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到了薛城以后，看到那些很贫穷以致不能还债的人，就把债契烧毁了。驾车直接回到齐国，清晨求见。孟尝君很奇怪他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就穿好衣服来见他，说，你回来得这么快，是怎么回事？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冯谖回答说，您的宫中堆满了金玉宝物，好狗、好马装满了狗窝、马厩。美妾每个房间都是，这些东西您都不缺，您缺少的是仁义，我为您买了仁义，宣扬了您的美名。孟尝君拍着手连声道谢。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
孟尝君回薛城，还差一百来里，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地在道旁迎候。孟尝君对冯谖说，您为我买的仁义，我今天看见了。正是由于孟尝君有君子的胸怀和修养，所以对于冯谖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然后又支持冯谖烧毁债契的做法，赢得了好名声。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即使没有提出要求，君子也会主动帮助。南朝萧惠开，年轻时很有风度，读了很多经书史籍，官拜益州刺史。快要回家的时候，录事参军到希微欠蜀人的债近百万，被债主所逼，没办法一下还清。萧惠开与到希微一起共事但交情不深，但把他所有的六十匹马都给希微，让他还债。
能尽力帮助求助者，是君子之风的表现。做到这一点的人，往往具有很高的德行。唐朝的郭元振，魏州人。少年的时候就有大志。十六岁时与薛稽等同在太学里念书。他家里有一次给他送来四十万钱，正好碰上有一人办丧事向他借钱，说他家已有五代人没有好好安葬过，想借钱来安葬。郭元振将钱全部借给了他，也不问那个人的姓名。薛稷等大为惊叹。郭元振后来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做官，官至同平章事，封为代国公。
尽力帮助对自己有所求的人，让他们摆脱贫困，渡过难关。这样的人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
人有危难，求助于我，将如何对待？应当像孟尝君、萧惠开、郭元振那样尽其所有，周济他人渡过难关。慷慨大方地急人之所急，是高尚的品德。永远为人仰慕。
萨达特韬光养晦做总统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1918年-1981年）， 埃及政治家和总统。
埃及总统萨达特是1952年埃及“七·二三”革命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革命成功后，领导者之间争权夺利十分激烈，唯独他不图大权，恬淡自若。对于大权在握的纳赛尔，他极为尊敬。对纳赛尔所提的建议，他从不提异议，对于纳赛尔的话，他总是唯唯诺诺，纳赛尔为此称萨达特为“毕克巴希萨萨”（即“是是”上校），甚至不满意地讲：“只要萨达特不老说‘萨’（是），而用别的话来表示他的赞成意见时，我就会觉得舒服些。”在日常工作中，萨达特不露声色，表现得平平常常。对于内政问题和外交大事，他从不拿出主见，偶尔自己的公开态度稍有出格。他就会立刻纠正，与纳赛尔的信徒保持一致。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考虑隐退，将扎克里亚·毛希丁提名为继任者。但3年之后，经再三权衡，考虑到顺从及危险性小等理由，纳赛尔出人意料地选萨达特为继任者。出于易于控制和为人温和的考虑，埃及军方也支持萨达特。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埃及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毛希丁、巴格达迪、萨布里、候赛因、谢里夫这些人，既有潜在势力，又都大权在握，他们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后来出于政治妥协，这些人把平日不起眼的萨达特捧上了总统宝座。
1970年10月萨达特继任总统后，一反平日之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惊人之举。他先是排除异己，将毛希丁、萨布坦克等潜在对手革职或降职，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接着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政治上实行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外交上，1972年7月他下令驱逐了在埃及的2万名苏联专家；1973年10月向以色列发动了“十月战争”，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1974年6月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1977年11月亲访以色列，打破埃、以关系的僵局；1978年与美、以签订戴维营协议，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一系列的外交上的惊人之举，使他成为70年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招致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在官场尤其如此。萨达特深知此理，他隐其锋芒，韬光养晦，终于登上了总统宝座，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为了维续生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在自然界中，当相对弱小的动物受到强大对手的攻击时它往往会以假死来蒙骗敌人、保护自己。同样，韬光养晦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假死的行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一样处在竞争的状态，由于人比动物更聪明，这种竞争也更加复杂和残酷！
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往高处爬，这过程要牺牲许许多多弱小或者不幸的人！每当这种生存竞争经历过一次较大的动荡之后，社会便走向有序化和规范化，社会或者国家的组织秩序、尊卑贵贱也都已经确立下来，按理说至此天下就该太平无事了，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生存竞争的延续性和永恒性，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因为担心周围的人侵犯到自己、把自己拉下马，故时时充满恐惧、没有安全感！他们警惕四周的人，看哪些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如果他发现目标，就会展开清洗，这种流血事件在历史上举不胜举。
如果说弱势群体为了保护自己有向强势群体示弱的必要，强势群体何必韬光养晦呢？这里面也有很多奥妙。一般来说，强势群体大权在握，处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他受人关注的就必然多，所要应付的事情也必然多。这样，会让他把许多的精力分散在与人周旋、应付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安静思考的时间，长期处在显眼的位置指挥、领导、周旋、应付。久而久之，精力、健康、知识、智慧，都会受到亏损！这就要求处在领导位置的人，避开众人的焦点，避开不必要的繁杂事物，回到比较隐蔽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有助于人修身养心、恢复精力；有助于人们不断反思、不断调整，拓展自己心灵的空间，强大自己灵魂的力量。这样，当人再一次投入到工作中，就会获得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去面对。所以，强势群体也常常会运用“韬光养晦”这种生存策略。只不过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运用韬光养晦的手段和目的不一样。
伍子胥忍辱报仇
伍子胥（？—前484），名员，字子胥，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春秋时期楚国人。吴国大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伍子胥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兄伍尚俱是楚国忠臣。春秋初年，楚庄王励精图治，扩张国力，曾一度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传至平王时，由于荒淫残暴，国势日衰。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遂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伍子胥逃往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伍子胥入吴后，了解到吴公子姬光想推翻吴王僚而自立。伍子胥为了利用姬光和吴的力量攻打楚国，报父兄之仇，便帮助姬光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登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协助其管理国家大事。任命另一个从楚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伯嚭为大夫。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大军事家、齐国人孙伍为将。为了巩固和扩大吴国的统治，伍子胥向吴王进以“安君理民”、强国兴霸之道，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托伍子胥筑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自此，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得到加强，阖闾图谋大举攻楚。
根据吴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周敬王八年（前512），伍子胥鼓动吴王出兵攻楚。他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必能克敌制胜。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次年先后出兵攻占了楚国的夷（即城父）、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进而围弦（今河南潢川西南），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吴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而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计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
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王和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出兵沿淮水攻楚。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吴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今荆沙江陵西北），终成破楚之功（见柏举之战）。由于怀有强烈的个人复仇愿望，在楚未能安抚民心，激起楚国上下反对，致使吴军难以立足。
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国乘机攻越。越军利用吴军的疏忽，采取偷袭战术打败吴军于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斩伤阖闾脚的大拇指，阖闾重伤身亡，将死时嘱太子夫差勿忘越杀父之仇。夫差继承王位后，任命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积极训练军队，重振吴国军事力量。二十六年，吴国为报前仇，出动精兵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椒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派人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将要应允，伍子胥表示反对。他说；“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复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但吴王争霸中原心切，遂不听伍子胥劝阻，与越国达成和议。准许越国成为吴国的属国，囚禁勾践和大夫范蠡三年。伍子胥悲愤地说：“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意谓吴国宫室将因越军破坏变为池沼）。”
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夫差闻齐景公死，齐国内乱，大臣争宠，就要发兵攻齐，伍子胥劝谏说：“吴有越腹心之疾，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愿王释齐先越。”但夫差认为越已臣服，已构不成威胁，因而执意率军攻齐。结果，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在今山东泰安东南），夫差更加骄傲自负。在吴国攻齐的四年中，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一面率越军助吴，以示忠心，一面以重金贿赂太宰伯嚭，使伯嚭在吴王面前为越王说好话。从吴王及列士皆有馈遗，吴人皆喜，唯伍子胥对此深为忧虑，再次规劝夫差说：“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词诈伪而贪齐。破齐，犹臂石田，无所用之。……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但吴王受了伯嚭的挑唆，不仅不信任伍子胥的计谋，反而怀疑伍子胥有二心，遂赐剑命其自裁。伍子胥仰天长叹道：“嗟呼！谗臣为乱矣，王乃反诛我！”又对舍人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语毕自刎而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名叫胥山。
其后，果不出伍子胥所料，夫差争霸心切，于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十五年）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在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与晋争长。越王勾越伺机调集四万九千大军分两路，一路断吴归路，一路直捣吴都。又经笠泽之战（水名，在今苏州南，自太湖东至海，南与吴淞江平行）和对姑苏的长期围困，遂置吴国于死地。夫差请和，越不许，夫差终于自杀。自杀前，以袂掩面，说：“吾无面目以见子胥也！”
世界是由正反两方面构成的，人在世界上生活就是舍与得的过程。我们不能抛开心中那无止的欲望，比如面对金钱、权势、声名和感情。欲望本身或许并没有大的过错，人人都有欲望，从一个方面来讲，欲望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是有时我们可能无法对它把握太准，欲望过了，就会产生太多的悲剧：有人愈是要获得愈是获得不了；有人获得了却大受其害。会生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韩信能胯下受辱，方成大器；勾践卧薪尝胆终得灭吴；田忌与齐王赛马，以下驷对齐王上驷，上驷对齐王中驷，中驷对齐王下驷，舍小负之悲，得了全胜之喜。人是这样，世间的万物有何尝不是如此？蛇是在蜕皮中长大，金是在沙砾中淘出，按摩是疼痛后的舒服，春天是走过冬天后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