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所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凭着对于生命的敏感，他知道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尤其是看了一些来信和文章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之后，心头不时地蒙上一层阴影，连文字也都不免透露出某种悲怆的气息。他不是那种“视死如归”的人。他是那么顽强地眷恋着生命，眷恋着中国，眷恋着那许许多多与他紧密相关的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死去的使他意识到生存的责任，所以活着，就不仅仅为了亲属和朋友，为了众多的辗转于重轭之下的劳苦大众，也为了对头，为了不可一世的权势者、叭儿，“同人”中的英雄、昏虫、高贵的忏悔者。每当想起死后的情景，想起小报的恶意的诋毁和众多快意的笑脸，他就感到浑身发热，骚动不已。只要活着，他宁愿长此遭受通缉，过囚人般的日子，忍受所有非人的折磨。只要活着，他宁愿放弃一切，留下一支“金不换”就足够了。他对生命的欲求是无限的。生命“金不换”。如果换了别人，也不是没有办法拖延死亡的，譬如休息，疗养，与尘嚣隔绝的生活，然而，他却不能接受这类姑息的方式，只要能坐立，他就必须工作，谁都没有办法劝止或禁止他，使他停顿下来。每当他体温升高，告诉他那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总是马上否认，说是正因为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热才赶快把工作做完的，后来甚至说出这样的理论：如果不会发热，固然可以做工；但是如果发热，那么就得赶快做工。生命与工作，对于他是二而一的东西。如果生活仅只意味着悠闲与安适，不是别一形式的死亡吗？
命运注定了这个珍惜生命的人要以加倍的速度损耗生命。没有谁命令他这样做，全凭内心的指示。
他陷于生存的最大的悖论，他无法解脱。
就这样，他和死亡彼此缠斗不息，直到一个战胜了另一个。
自从3月初到狄思威路的藏书室找书，中寒骤患气喘之后，他身体便日见消瘦，大不如前了，但他是仍旧工作着，并不特别地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的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了一篇序文，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好几篇很带分量的文字。
到了5月的前半月，他的精神呈现出极度疲惫的状态。许广平劝他休息，找医生疗治，几位美国友人，亲自带了鲜花来看他，还带来了宋庆龄馈赠的茶叶和糖食代致探候之意。爱人和朋友的关怀使他感激，但是，他谢绝了一切劝告。他不想像一个病人那样过生活。到了月中，不管他是如何固执，也不能不去看医生了。
这里，连日记也得由许广平代抄，日本医生须藤诊断为胃病，其实是不确的，18日以后，每天的日记都有发烧的记载，病情渐深，就注射“荷尔蒙”之类。但是人倒更难看了，整天靠着藤躺椅，脸色铁青，不言不食，不想动弹，差不多永不离手的纸烟也放弃了，睡觉是似睡而睡的。可怕的“无欲望状态”。28日，等胡风到来，许广平就偷偷把内心的焦虑告诉他，托他向内山老板研究一下病情。次日，须藤来给他注射强心针时，无论牛奶、橘子水等通通都不想吃了，情状十分危急。
冯雪峰找到茅盾，让他通知史沫特莱，转请她的治肺病的专家朋友立即前来为鲁迅诊治，但是事先并没有告诉他，大家都认为，他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前不久，史沫特莱也曾向他提起过这意见，结果不能实行。他的病一直由须藤诊治，一旦请别人诊断，就等于不信任须藤了，他觉得有失朋友之道。当史沫特莱把邓医师请来后，许广平仍旧怕鲁迅拒绝，不敢上楼对他说，只好请冯雪峰先谈。冯雪峰把一切都推到史沫特莱身上，说她实在太热情，而且医生既已请来，就让看看也没什么的，否则太使她为难了。他听了，皱了一下眉头，也就同意了。
听诊以后，邓医师走到史沫特莱面前，神色很异样。史沫特莱问病情如何？回答说“严重”；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回答是“恐怕过不了年”。这时，史沫特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医生说，鲁迅是他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像这样两肺都有病，而且病得这么厉害的，如果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亲自诊治。只要病人同意，马上就可以办的。“当然，”医生最后补充说，“他不会听从我的劝告。这些老守旧派、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他的观察没有错。的确，鲁迅最终坚持了自己。但是这并非出于愚昧和保守，他不知道，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人。
医生走后，作为临时翻译的茅盾把医生的诊断，以及住院的建议告诉了鲁迅，甚至把如果是欧洲人，则早已死掉了之类的话也都说了，大家都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反而以为，告诉实情会增强他对于身体的信心，同时也可以由此使他真正重视治疗。可是他不相信，他说大家骗他，就算做医生的说得严重一点也不是什么可骇怪的事。接着，他简直用了责问的口气说：“当别的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吗？”
史沫特莱哭了。她知道，要打动这样一个钢铁般的汉子，她已经无能为力。
鲁迅虽然不同意住院检查，但在心里，却是很感谢史沫特莱的。事后说起来，他还感叹道：“她实在太感情了，感情对于病人，其实是不好的。况且外国人看生命又比中国人看得重。……好在我不会受什么影响。”
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持续不下去了。
这时，住在医院里的宋庆龄，闻讯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六月五日宋庆龄这般的言辞恳切，你能漠视吗？
除了上海的朋友，还有远方的也都不断写信来，如萧三，如曹靖华甚至亲自前来探候，如许寿裳、郁达夫、许钦文，还有过海而来的增田涉。他们也都怀着同样的忧虑，同样以恳切的言辞劝你入院治疗，或易地休养，你能漠视吗？
其实，你不是不知道得了肺病的，早在十年前大病过那么一次，你就已经把病情完全弄明白了，但是你不愿让人知道，尤其是许广平，你不愿让爱人苦痛。现在，事情已经无可隐瞒了，你如何减轻她的苦痛呢？虽然一切她都默默顺从了你的意思，难道她心里没有执拗和违抗么？譬如这么多朋友的规劝，你能说，没有她的意见参与其中？怎么能够漠视呢？
关于疗养，应当说，他不是没有让步的。
到了7月，他的病开始转好，能够按日写日记了。这时，他开始较为认真地考虑关于离开上海到外地疗养的问题。总之苏联是不去的了，即使连住地、路线、联络人等，都曾几度有人做出过安排。一是不懂话，行动不便，二是先前曾经有过说他“拿卢布”的流言，他不愿这么轻易地为流言所俘获。当然，还有别样的原因。至于日本，那是消磨了他一生中最为热烈激昂的青春时代的一个地方。二十年来，他是时时有所系念的。这一切，内山和须藤都各自挑选了自认为合适的住地劝他前去：一是长崎，一是镰仓。在镰仓，还有须藤的很漂亮的别墅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示离沪之意，甚至面约了郁达夫同去，看岚山如丹的枫叶，但也每每踌躇。直至8月底，因肋膜病尚未痊愈，还不能停止服药，加以时分已入秋凉，居处山中海滨，容易伤风，于身体更为不利，这才初步取消了转地疗养的计划。
最后促使他全盘放弃这个计划的，还是南京来人的缘故。
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来到内山书店，对内山说：“老板，无论如何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可以到德国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了。”
这人正是他从前的学生李秉中。
6月间，李秉中曾经来访过，接着来信专门提及解除通缉一事。信中问到鲁迅对此的态度，如果有意，说一切手续可由他担当处理，并且保证无损于师长的尊严。鲁迅根本不愿向政府求情，他也同时认为，李秉中这样做，不可能没有交换条件的，因此，婉言回绝说，自己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由它去的。
早在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的时候，就曾派鲁迅留日时的同学张协和找过鲁迅，说很想同他会会面。并且说，只要鲁迅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可以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要求，也可以办到。但是，鲁迅拒绝了，结果，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也就随之被裁撤。
李秉中的信，是否与这段往事有联系呢？
几年来，形势的确起了不小的变化。蒋介石从主张他去日本到去德国，也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至少可以被认为，鲁迅是听命于他的，这样，一旦宣传起来，就又热闹了许多了。现在不就颇有人在传说关于他出国的消息吗，他们料定要走的，什么地方也不去，如何呢！他作为知识者的代表，是有比权力者的代表更为强悍的地方在的。
当然，鲁迅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身体的代价，安全的代价。逝世前，他化名刻制“周裕斋”图章，十分急迫地托周建人觅屋，打算搬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根本不打算离沪疗养，到多次反复拖延实行，甚至最终抛弃整个计划，这中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干扰因素，而最大的内驱力，仍然是他不愿离开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只要离开中国这块土地，这种氛围，是无法有效地进行下去的。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以防疲劳，只需静静地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接着，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须藤问：“什么条件？”他说：“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的化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拖延是为了工作，不工作而一味拖延，在他是办不到的，他还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对抗死亡。
他以工作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恶他的仇敌。
赶快做，是他的一个原则。
只要疾病能够允许做轻微的活动，他就立即恢复了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进行，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虽然有些文章题目有点可怕，而笔意纵横，强劲泼辣，却是一如从前。
在民族危难最深重的时候，驯良的人们往往容易宽容或忽略国内统治者的专制本性；叭儿或昏蛋，甚至将最高统治者当成为“民族领袖”而加以鼓吹。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鲁迅虽然迁就了冯雪峰关于“国防”的某些提法，但是，却始终没有放过目前在“国防”口号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民族压迫到底还是阶级压迫。在最后一个年头，他不惮“破坏统一战线”以及“汉奸”等等的恶谥，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更为猛烈地抨击了中国整部国家机器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写于深夜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全文充满了一种激情的呼喊，而且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它给史沫特莱以深刻的印象，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有一个叫曹白的青年，因为从事木刻运动而一度被捕，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出狱后到上海教授艺术劳作课，业余时间仍从事木刻创作。出于对鲁迅的敬爱，他创作了《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木刻作品，并送往即将在上海展出的全国第一回木刻联合展览会。展出前，上海市党部检查官对参加展出的作品进行审查，把其中的《鲁迅像》抽去。曹白十分愤慨，把它寄给了鲁迅，接着在信中诉说了因为从事木刻创作而坐牢的个人历史。鲁迅复信时，要求曹白把坐牢的经过写出来，准备介绍发表。后来，他考虑到可能因此引起当局对曹白的进一步的迫害，终于以曹白的《坐牢记略》为基本材料，扶病写成《写于深夜里》，交给史沫特莱送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发表，并将中文原稿发表在《夜莺》月刊。文章由五个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章节构成。它从介绍珂勒惠支的版画说起，说明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接着是论“暗暗的死”。这两节都联系到曾经是中国现代木刻的提倡者而暗暗死掉的柔石。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在临刑可以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观看的人们还可以喝彩，并且宣扬开去。现代的统治者连这样一点“恩惠”也没有，他们缺乏“成功的帝王”有胆放死囚开口的自信的力量，其实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他悲愤地写道：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再接着，他以童话的形式，暴露整个反动国家的专制、虚伪、腐朽的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这些权力者是根本不要“法治”的，惟其如此，才能以随意变化的策略，保护其压迫和屠杀人民的特权。他们也有所谓经典，法律，法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呵？
中国现实的荒诞性：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母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
出版有大部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最后，是直接引用了曹白的信：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
…………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难道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仅仅是为了保卫这样一个暴君和酷吏所统治的布满监狱和屠场的国家吗？如果说不，你的爱国立场丢到那里去了？正因为陷于这种集体意识的包围，所以，当“国防文学”口号颇为流行的时候，他保持了理论上的哑默，直到冯雪峰把他逼出来为止。但是，他没有放弃的工作是，努力打破对于中国现存的国家制度的幻想。可以说，这也是他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种间接的反应方式。他在这一阶段里对于中国的“黑暗国情”的暴露，是与他对被注入“国防文学”口号中的错误的解释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他认为作者“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不应早早地从东北回来，不等“再丰富了自己以后”便进行创作，文中说没有人指出“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射向鲁迅的一支冷箭。
为此，鲁迅也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有力地予以反击。
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却来指责“八月的乡村”的“不真实”，事情本身就很富于反讽意味。文章说：“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而狄克的一味求全责备，是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而且，指责是如此含胡，大可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却分明是比列举十大罪状的做法更为有害。
为什么要提出“执行自我批判”呢？据说是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何谓“我们”？何谓“他们”？对于其间的阶级的界限，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可以认为，这也是鲁迅对于“联合战线”的理解。
对于《八月的乡村》，周扬也写了一篇书评，对小说的缺点多所指摘。为此，鲁迅曾经很气愤地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吗？那是讲的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而且特别起劲，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资本家所豢养的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吗！”可见，《三月的租界》一文，并不只是针对张春桥一个人的。
在提倡“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认为“国防的主张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种“主题中心”论，割裂了生活，限制了作家，对于创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害的。鲁迅大病稍愈，即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对这种左倾高调，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进行了含蓄的然而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批判。
文章从病中的身边琐事写起，写喝水、休息，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于是说：“这也是生活。”而人们往往轻视这等平凡的生活，以为是“生活的渣滓”，甚至一看也不看，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其实，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注重其中的“一片”，即使如何重要，也不过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陷于错误的。文中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又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在这里，鲁迅随手列举了被视作“国防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即夏衍的《赛金花》，讽刺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还有一些“激昂慷慨的文章”，如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这种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自然是无可訾议的，然而这是真实的生活吗？即使是“最中心的主题”，就可以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吗？文章强调生活的互涉性和整体性，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8月间，鲁迅把几天中陆续写下的几则小杂感放在一起，以一种带毒的植物命题，曰《半夏小集》。
这些小杂感，对相当一些“国防文学”论者在立场上和思想上的投降的倾向，以及文坛上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作了十分简练、十分尖锐深刻的批判，最后的几则，则表述了他内心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和轻蔑之情：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这是明亡之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无毒不丈夫，形之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当鲁迅把原稿拿出来给冯雪峰看时，就说：“也许你不以为然。”待雪峰看完后，还没有表示意见，他又说：“其实也没有很大意思！倒不一定要发表的。这里也看出我的‘小’来！”对于冯雪峰有关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具体做法，鲁迅不是没有保留意见的。正因为连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有着一种距离感，他就很自然地觉得他的这些思想和情绪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还当他被疾病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曾经对许广平说出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于是用力投出去，正好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减轻了。一切险恶的征候都逐渐消失了。
这种压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意，都不是别人可以领会到的。
鲁迅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他永不相信权力者能变得洁净起来；而当有人，不是用血而是用墨为权力者进行洗刷，他的憎恶就会远在权力者之上。他这样对人说过：“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使他不得不格外费力地横站着作战，就因为这批“蛀虫”的存在。他不能放过他们，因为他不能放过为他们所放过的双手沾满血迹的权力者。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以最为强烈的欲望，表达着在所有作家中几乎惟他所独有的饱浸了个人情绪的一个主题：复仇。
最突出的例子是《女吊》和《死》。
《女吊》写的是他故乡社戏中的一个角色：女性的吊死鬼。因为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然而，女吊不肯如此作罢，都准备作厉鬼以复仇。鲁迅用了极其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乡间这个刚烈不屈的鬼魂。他称女吊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就因为她是带复仇性的。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象征，女吊的确可以使上海的一群憎恶报复的“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在她的形象的光照之下变做呆鸟！
文章一开头便引了故乡先贤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承认，自己是很喜欢引用这句话的。有黄萍荪者，在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和叶溯中二人的嗾使下，主办小报《越风》。他一面在报上诋毁鲁迅，一面又接连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统统不复，最后，才写了一封不足一百字的短信回答他。其中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所谓“奉报”，就是“报仇雪耻”。
《女吊》的最后一段，也是以这样意思的话作结的，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死》当然可以看做是鲁迅写的遗嘱，因为里面的确有着这么几条：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但是，它又不太像遗嘱。五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他确曾预感过死，但临到写作《死》时，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觉得离死又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在文章中，他能够那么轻松地，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地戏谑死亡。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问起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像遗嘱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都愉快地笑了。当时，他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气。
如果鲁迅仅仅懂得仇恨，懂得报复，他就会与那些嗜血的狂人无异。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仁爱，充满着一种极其温柔细腻的感情。惟其有了这种人性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他的报复性行动，才富于如此魅人的力量。在他那里，既有电闪、雷鸣，也有晴天朗月，有叆叇的云气。那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世界。
爱，同时构成为他晚年创作的另一个母题。
他是那般深爱着他的故乡。愈到了后来，愈是怀念那里的山水和人物。而这一切，他都只能以一种无望的温情去抚摩。有一次，徐诗荃在他面前夸说故乡湖南的山水之美，如潇湘八景之类，不意被他打断了：“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他的诗中，出现“禹域”、“吴娃”、“越女”的字样，都寄托了一种浓郁的乡思。而几次写“菰蒲”，其实是“莼鲈”的变换了悲剧色调的说法。连老屋都已经卖掉的故乡是无法返回的。故乡，至今对他来说，只能成为对抗上流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己受伤时的洗涤剂。他写《女吊》，还有《我的第一个师父》也都一样，既闪烁着战斗的意志，又浸透了忆念的深情，后一篇的结尾，平易叙来，却有着一种拂拭不掉的淡淡的哀愁，永久的哀愁：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远在北平的母亲和兄弟，也无时不在他的记念之中的。对绝交的周作人，虽或有文章反对其观点的谬误，但在大关节上，却始终表示着兄长的关怀。他不赞成有些作者对周作人的过于苛刻的责难，以为这样，反而会使人陷于消极。对于周作人送李大钊之子李荣华赴日留学一事，他表示赞赏，对周建人说，在这个时候能做别人不肯做的事，可见是同情革命的。他还曾说过，周作人的某些意见要比俞平伯等高明，还引了周作人论文天祥的一段话，说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而有些人却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后来，当文艺界的一个救国宣言公开发表时，他曾在那上面仔细寻找周作人的名字，心里十分焦虑。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了名，怎么会没有周作人呢？他特地告诉周建人，遇到这等大题目，是不可过于退后的。
在《女吊》完成之后，他曾打算写两篇类似的文章，一篇关于“母爱”，一篇关于“穷”。计划中还想一直写下去，凑成一本像《朝花夕拾》一样的小书。“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他对冯雪峰说道，“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在日常说话中，他便常常讲起母性和母爱，譬如在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时候，在谈及珂勒惠支及其版画的时候，或是谈及纯厚的农妇的时候。关于“穷”，他也多次谈到过。他说，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又说，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珂勒惠支作品的两大主题，其一是母爱，其一是反抗。而穷，也正是社会群体反抗的原因之一。穷人的命运始终是他所关心的。
当他深情地眷恋往事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老师，特别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位：藤野和章太炎。
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作翻译《鲁迅选集》时，曾就选目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悉听尊便，只有《藤野先生》一篇，是我希望能够选入的。”他几次向日本朋友打听藤野的情况，一直没有结果，自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寻得一点消息的。但无论寻到或寻不到，总不失为一份纪念吧，直到增田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在病床上仍然问起藤野，然后低低地叹息似的说：“先生还是没有消息，看来，他大概已经不在世了……”
10月份，他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竟未定稿，他就在一种深深的缅想中逝世了。
关于章太炎，许寿裳和周作人或褒或贬，都不是他所同意的。许寿裳认为，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主张应当得到弘扬，显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糟粕。而周作人等，又以章太炎一生中的错失而加以否定，甚而做出“谢本师”的决绝的表示。的确，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为宁静的学者，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是，鲁迅认为，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至于一些文侩作文大肆奚落以自鸣得意，他是不能压制内心的愤怒与轻蔑的，说：“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章太炎的革命意志和光辉业绩，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所以，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删除了先前战斗的文章，他以为是十分有害的“儒风”。死去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曾经战斗过。对此，他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在这里，他表示的仅有的一点不宽容，恰恰是章太炎的宽容。所谓“爱对头”，就是爱斗争。惟有斗争，才不至于掩护邪恶。斗争于他是爱的重要的表达方式。
两年前写的《忆刘半农君》，也是这样一种表达。对于曾经一度作为《新青年》的战友之一刘半农，他称之为袭击敌人的“好伙伴”而表示亲近。他赞扬了刘半农的活泼、勇敢和在战斗中的创造。此外，还辩护了为人们所批评的“浅”。但是，他也毫不掩饰对“据了要津”之后的刘半农的疏远，以及内心的遗憾之情。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为亡故的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他也是从革命的贡献这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的。序文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他维护了亡友，也同时维护了一种文学精神，表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十分深邃的社会学眼光。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是他的话。
为了《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使他陷于重病之中仍然念念不忘。他托冯雪峰催促排字局赶快排印，在信里还写过这类意思的话：“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简直是质问，是带泪的嘶喊！
他一生都在嘶喊。然而，嘶喊为了谁呢？
当他病了，当他不得不暂离了他的壕堑——书桌，只要从酣睡中醒来，他就得沉重地抬起眼睛，穿过屋内的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凝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他的爱太博大了！
病中，他以瘦骨嶙峋的双手反复抚弄过两部画册，编选并催成了它们的出版。其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是《苏联版画集》。后一部画册的序文，还是由他口授，许广平记录的。
他以画册，向中国读者直接呈示了珂勒惠支“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的“深广的慈母之爱”。他让人们明白，画集中有不同于希特勒的别一种人，他们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美而有力，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人性论”的反对者，还曾特意指出：“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他介绍苏联版画，一样意在增进中国读者对苏联的了解，是不但在艺术方面的。
在回答日本朋友关于中日关系的问话时，他说：“我认为，两国的‘亲善’，要在中国的军备到达日本的水准时才会成为可能。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要经过多少年才行。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但不吵闹，反而会很友好地玩了……”他是何等焦灼地期待着中国，以及所有弱小国家的壮大成长，何等焦灼地期待着被压迫民众的壮大成长！这种期待，简直焚毁了他的心！“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他在《我要骗人》中这样写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这是他稍后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写下的话。然而，世界上又并不存在达此目的的便当的方法，只好一面走，一面寻求着光明。他为他看不到人们彼此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到来，而深感悲哀。
每当内山完造讲到中国民族的富于悠久性，只要稍微讲到一点乐观的话，他就会马上说：“老板，我反对，我是非常悲观的。”他不是那样浅薄的历史进化论者，尤其对于中国的前途，他认为，循环和倒退是决不会没有可能的。他不只一次把将来的中国比做沙漠，自然，却也不只一次地表示他要为改造这沙漠而斗争。
无论是悲观，是激愤，是无情的战斗，都是爱的奔流。
他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其实他的一切行为都根于爱。他爱中国，爱人类；他由于这深沉的爱而成了伟大的解放和自由事业的忠实的服役者。
这时候，他一面跟病魔搏斗，一面跟世上的恶鬼搏斗。除了“赶快做”，跑步一般匆匆完成了摆在手头的那么多的工作以外，还计划着写作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完成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两项创作和学术计划，将更为直接地体现他对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以及它的少数精英的热爱与期待。谁能彻底知道，他有着多少辉煌的梦想呵！然而，魔鬼们却过早地把他扼杀了！
一生中，他是那么顽强地一直向前开拓着，虽然也时时反顾，但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作历史性的总结，在他是没有过的。
现在，他要出《三十年集》了。他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大计划呢？难道是出于对生命的不良的预感？作为一种纪念，他感到安慰，抑或怀着昔日为《坟》写作后记时的哀伤？
7月间，当他同许钦文最后一次晤谈时，很郑重地说：“从搜集印在《坟》里的稿子起，我已经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有三百万字，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了吧。”当时，许钦文便暗自吃惊，以为这分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
——这才是真正的遗嘱。
内心的忧伤是无法压抑的。当他一旦把手头的纸笔放了下来，那潜伏着的阴郁的情绪，就会立即前来袭击他。但看这种时晴时晦的不稳定的心情，就足以说明，他的最后的挣扎有多么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