日晚，鲁迅一行十余人登火车，乘民船，辗转西来。用他后来的话来说，“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终于到了西安。
陕西是闭塞的，贫穷的，荒凉的。陕西人是朴实的，安静的，沉默的。江南游子，是第一次置身于西部高原，目睹由古老的黄河所孕育的中国文明。从“五胡乱华”起，直到民国后的战争，陕西人几乎每代都要经受一场浩劫。现代军阀，决不会比古时的行伍更人道一些。《晨报》曾经连载过军阀陈树藩等残害人民，如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穿肉背心、穿火鞋、骑火马等情形，那是连张献忠也要自愧弗如的。这里的物质生活，简直贫乏到极点。一切日常用品，都从外省远道运来，价钱也特别昂贵。人们往往衣不蔽体，连引渡他们来陕的船夫，竟也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在精神上，“理学气”笼罩一切。对于妇女，夫死守节是普遍的道德，即使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从，不敢僭越。
现实社会的情形，给鲁迅的游兴蒙上了一层阴影；众多的名胜古迹，不但没有美好的弥补，反而处处留着缺陷。在古董铺里买点古物、碑帖之类还算如意，不然，他简直沮丧极了。
现在的西安毕竟不是唐代的长安，除了每户人家的门上贴着诗画，算是“遗风”之外，所谓古迹实在已经模糊得很。例如古陵，秦始皇的只是一座小山丘，周文武的只是一块毕秋帆题的墓碑，此外什么痕迹也没有。人们不知道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汉武，只凭相传的一句话，便永远如此这般地崇拜下去。大小雁塔在悬想中是壮丽的，但看重修碑记，最早不超过清代乾嘉时候，可知距古代已经十分久远。就算函谷关，远望中也是一番新式洋楼的气象。“曲江流饮”原系八景之一，现在江水干涸，是再也流不出旖旎的风光了。在昭陵，那带箭的骏马和鸵鸟的石刻，总算使他追想起唐人魄力的宏放雄大，可惜的是，这样的古迹并不多见，残缺，零乱，颓唐，而且大多数都是伪古的。在他看来，就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一般。原来他还打算到马嵬坡去的，为避免看后更加失望起见，也便终于没有去成。
同来的孙伏园，对于此行却是相当满意的。初到时，他便为一片白色的木槿花所感动，对鲁迅说：“将来，《杨贵妃》里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意外的是，鲁迅静立而无所表示。孙伏园深感疑虑，对先生的脾气，他是有着相当的了解的。
鲁迅的答复是：“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21日，暑期学校正式上课。
鲁迅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课程计八天，十二个小时。他从《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取精要的内容，减去繁难的考证，重点放在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的阐发上面。就内容而论，更是远远超出了小说史的范围。
开宗明义就是进化论。
他在说明中国进化的特殊情形以后，特别指出，进程虽然较慢，但进化是肯定的。然而，他又指出，时至今日，在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至于原始的思想手段也都依然存在。关于文艺发生学的观点，突出地重视劳动与宗教，他分析中国古代神话所以呈片断性、没有长篇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在中华民族过于劳苦和易于忘却，这是与长期形成的经济状态和民族性格相关的。文学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气，至于文学的自律，他倒谈得很少。在谈到汉末到六朝这一“篡夺时代”的小说时，他指出政治力量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文人和文学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此外，他谈了佛道二教的影响。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唐宋小说的比较中着重说明了这一点。在谈到依靠集体力量编纂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时，他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
他高度评价《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昀，鼓吹“攻击社会”的叛逆精神，说纪昀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相反，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这在鲁迅看来，文章虽然漂亮，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进化论于鲁迅，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框架，当它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观而被把握被改造时，就与一种素朴的阶级意识一起统一到他的身上来了。对于鲁迅，与其说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毋宁说是进化论中有阶级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新的理论学习与斗争实践的累加，阶级论更为突出，上升到了一个主导的位置而已。
从自身痛苦的命运出发，鲁迅一直同中国农村保持着某种亲缘的关系，即使作为官僚和文化人而置身于上流社会，也从未忘怀那些以大量的血汗、不幸和死亡掩护过他的广大的底层的人们。在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当中，他秉承了忧患意识与为民请命的传统，而大异于旧式或新式的名教清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和融会卢梭的重社会的启蒙理论，尼采的重个人的生命哲学，19世纪“摩罗诗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铸就自己的基本人格。当他一旦介入新文化运动以后，便强烈地释放出其中的爱爱仇仇的情感，那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阶级战斗的光辉。
在关于小说史的演讲中，鲁迅把文学结构同文化性格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鞭笞了中国人的爱面子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劣根性。他指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许多同类的作品，都导源于元微之的小说《莺莺传》，但后世的作品都以大团圆为结局，这是与原作不同的。他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正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续作却是同样的“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甚至连源流出于《水浒》的一些侠义小说，竟也逃不出这样的布局，事情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了。
但是，鲁迅毕竟是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小说源流的叙说中，也就不时地谈一点文章作法，如摹仿、讽刺、夸张、写真实等，以期在创作实践方面对学生有所启发。其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从审美的角度把握文学的本质，在把审美的无功利性作为鉴赏判断的前提之一的同时，也把鉴赏的无功利性看做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毋庸置疑，鲁迅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是这种功利性又是通过艺术的非功利性来实现的。他批评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他反对把小说写成“劝善书”，说：“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演讲的结果如何呢？一定会给在陕的学生以很大的教益的吧？但是，以鲁迅个人的观察，总以为自己讲的不论可悲还是可笑，听众一律是木然的反应，这不免使他觉得投火之无聊。
刘镇华让秘书请鲁迅给他的下级官兵演讲来了。东道主有一个要求，即演讲时调换一个题目。虽然没有具体命题，但用意是清楚不过的，反正丘八们不会需要那类干巴巴文绉绉的东西。
鲁迅不会连这点悟性也没有，但他的答复是愚顽的：“给士兵讲可以，但是我还是得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他不愿意为权势者歌功颂德，但是对于他们，又保持着某种警觉，有时甚至于对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己见的。
然而，像这样明显的拒绝，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连当代圣人康有为也得吹捧自己，何物鲁迅，居然摆起臭架子来！刘镇华大为震怒，正当他掀去“礼贤下士”的假面而将有所动作之际，经人出面劝阻，才勉强作罢。
《新秦日报》仅仅因为透露了“兼座怒形于色”的消息，就被罚停刊了好几天！
总之，陕西的天空不见得就比北京晴朗。计划幻灭了，又不能写东西，除了古迹、古董，暂且回到古代去，还能干点什么呢？无聊间找寻刺激，竟找到鸦片上头去了。
在西安，鲁迅常穿一件黑布裤，一件白小褂，上街时再加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零乱而长，面色很是晦暗。他的牙齿全部作深黄色，牙根则浓黑如漆，于是许多人都暗地里把他看做鸦片烟鬼。传闻到了他的耳朵，他并不当一回事，说：“烟鬼就烟鬼，算什么呢！”
他终于叫孙伏园弄鸦片去了。
这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有禁绝，而且相当通行，有的军官家里还备有三四套烟具的。孙伏园托在省署任秘书的同学张辛南设法，自然很快找到。孙伏园觉得烟嘴太大，与纸烟雪茄过分悬殊，吸时极不方便，浅尝一下便放下了。鲁迅倒吸得顺利，待静静吸完，孙伏园问他有何感觉，有没有西方文人吸用麻醉剂以后那种“烟士披离纯”的产生，他摇了摇头，苦笑着说：
“只是有些苦味！”
使鲁迅颇获好感的怕只有易俗社。他在西安一共看的五场戏，都是这个剧社演出的。易俗社于民初成立，虽然主事人多有变动，但改良秦腔，自编剧本，却是始终一贯的。现在的社长吕南仲，与鲁迅同是绍兴人，久居西安，编著了不少秦腔剧本。他对鲁迅景仰已久，加上一层同乡之谊，言谈起来感到格外亲切。每次看完戏后，他都要请鲁迅谈谈意见，鲁迅从小喜欢戏曲，有很高的鉴赏力，对于这些剧目，总是热情地给予好评。
易俗社得悉鲁迅、孙伏园、夏元三人提前返京的消息，特意设宴饯行。平时，鲁迅是极其讨厌什么宴会之类的，此行对西大的洋气十足的招待也颇不满，但是对易俗社的邀请，却毫不辞让，欣然前往。
适逢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鲁迅特拟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以同行的集体名义见赠。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用唐人的诗意评价和鼓励剧社中人，倒也并非因为他特别喜爱作为“古调“的秦腔本身，可是，剧社立意改革的态度，以及认真严肃的台风是他所欣赏的。在一个艺术气氛十分稀薄的僻远之地，像这般的不媚群俗，有所操持，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他喜欢“独弹”两个字。
临行之前，鲁迅突然感到不安起来。
陕西人费心劳力，用各种的车载船装，请到这里来演讲，虽然说用的是官费，但毕竟是榨取当地大众的血汗所得，那么你留给陕地一点什么呢？一门不痛不痒的课？一块匾？一席空话？你不觉得你们是在内地里行骗吗？他找来孙伏园商议说：“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
其实，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单是买西三条新宅就背了一笔债；来西安前，又从孙伏园处借了八十三元，到西安发薪后归还的。然而，他并不顾及这些，他害怕的是精神债务。
他打听得易俗社经费困难，决定同孙伏园从讲学酬金中各拿五十元捐赠，由孙伏园亲自送去；计除路费外，还有多余，则全数赠给西大工人。同行的夏元不主张多给，说：“工人既不是父母，又不是儿子，而且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听了非常反感，特意告诉孙伏园，仍照原议多给。
全部交了出去，人就轻松了。
回京以后，鲁迅不禁怅然怀念起西安。
他捡了几种自己的著译：《中国小说史略》、《呐喊》、《桃色的云》，分寄给易俗社和西大的几位师生。他们都曾以热诚招待过他这个远客。此后，他还与孙伏园一起邀王品青等人上了一回馆子，答谢他推荐的盛意。
陕西旅沪青年为了报道陕西的灾情，计划出版《洪荒月刊》。筹备期间，主编周茨石写信给鲁迅，希望取得他的支持。他欣然回信说：“灾区的真实情形，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所以倘有切实的记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
一个叫曹冷泉的青年，带了自己写的关于灾区的纪实文章拜见他。他改过几个字，随即介绍出去，很快也就发表了。
西北之行，使鲁迅对于中国社会多出了一个观察点，认真说起来是收获不小的。但是，他又极其珍惜桌上的时光，以为这样不做事的闲逛，耗去生命不少，心里有一种紧迫感。自从大病过后，他自觉活不久，无论对国事或个人都极其绝望，常常自暴自弃。离京二十天，改变一下环境，心情便变得开旷了许多，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精神上的苦闷，但总算有了对工作的渴望，许久以来所未有过的这种渴望。
他自集了《离骚》的句子为联，请同事乔大壮写了，端端正正挂在西壁上。联为：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人间鲁迅（上）
对文艺家来说，政治决非不祥之物。
正因为他把自己投置于权势者与众多的奴隶之间，承受加倍的压迫、冲击与摩擦，他的人格和艺术，才闪耀出如此炽烈的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