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七十六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许多多作品，在这机关里被肆意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是又一种暗暗的死。允许刊行的不得不编的杂志，如《现代》、《文学》，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转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无生气，以致终于完结。
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发起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新文化运动”。一个大独裁者，政治流氓，厚颜无耻却偏要鼓吹“礼义廉耻”，毁灭文化却偏要大谈“文化建设”。他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要求人们“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做一个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法的君子”。总之，尽小民的本分，驯服到底。此外，国民政府还拨出巨款修建孔庙，明令规定孔子纪念日，积极推行尊孔读经，力图把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以求维护“安定”的局面。
这种政局，对于一个已遭党国通缉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鲁迅除作品被禁之外，还受到御用报刊的各种诬陷和攻击，谣言不断，他向来深居，不大出门，却说他远走青岛、香港；又说他得了脑膜炎；最可怕的还有“汉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检查。母亲鲁瑞的来信，便赫然打着“检讫”的印记。
单是应付关于脑膜炎的谣言，便不胜其累。天津《大公报》载同人所办的《盛京时报》的消息，说鲁迅因患脑炎，医生劝诫从此“辍笔十年”云，鲁迅的亲友和读者，于是惊扰纷纷，不断写信前来探问。单为更正，便写了几十封信。他写诗赠台静农说：“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一副满不在乎的戏谑调子。其实，他的内心是苍凉的。一个月后，为南宁博物馆书写的条幅，所选便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间的，显然是另一种情调。
横站的士兵/内战与溃散人间鲁迅（下）5月底，他作七绝一首，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人就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人，论命运，只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里还会有动地的哀歌呢？心通万里，混茫一片。如果说，到底还有愤怒的爆发，也只能听于无声了！……
鲁迅深知他的危险处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临头。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上海，对于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萧三转达的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谢。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何尝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挣扎，拼杀，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东西的围困，有什么办法！
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知识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意识。他们对人类命运终始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莫谈国是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鲁迅发表时事评论已经非常困难，他不能不迂回到敌后去重新开辟战场，把文化学范围作为他的扫瞄对象，这类杂感，构成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个集子的主要内容。
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具体的文化问题的争论。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赋闲”；接着又发表《论“海派”》，说“京派”作家态度“诚朴”，“海派”作家则“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明显的扬“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种人”苏汶起而反驳，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解。鲁迅无意介入文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然而，他却从中洞见了争论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的东西。
在同一天，他作了相应的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及《北人与南人》，剖析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的人们，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质。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如此而已。在说到北京学界的时候，他特别评价了五四运动，以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且迄今仍然留有历史上的光辉。五四运动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时过境迁，当年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完完全全的向传统复归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官之鄙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经相沿成习。至于北人卑视南人，作为一种传统，也都同样与权势者有关。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的北部，再携北人南征，于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里隐含着他所经常批评的卑劣的奴性。统治者必须治心，必须培养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阶级统治的烙印。他认为南人的缺点，是由权贵南迁带来的。那么，腐败颓废的风气，也就不独由近商者所招致。在这里，他看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文化中同样混有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亦官亦商，总之，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这是为他所憎恶的。
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杂烩”——“京派”与“海派”文人握手言欢的最新趋向，指出这种官商合作，都因为帮闲帮忙一样的“不景气”，一样的不能挽救其没落。对京沪两地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厌，在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描写名妓泰绮思的小说之后，自白说：“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在《北人和南人》中，鲁迅这样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点：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机灵之弊也狡。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借相书提出一个救治的办法是：北人南相，师法南人的机灵；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北京和上海是鲁迅先后生活过的地方，对栖聚在这两个地方的文人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因此，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他能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文化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统一起来。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代表，拜权主义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意识的代表，拜金主义是其特征。前者封闭，倒退，墨守；后者势利，圆滑，善变。对中国文人的种种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有更充分的展开。
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给予严重的关注是必然的。
知识分子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历史特点。鲁迅虽然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的压迫抱有同情，对他们潜在的能量多所期许，但突出的仍然是否定，是对植根于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的文化寄生性的批判。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北京时期集中在政治方面，如对章士钊、陈西滢等在女师大问题的斗争，那么在上海时期，则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方面，文章有《二丑艺术》、《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帮闲法发隐》、《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大小骗》、《考场三丑》、《读书忌》、《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等等。后来论“文人相轻”，一至于七，都说明了他对文人的重视。其中，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飞腾”的、“‘爬’了上去”的大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所期待的是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和干预意识，而这一点，又是大知识分子所最薄弱的，他们往往远离平民阶级和社会现实，而通过“天梯”，同专横、虚矫、颓靡的上流社会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在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这种改造，不等于屈从于政治压力的人格畸变，而是人的自觉建设。人的建设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
这个时期的杂感，涉及众多的文化项目，诸如：饮食，居住，衣饰，器具，娱乐，礼节，婚姻，宗教，神话，歌谣，语言，艺术，等等。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小品的是，不仅在它们的灵智和文采，重要的是贯穿其间的文化批判意识。“刨祖坟”是一种办法，他试图以此动摇现代官僚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根柢。
中国的畸形社会，在这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加以呈示的。每一个现象都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但又具有互涉性，从而构成为文化丛，表现出综合的文化意义。《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男人的进化》、《“小童挡驾”》等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延续和发展问题构成同一组杂文；《推》、《“推”的余谈》、《抄“靶子”》、《“吃白相饭”》、《“揩油”》、《爬和撞》、《冲》等，由上海所见的日常生活现象构成另一组杂文。这种横向组合，在更大层面上揭示出一个日趋商品化的社会的病态。取习惯经验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礼》、《打听印象》、《吃教》、《喝茶》等；取神话、风俗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中国的奇想》、《〈如此广州〉读后感》、《过年》、《迎神和咬人》等。这些杂文更多地从文化积累方面纵向组合而成，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模式中的同类价值意识。横向与纵向的交叉组合，又构成为一个个坐标，一个个网络，互相关联，互相生发，层层推进。鲁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凡纪念，“礼”而已矣。礼既是一种行为规范，但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最重形式未必便对，有时候又最重视实际，譬如“推”、“爬”、“撞”、“冲”，譬如“吃白相饭”，譬如“揩油”，譬如“吃教”都是。如果说中国人专重实际也未必全对，却又最爱奇想的，总是拼命的救死、逃死，回避现实。有些文章发挥得十分漂亮，如《爬和撞》所总结的“跪着的革命”：向上爬而爬得上者太少，于是发生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下面的人制造撞的机会，使大家花些小本钱，而预约一种好生活。这样，大家便都愿意来试试，爬着来撞，撞不着再爬……不断“革命”，死而后已。又如《吃教》，文章说小百姓叫耶稣教徒是“吃教”的，其实这两个字可以一样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什么“革命”，什么“主义”，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时髦，一种招牌，根本不存在信仰。文章还说，“吃教”有“专吃”和“合吃”两种，宜于专吃的时代是必须定于一尊的，至于合吃，诸教也本非异致，所有主义都可以为我所用的。不同的是一碟全鸭，一碟杂拌儿，吃是一致的。
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商品经济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方。对于初步形成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鲁迅是文化人中最早予以关注的一个。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礼赞商品对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冲击，从而带来社会全面松动的杠杆作用。他有他的关切点。作为一个启蒙家，他所注意的是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由于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类似西方的社会病，在乡土中国远未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他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对黑暗政治和官僚文化的挞伐上面。
此间，进攻性最强的，要算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一篇文字：《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所谓“两三件事”，指的是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和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揭示广大奴隶的某种心态，即在《马上支日记》中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一些人，对于神、宗教、权威是怕和利用。文中分析他们祭火神的心理说，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一样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的如果不祭，据说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然而，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这就是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至于火神，权势者，又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们由事实而有所省悟，好不容易开起学校来，无奈学生们又年年闹事，于是到了国民党掌握政权，作为改正的手段，除了大造监狱，什么也没有。对于思想犯，则有着另一种叫做“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遵奉某种主义，排击某种主义，如此可以反省到死。所谓中国，不就是一座思想统治的监狱吗？
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在内山书店的漫谈会上，鲁迅对儒家思想和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之类有过很深入的剖析。他说，儒家思想的东西，都是为政治家而写的信条，是政府加以利用的东西，总之并非是庶民自己的东西。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强制人民，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成文的律法。这种思想统治过度强化时，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在最初阶级，政府还不能不据什么主义说点新事情，后来不知不觉间又要跑回到原先以传统思想强制人民的地方去了。这时候，什么言论自由啦，结社自由啦，天下为公啦，宗教是鸦片烟啦，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一面说教，声称要符合时代需要，一面毫不留情地去镇压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说到文禁，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如何，只根据作者的名字就可以绝对禁止，对这种野蛮的行为竟至于满不在乎，世界不论哪一国也没有这么干过的。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在一段时间内，鲁迅集中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了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到奴才文人。前者写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以“形迹可疑”被捕，那著作也并非反动，只是以《易》解《诗》，信口开河而已，结果得了个“于圣王之前，混讲经书”的“狂妄”的罪名，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者写名儒兼孝子尹嘉铨致仕回家后，使儿子给乾隆送了两本奏章，一为父亲请谥，二请许一群名臣从祀孔庙。结局是：“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因为皇上加恩，才改为处绞立决。文章说，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不了解主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向主子进言，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奴才是不能高出于主人的。比主人高明当然大“不可恕”，试想若非自以为高明，怎么会提起意见来呢？文章对乾隆一类“英主”的心态有着很深刻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种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总之，文字狱这东西，是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中国人的奴性，就很可以从那博大和恶辣的策略中明白它的由来。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笔调悠徐，却是十足的“舒愤懑”之作。
医术的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简直让人相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科学。从周到汉，有一种专施于男子的叫“宫刑”，施于女性的叫“幽闭”，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令人吃惊。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粗分就有流贼式、官式。两篇文章都援用过的史例，是关于明朝永乐皇帝的。在他惨杀的忠臣里，有一个叫铁铉的，油炸致死后，将其妻女发付教坊做婊子，还要她们“转营”，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谓“守节”，在那时还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呢！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就这样一直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种种残酷的事实，自然是最好莫如不闻，也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无奈现实总是逃不掉，君子自己也就亲临了庖厨。大道是对于世事“浮光掠影”，随即忘掉，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或对于现实“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撒一点小谎，可以消解闷气，到后来便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于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譬如铁铉的女儿发付教坊的事，让士大夫知道了，就有了她们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的佳话。在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虽或被权势者的出色的文字狱手段所遮掩。不过，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更是代不乏人。“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汉儒白云“舒愤懑”，那是什么东西呢！？
文章把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在《病后杂谈》的结尾，他竟把自己的未来的死也拉了上去，说：……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文章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由于检查官不说不准登，也不说登，发行人就找作者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还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了一遍，并且把题目改作《病后余谈》，删掉“关于舒愤懑”这样一个副题，然后准予发表。直到结集出版时，被删改的文字才得以补正。但鲁迅是从旁加了黑点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痕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通过典型化的形式，几乎动用了他的全部的生活积累，确立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主题，囊括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恒定的东西。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野草》，从社会转向自身，从外部转向内部，后者在小说的抒情性与讽刺性两大叙述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象征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以上创作，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学体系。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着某种能源危机。对于一个善感而又富于理性的学者型作家鲁迅来说，在生活上陷于囚人般的无法走动的境况底下，就只好借重固有的深厚的知识，发挥无尽的思想。自然，论创作的动机，鲁迅也并不在乎美学殿堂的建造。杂文的写作，就这样成了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成物。在长达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中，他的杂文是在不断的腾挪变化中获得丰富的。《热风》带有哲理性，《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富于论辩性，《二心集》则以科学性和逻辑性见长，《伪自由书》可读作一组时事评论，新闻性、政论性非常突出。《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新的整合，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向文学回归。最新时期的杂文，多近随笔、小品，融合了前期的各种特点，而偏重于启蒙性、文化性和知识性。鲁迅杂文，原来包容了多种的文体风格，惟此时更趋精粹、成熟和稳定，从而构成为后人所称的“鲁迅杂文”的基本格局。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密切结合，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杂文的一大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小品文作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在发表时，它们才特别恩蒙了检查官老爷的注意、修整和扣压。鲁迅一生中使用的笔名共一百四十多个，单从1932年到1936年启用的就多达八十多个，可见此间的杂文的战斗性。
鲁迅曾经对许寿裳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十几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的确，黑暗势力是彼此相通的，即使在看来极不相干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缝隙的暴露，都足以牵动他们的神经。种种行政强制手段，其实是虚弱的本质的体现。尤其是权力者，几乎无时不在提防着自身的崩溃，所以镇压，暗杀，是一刻也不能松弛的。
包庇是决定了的，而暴露和抨击也是决定了的，倘使黑暗长存，作为人类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有奴隶，但不可能都是奴才。当同乡老友张梓生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申报？自由谈》，向他索约稿件，他作诗答道：哪里有甘美的酪果供菩萨们享用呢？生来就不像莲花六郎有漂亮的脸蛋可以邀宠，还是算了罢——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
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
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燃烟卷觉新凉。新凉即晨凉。每当黑暗的压迫使他感觉窒息般的痛苦时，他就在心里安慰自己：天快要亮了，天快要亮了……
天亮是一种感觉。
感觉未必可靠，最可靠的，莫如绝望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