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到莱顿，只需一天的旅程。挚友埃伦费斯特早已在车站迎候。对于到荷兰，正如爱因斯坦在信中对埃伦费斯特所说的心里话：“你知道，有时候我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感到多么困难。要知道，我需要你的友谊比你需要我的更多。”
在这里，爱因斯坦讲的是最实在的话。首先，在繁闹的柏林，由于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上边，无论是颂扬还是攻击，都只能使他感到烦恼和厌倦。而荷兰，是欧洲战后瓦砾场中的一片绿洲，一个比较繁荣的岛屿。莱顿又是一个古老而幽静的小城，在这里，他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其次是后来埃伦费斯特接替了年迈的洛伦兹，莱顿大学成了欧洲的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中心，这对爱因斯坦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埃伦费斯特这样热情、忠实而又能一起讨论问题的朋友。埃伦费斯特也是一位犹太人，是一位思维敏捷，善于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实质，在物理学上有很高造诣的人。埃伦费斯特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出色的钢琴家，他很乐意为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伴奏。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埃伦费斯特能够对任何新的思想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和爱因斯坦正好棋逢敌手。他们常常就是在唇枪舌剑的辩驳之中把一些混乱的思想理出了头绪，使一些新的独创性思想得以发展。埃伦费斯特及其夫人和爱因斯坦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爱因斯坦每次到莱顿讲学就住在埃伦费斯特家里，而且每年都要到这里住几个星期，住得最长的时候竞达3个月。直到他最后离开欧洲，他们与埃伦费斯特的友情一直到埃伦费斯特因排犹运动而自杀。
爱因斯坦在荷兰的第一次讲演于1920年5月5日在莱顿城进行，题目是《以太和相对性原理》，听众有500多人。这次讲演似乎被敌人抓住了反爱因斯坦的把柄，一些朋友也不能为之作出合理的解释：“长时间来，人们竭力要我们相信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实，即以太是不存在的，而现在爱因斯坦自己却又重提以太。对这个人决不能轻信，他经常自相矛盾。”这指的是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否定了以太的存在，而他现在，在创立广义相对论后这样说：“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根据一般相对论来说，空间没有以太是不可思议的；实在的，在这种(空虚的)空间中，不但光不能传播，就是距离和时间也不能存在；因为，在这里没有任何物理现象……因此，就这一点说来，以太是存在的c，然而不能把这种以太想像为是由可以用(力学的)运动概念与之相比拟的一些部分构成的。”
其实，在这里，爱因斯坦已对“以太”这一概念作了历史的加工，它与过去力学所说的作为“介质”的以太已毫无共同之处。他所以重提以太，是把空间作为一种物理属性来考察的，因为空间具有一定的、可观察的物理属性，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物质媒质并把它叫做“以太”，在这种情况下的“以太”实际上就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引力场”。庸人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要大惊小怪。
在荷兰期间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插曲。一是爱因斯坦到莱顿的那天，他告诉埃伦费斯特，他要去监狱一趟。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敌人恶毒地欺骗一个美国人的俄国遗孀，说爱因斯坦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爱因斯坦是他杀人后的化名，物理学家是冒充的。于是这位美国遗孀偷偷潜入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准备谋杀爱因斯坦，幸好让埃丽莎的女儿发现了，埃丽莎接到女儿电话后，使刺客缴了械，并让警察把她关进了监狱。这一切埃丽莎干得是如此干脆利索，以至爱因斯坦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这件危及他性命的事。这次爱因斯坦到莱顿，给这位企图杀自己的人带去了她所要求的物品，并帮助她获释。这个妇女见到爱因斯坦后，确认他不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因为他的“鼻子太短了”。
另一个插曲是这样的，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过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它是从莱顿海军学院打来的。原来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在莱顿，很想见见他。这下子可急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800公里之外，而她丈夫的大礼服却睡在阁楼的箱子底下。她只好急忙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的礼服”。就这样，两位科学家，一个是满身樟脑味，一个是裤脚管拖在地上，来到接见大厅。拜会女王之后，他们正想混在人群中溜走，却被一位副官拦住了，请到一位上了年岁的夫人面前。这位夫人伸出手来，十分和气地说：“你们总愿意和一位老太太握握手吧!”原来这是王太后。
离开莱顿之后是应邀到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讲学，这两个地方对爱因斯坦来说都是旧地重游。他分别在这两地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报告。在布拉格大学的讲演结束后，还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当爱因斯坦准备坐马车离去时，一个面色苍白、神情激动的青年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原来他根据质能关系式E=meg设计了一种原子能爆发装置。爱因斯坦看了看他的作品后简短地对他说：“请安静些，我认为这个设计图样在它的道德基础上是不正确的。并且显然的，这个图样在技术上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应法兰西学院的邀请，爱因斯坦还于1922年3月访问了当时反德情绪十分强烈的法国。法国是德国世袭的主要对手，爱因斯坦当然知道，到法国访问对他和他的朋友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在刚接到邀请时他曾打算拒绝，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知道，邀请他去巴黎的同事们已经表现出了多大的勇气，正在承受着比他更大的压力；他如去，可作为“和平使者”，促进德法两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谅解，就能为重新开辟被帝国主义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的道路迈出第一步。
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到比利时国境去迎候了他。爱因斯坦看出他的不安神色后问道：“出了什么事?”
“‘少年保王党’准备在巴黎北站示威，抗议你的访问。”
“不用发愁，我在柏林已经被这种事情搞惯了。”爱因斯坦安慰主人说。
火车到达一个大站后，朗之万匆匆下了车，几分钟后回来对爱因斯坦说：“我刚和巴黎警察厅长通了电话，那里聚集的人在增加，并且是乱哄哄的。警察厅长要我们到巴黎后从旁边的月台上下车，悄悄地出站……”
到巴黎后他们按警察厅长的话做了。广场上的人群等不到爱因斯坦也就散了。但原来这并不是什么“少年保王党”，而是巴黎许多高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他们来这里不是抗议爱因斯坦访法，而是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不受“少年保王党”的伤害。他们的带头人就是朗之万的儿子，一个学外交的大学生。
爱因斯坦是作为一个德国科学家去面对被惨遭自己国家蹂躏的巴黎人民的。而绝大多数法国人都和邀请爱因斯坦来访的那些科学家一样，也在殷切地期待着这位举世景仰的科学家的到来。在朗之万为他组织报告地的那天，出乎意料之外，自动来参加的人比任何一个大厅可以容纳的还多出十多倍。为了防止可能发生捣乱分子的破坏，朗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关于这次讲演，正如当时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所描写的：“昨天下午5时，法国公学朗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朗之万的身旁，等待着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访问期间，法国哲学会也专门为他组织了关于相对论哲学问题的讨论会，爱因斯坦作为哲学家、思想家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阐述了自己对康德和马赫的看法，承认马赫是他一直崇敬的、主要从事实证主义科学创造的思想家。
事实表明，人民之间从来都是友好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来自怎样的国家。相互之间的猜忌、仇恨甚至残杀，都是由别有用心的统治者们的欺骗、挑拨和煽动造成的。
爱因斯坦在法国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免不了要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受到了他们的欺骗和利用的人的攻击和反对。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待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关里，有30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有一家报纸也讲：“没有一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进而恶狠狠地说：“人们惟一清楚的是，在法国又多了一个犹太佬!”
在巴黎期间他见到老朋友、自己始终很尊重的居里夫人。
他很钦佩她的人格力量，像钢铁那样宁折不弯的意志。1935年他在《悼念玛丽亚·居里》一文中写道：“她一生中最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他还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在他结束访法的那天，主人应他的要求陪他凭吊了旧战场。村庄一片瓦砾，整片整片的树林，只剩下了焦糊的树桩，偶尔几只在弹坑累累的地上蹦跳的乌鸦，发出凄厉的叫声飞向天空。面对法国东部惨遭德国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断壁残垣，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他愤怒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军国主义，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他对陪同前来的朗之万和索洛文说：“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是多么丑恶、可怕。”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地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在欧洲，比利时也是爱因斯坦经常访问的国家，因为在布鲁塞尔曾举行过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会议。爱因斯坦所以常到比利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和比利时皇室家族，特别是与皇后伊丽莎白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这种友谊所以能建立起来的原因，又是由于对音乐和德国诗歌的共同爱好，而且能互相尊重。爱因斯坦1931年从布鲁塞尔给埃丽莎写的一封信，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谊的性质：“我受到了激动人心的欢迎。这两个人的纯洁善良真是世所罕见。起先我们又交谈了个把钟头，接着王后同我演奏了四重奏和三重奏(同一位英国女音乐家和一位熟谙音乐的宫廷女侍)。这种娱乐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们都退出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和国王一同进餐，吃的全是素食，没有仆人……我感到非常满意。我相信国王也感到很满意。”有一次，这位比利时王后请爱因斯坦与她同奏一支二人都特别喜爱的乐曲。从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爱因斯坦途经布鲁塞尔，就要与王后一同演奏一会儿。爱因斯坦向王后讲述自己的历险生涯，王后觉得，爱因斯坦像是一个在世上自由自在的流浪汉。她对他充满了好奇，对他的政治观点也感到很新鲜有趣。
当这位王后第一次邀请爱因斯坦到她的夏季别墅莱肯时，爱因斯坦竞让主人等了很长时间。去车站接爱因斯坦的汽车司机回来说连人影也没看见。爱因斯坦从来都很守约、准时，这使王后很吃惊。王后让一位宫女到公园里找找看。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大路上尘土飞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那位宫女看见一个人出现在十字路口。爱因斯坦风尘仆仆跑来，他手里拿着小提琴，嘴里吹着口哨，头发在风中飘动着。他在回答王后的问话时说：“我怎么想到你要派一部车子到车站去接我呢?”而司机则解释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头等车厢里出来呀，我哪敢想像陛下的客人坐三等车厢来呢!”⑦
对于名誉地位这些东西，爱因斯坦从来都是漠不关心。所以在常人看来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主要是由于在他看来“社会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最后竟是以暴力为根据的”。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王室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了下来，并不断得到了加深。他们常常通信，互致问候。特别是在一方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另一方总能及时地伸出友情之手，全力给予帮助。
1933年2月19日，爱因斯坦从圣巴巴拉给王后寄去一枝小树枝，并附上一首4行诗：
修道院花园里有一棵小树，
它是您亲手所栽。
小树它无法离开庭院，
谨寄一枝细枝致以问候。
当时纳粹已经上台，并且没收了爱因斯坦的财产，他们对爱因斯坦大肆进行攻击、诋毁。在这种情况下，王后于1933年3月5日也用一首小诗作为回信。在小诗中还语带双关地利用了爱因斯坦的姓暗指了当时的情形——即把爱因斯坦一词分写成了“爱因斯坦”，就成了一块石头的意思：
小树莫愁离不开庭院，
细枝已把问候送达。
朋友的心胸如此开阔，
用一枝细枝带给我无限喜悦。
我向着高山、大海和青天，
一千次地高喊着“谢谢”!
在石头都开始摇晃的今天，
但愿有一块石头能免遭祸害。
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去濒临大西洋的旅游小城勒科奇避难，勒科奇在比利时境内。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对爱因斯坦的安全深为关切，因当时盛传纳粹悬赏要爱因斯坦的头。国王命令派两名警卫昼夜保护爱因斯坦。
1934年春天，国王在登山时不幸失足丧命；第二年夏末，王后的儿媳、年方三十的新王后又在车祸中身亡。这双重的打击对王后的刺激可想而知。当爱因斯坦从友人那里知道这些消息后，也立即从普林斯顿给王后写信，百般安慰她，给了她浓浓的友情。
3.作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访问美国
爱因斯坦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这又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使人难以接受的说法。他不是一向都反对民族主义吗?他不是再三声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不属于某个民族和国家吗?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后来他成了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热心人也是事实。是德国日甚一日的排犹主义对爱因斯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改变了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