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鲁迅将自己的两种小说集赠与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并且都题了诗。
《呐喊》上面题的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所谓“文网”，对他来说，又何止乎通缉？何止乎查禁和删改作品？现在，他已经陷入上海滩文人——他称之为“狐鼠鬼蜮”、“文虻”、“富家儿的鹰犬”、“叭儿与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诗中的“怪圈”现象，并非专指“呐喊”时期。1933年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而且是愈来愈严峻。
只要他不最后放弃战斗，就必须承担这种厄运。
他知道得很清楚。
1932年年底，黎烈文编辑《申报》副刊《自由谈》，请郁达夫约稿，鲁迅从此成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向中国最老的报纸进军，体验新文学胜利的愉快，这并不是重要的，他所以乐于为《自由谈》供稿，主要出于新的战略考虑，即走出左联刊物因为压迫而日益缩小的范围，打破封锁，谋求更大的社会影响。目下，可登载这类东西的地方已经不多，仅《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寥寥几家而已。他给《自由谈》的稿子不少，平均每月八九篇；但不久，又得使用笔名如“丁萌”、“何家干”之类，而终至于接连地不能发表了。
“自由谈”本来就没有，政府所准予的自由只能是伪自由。对于做编辑的苦衷，鲁迅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写信给黎烈文说：“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有趣的是，偶一翻报，忍不住又写出一篇《“多难之月”》来，于是补写一信寄出：晚间曾寄寸函，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禁者自禁，违者自违。鲁迅总算在《自由谈》上不自由地谈下去。
5月间，由于过分沉重的压迫，《自由谈》编者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正如鲁迅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又怎么可能做到呢？至少对他本人是这样。虽然从6月起不断使用笔名，弄得那些官派的检查员胡乱删削，看文字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呜呜不已；而在谈风月的名目下，他一样谈风云，写对于时局的愤言。他以编者的启事为界，把上半年的杂感名为《伪自由书》，下半年的叫做《准风月谈》，恰好配成一副对子，其意谓：经过检查，经过删改，经过钦定，“自由书”固属假冒，准而不准，“风月谈”又如何可以当真？！
这其间，因为所谓“文虻”，而耗费的精神不少。他虽然给自己制订了一条“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的方针，无奈天生的脾气，一看这类的东西，总免不了要生气，即使怎样修炼也不行。
不过，用来还击的文字，于他还是吝啬的。文章的战斗，大家本当用笔的，而一面另用阴谋，专持扫帚，还有什么战斗可言！他藐视它们，根本不愿意为此花费弹药，他的死敌从来是权力者及其帮凶。不过，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批“文虻”的跳踉也不无认识的价值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他深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于是用了剪刀和笔，把“文力征伐”的材料粘连成“后记”，让《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各各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对于这类文人的鬼把戏，从一开始，他就看透了它们的命运，并不以为意的；可是，想到自己的杂感竟因这类东西的跋扈而生存，而生长，却又不免有些痛楚了……
在《准风月谈》的后记里，他慨然叹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从北京回来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书名叫《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邨人、张若谷。实际上的情形，和新闻报道的很有些两样。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不过，这几个人中间确有杨邨人。
文坛上的一些无聊消息，是要比时事新闻传播得更快的。
关于梁实秋，大论战已经过去了，只是在翻译问题上偶尔牵涉到。至于张若谷，实在连被“嘘”的资格也没有。虽然有几篇短文因他而发，究其实也并非全出于驳斥，而是生发开去谈了别样的问题。
在三个人中，杨邨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早在1925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太阳社的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左联的盟员。1933年1月，在《读书杂志》上，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为了掩饰自己的懦怯，表示说要做一个孝子，把照顾家庭当作圆满而堂皇的理由。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以阅读所得的经验”，决定“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奇怪的是，又明明白白扯起“自由人”的旗子。7月，《社会新闻》登出消息：《杨邨人转入AB团》，终于暴露了效忠权力者的走狗身份。
早在1930年，杨邨人便以“文坛小卒”的化名，在小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婴孩的周年生日，不料因此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不是“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然而，鲁迅保持了沉默。
直到杨邨人的自白出来以后，鲁迅才作了《青年与老子》一文，揭露了他人格上的虚伪。为此，杨邨人写过《聪明之道》，但也同他化名柳丝写的《新儒林外史》一样，鲁迅按原样放在文集的后记里，略加评点就算完了。因为事实上，杨邨人已由自己的作为告发了自己，“滑稽文章”又何劳反驳呢？怕因此玷污或浪费了自家的笔墨，其实这也是鲁迅的洁癖之一。
然而，杨邨人却上门寻衅来了。
《文化列车》刊登了他的《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在鲁迅眼中，无产阶级大众都变成了阿斗。文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是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显然，装出一副娇态，企图给鲁迅的答复制造困难。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而信中，不只是为了答复杨邨人个人。正如他所说，“个人倒还在其次”。
杨邨人的公开信以大量的篇幅写到鲁迅的老态。又是年纪问题。分明袭用了当年创造社太阳社的战法，而远为卑劣。诚然，年纪是属于个人的，再说也近乎无聊。答复时，鲁迅只写了短短一段，并且声明道：“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也许真的是老了的缘故，近来，竟会不时地想及故乡，想及亡友，想及生命，而且每想起来都不免有些焦烦。但当有人要拿衰亡来威吓他，又要做出特意关心的哀悯的样子时，他便只有愤怒了。
愤怒，却没有使他要借“无产阶级”一类名义来凌压对手，或者任意把对手夸大为国民的公敌。对于杨邨人，他只是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区别开来。所谓奸商，在他看来有两种，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颂苏联，赞共产，而到清党时，又用共产青年或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特点是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斗劣绅，激烈得很，遇到挫折，便称“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特点是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小贩具有投机气味，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而已。这是鲁迅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归纳出来的“阶级论”，很有自家的特色，但又非常精确。
在《伪自由书》后记里，他便对杨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他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
杨邨人没有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鲁迅曾经这样说过。
因为接待过萧伯纳，他就遭到一次意外的攻击。这次攻击不是来自敌手，而是文学社同人，然而决非“乱发的流弹”是可以肯定的。
春间，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建议创办《文学》杂志，借此恢复《小说月报》。在“一二八”战争中，商务编译所被炸，所有杂志全部停刊，战后复刊时，由于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干预，《小说月报》被压了下来。对于郑振铎的创意，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茅盾和胡愈之自然是赞同的，同时也得到鲁迅的支持。这样，《文学》编委会便在一次晚宴上产生了。这次晚宴，鲁迅是出席了的。
《文学》第二号，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上面发表《休士在中国》一文，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士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卑劣的小人了吗？
对于人格的被污辱，他是不能忍受的。他维护人的尊严犹如生命，且不独于自己为然。在北京的时候，就有对于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的抗议，以及对错记杨树达事件的补充声明。自同陈西滢等笔战以来，诬蔑和侮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也就无须加以洗雪。因为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读者一看便可明白的。可是，《文学》却不同，它是挂了冠冕堂皇的招牌的，而他自己又是同人之一，何以一至于此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便不行，这才让他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博得观众的一粲吗？他愈想愈气愤。他不是这样的角色，他要声明还有能力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都是另一回事了……
他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但很短，要求公开发表。
信上，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休士他是见过的，但他认为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人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的。后来提到为此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的暗算也。”
《文学》第三号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回复鲁迅的函件。伍实的函中解释了为文的本意，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从文学社的立场，对《休士在中国》的发表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能取得鲁迅的谅解。
上海《新垒》月刊发表文章，题目叫《文学社向鲁迅磕头》，对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函件往来实行攻击，说：“鲁迅之威风，文学会之驯服，至此我们才知文坛权威左联领袖之尊贵，才见到一幅文坛奴才的写真”；“鲁迅以父系制度时代的亲权，再加上一个左联背后的政权，当然要严加斥责，而《文学》不能不作贤妻孝子的表示了”。鲁迅不但没有代表任何政权或党派，也从来未曾做过什么领袖导师之类，更没有那种生杀予夺戏弄威权的表示，而事实上他也无权可弄。倒是从此以后，由编者的聊以塞责、患得患失而推定《文学》的“未必高明”，从而渐就回避了，直如他所说的那头躲进深山密林里舐伤的野兽。
当然，在鲁迅与傅东华之间，也还保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周旋，如继续给《文学》供稿，推荐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等，这是他基于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认识，而不得已采取的变通手段。水至清则无鱼。当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已经被权门所垄断或被俗物所把持，你当置文学于何地呢？只好迂回着干大众的事业。这是无法可想的。像他这样个性倔强的人，做起这些违拗本性的事情来，是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的。
两年后，傅东华因私事求助于他，他一样没有拒绝。
傅东华的儿子傅养浩得了伤寒症，多方延医，却日见严重。后来，傅东华打听到鲁迅认识福民医院的院长，便托黄源求告鲁迅，希望能请这间医院的医生诊治。鲁迅是学过医的，知道这种致命的疾病，闻讯十分焦急，立即和黄源赶到福民医院，把小山濠一医生请到傅东华家里。诊毕，再由鲁迅陪送小山濠一返回医院。
结果，傅养浩被送进福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鲁迅还曾几次前往探望。这种殷勤，傅东华是不无感动的。傅养浩出院后，傅东华专门写了一封信向鲁迅致谢，鲁迅没有回复。他没有必要回复。因为奔走的本意，乃在“救救孩子”，并不是为了傅东华。
鲁迅逝世时，在众多的吊唁的人群中间，有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他是特地向学校请了假，跑到万国殡仪馆里来的。在鲁迅的遗体前，他眼含热泪，恭恭敬敬地鞠躬三次，还是不忍离去。他就是傅养浩。
在他的心中，鲁迅是使他重获第二次生命的人。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在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围绕着《庄子》与《文选》问题而展开。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按表格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于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这份书目不能不引起鲁迅的重视。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而类似的书目，十年前也曾由《京报副刊》征求过一班名流的意见。当时，他自己所作的答复，不是遭到普遍的攻击吗？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所谓新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由施蛰存的一份书目，鲁迅不禁联想到青年当中许多复旧的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同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的是，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又想起了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甲午战败以后，他们要“维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和《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对人却毫不愧色。他们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当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此看来，历史岂非倒退了吗？
他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一个“忆”字把两段时间连缀起来。
文中以一个显豁的比喻，对“反复”的历史性现象做出警辟的提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鲁迅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专为施蛰存而发。而施蛰存看了，总觉得是针对他的，于是立即起而辩难，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答以《“感旧”以后（上）》；同一天，又连带写下《“感旧”以后（下）》；虽然不是直接与施文有关。接着，施蛰存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等，一直纠缠不放。鲁迅也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在《扑空》、《〈抄空〉正误》、《答“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分别写了《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考察。他以刘半农为例，批评了当年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战士，他们因胜利而爬了上去，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反而将它踏在脚下，拿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他提出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论题，指出：必须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所谓语文的新生，就是大众语的实现。而语言同大众的结合，在鲁迅看来，还是表层意义上的问题。关键是思想的施入。在白话运动中，鲁迅就极其看重思想革命，他始终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在这场论争中，他反对在古书中寻活字汇，字汇所表达的是僵死的思想，即使能使字和词复活，也无非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徒具满身的珠光宝气而已。人生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十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而施蛰存却向青年推荐《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用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孔孟且不说，《家训》的作者，及其中所记的齐士，自身为儒士，却又归心于佛，或教子弟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也是一样的思想：自己念佛，让子弟学“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但现在，这样的“二重思想”者也不少。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论危机，与北朝时期很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当此变化急速、斗争剧烈之际，“颜氏的渡世法”难道会是有益于青年的吗？鲁迅在先后两篇文章中一同指出：在中国社会上，保持这种“颜氏式道德”、“北朝式道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荡涤的必要。
在论争中，鲁迅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尖刻，使得文章也发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鲁迅是孤傲的。
在鲁迅眼内，没有哪一个敌手具备可以与之长期论战的资格。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所谓“武力”，也就是权力。政权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也曾把执掌政权的阔人称之为“有力者”。文人乖巧，往往依附者多。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叭儿文人的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于鲁迅，最先有《中央日报》的讨伐。得风气之先，自然不愧为“中央”。接着，有《时事新报》；后起的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已经完全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到了1934年末，他又预料将要“另结新样的网”了。事态的变化总要比他的预料来得快，来得严酷。一个心存忠厚的人，无论怎样的明敏，在铁幕之下也要显得鲁钝的。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多次慨叹：“局面为有生以来所未尝见。”然而，又无论局面如何，也只好一味领受。这是小民的本分。只是生来就不守本分，于是除了战斗，便剩下自嘲了。
他写过一首旧诗赠柳亚子，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横眉冷对是一回事，千夫所指又是一回事。经过闹市，旧帽遮颜，岂是天生孤僻？破船载酒，亦人生一乐，奈何泛于中流，又何其险乎！对于所谓“党国”的一统天下，尾联不失为辛辣的讽刺，然而，入沪以来，自己确乎认认真真地躲过好几回；即以目下而论，连住址也不敢示人，甚至朋友，不也仍然在“躲”吗？
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