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世界也现出了新的曙光。但反动势力并没有因此而甘心失败。他们挑动的排犹活动日甚一日，法西斯主义迅速发展，新的战争危险正日趋严重。
广义相对论的被证实，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响彻全球。邀请信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向柏林哈伯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寓所。在广义相对论创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爱因斯坦利用自己在科学界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像巡回大使那样，周游列国，为反对种族迫害，反对战争，奔走呼号，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与各国科学家共同探讨新的科学问题，这时，他的科学兴趣已转移到量子力学理论和统一场论上了。
1.重新成为德国公民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爱因斯坦不是从小就讨厌德国的军国主义气氛，坚决要求放弃德国国籍，在靠接受亲戚们的接济上学的困难条件下硬是每月从嘴里省下一些钱，好不容易才凑足归化费获得和平中立的瑞士国籍的吗?他不是在德国鼎盛时期自己被请到柏林当科学院院士也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瑞士国籍吗?为什么在德国战败之后，自己又受到“反相对论公司”迫害的情况下反而重新要做德国公民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18年春，德意志帝国在西方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失败，8月初不得不重新放弃5月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地区，退回自己的防线。秋天，又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开始崩溃。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总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准备效仿十月革命，宣布成立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消息传到议会大厦，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大吃一惊，为了抢在左派前头，立即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爱因斯坦亲身经历了11月9日“革命”。那天，他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一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喊道：“罢课了!革命了!”爱因斯坦只好折回家。但他在那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兴奋地写下了这样一行小字：
11月9日，因革命停课。
德意志帝国完蛋了!军国主义垮台了!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爱因斯坦以极其喜悦的心情，给母亲写了一张明信片：
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势发展……能亲身感受到这
样一种经历，是多么荣幸!为了酬答这辉煌的成就，无论怎
样严重的崩溃，人们都会乐意忍受。在这里，军国主义的官
僚政治已被铲除得一干二净。
显然，这位对于自然界看得比谁都深、都透，埋头研究宇宙间最普遍规律的物理学家，对社会的了解却过于简单，甚至近乎天真了。
政治是极其复杂的，在野心家导演下的政治往往也是极其卑鄙、极其龌龊的。其实，早在共和国诞生的那天深夜，早已背叛了自己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袖、共和国临时总统、马鞍匠出身的埃伯特先生已和陆军首领做了一笔秘密生意：埃伯特以答应镇压革命左派为条件，请陆军支持临时政府。议会大厦和总理府重重帷幕后面发生的这些肮脏勾当，这是爱因斯坦和无数善良的革命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还以为是战败创造了奇迹，从今以后，德国将出现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和他们沆瀣一气，反动派得寸进尺．趁机反攻倒算。他们散布什么德军所以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箭”，以此欺骗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的“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就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真正的工人革命家被暗杀后抛尸于施普河中。接着，作为外交部长、才华出众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的好友腊特瑙也在柏林郊区遇刺殒命。
反动派要清算的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正好三者俱全。他不仅是犹太人，还是著名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政治倾向上他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人们甚至把他看成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霍夫曼、科尔维茨在当时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和声明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威望极高而又常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政治舞台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反动派要清除的对象。除了“反相对论公司”肆无忌惮的迫害，反动的政治流氓们还把爱因斯坦列上了暗杀对象的黑名单。
爱因斯坦也意识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1922年7月6日，他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时说：“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十天后，他从柏林写信给索末菲时也说：“自从腊特瑙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这时，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了热情的邀请，请他离开饱经战争创伤、自身处境又十分危险的德国，到中立的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帝国公民的爱因斯坦，在这种情况下反而眷恋起战败的德国来了。1919年9月，他给好心的埃伦费斯特回信道：
我答应过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
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的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
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
他们加倍痛苦。
他当时只是高兴地表示，只愿意接受荷兰莱顿大学荣誉教授的称号，并偶尔到那里讲点课。
是的，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刻离开德国呢?历时4年的血腥残杀是结束了，但战争的结果是德国无条件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德国大地满目疮痍，叫人目不忍睹。普遍感到绝望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踯躅在街头。冬天到了，缺乏御寒的燃料，疾病到处蔓延……魏玛共和国如履薄冰，困难到了不能再困难的地步。
特别是1920年3月13日至17日又发生了卡普政变。政变者占领了柏林，成立了新政府，迫使共和国临时政府由柏林退至德累斯顿，又由德累斯顿撤到斯图亚特。这次暴乱差点要了新共和国的命。幸好善良的人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德国爆发了全面罢工。虽然叛乱者宣布所有的雇员和工人如果第二天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就将被枪毙，但工人们仍然坚持罢工，最后终于战胜了反动派的叛乱。
政变虽然被粉碎了，但共和国也变得更加困难和虚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战争的岁月里为德意志民族争来了无限荣誉的科学巨人、成了“德国的国宝”的爱因斯坦，是德国人惟一的精神上的安慰与骄傲。德国人民这样认为，爱因斯坦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何况，在反对叛乱、拯救民主的日子里，他还感到了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与德国人民的密切关系呢!
叛乱的失败使爱因斯坦欢欣鼓舞，他在给洛伦兹的信中写道：“最近，反动派遭到如此的惨败，我们大家都可为此感到庆幸。在那帮家伙统治下，根本无法活下去!”几周后，他又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同情和支持弱者，这一总也改不了的习惯，使他为了支持脆弱的德意志共和国，不顾个人的安危，宁愿牺牲自己的独：立性，放弃曾经给他提供了安全保护的瑞士国籍，在这时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德国联在一起，毅然决然地使自己成了一名德国公民。
为了共和国，为了和平，爱因斯坦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参加了“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在其中活动。
起初，他收到国际联盟秘书长寄给他的参加“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邀请，也不知这一组织具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它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中因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信得过的老朋友，于是他就欣然同意了。但首次会议尚未召开，他就提出辞职。这主要是抗议对腊特瑙的暗杀，抗议德国日益抬头的排犹势力。他的意思是，既然他们认为犹太人无权代表德国科学，那就请他们另外选人好了。
爱因斯坦的辞呈如巨石落水，激起了国际联盟的巨大波澜。爱因斯坦是哥白尼、牛顿式的人物，“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没有他参加怎么行?于是国际联盟派人到柏林去再三挽留。好心肠的爱因斯坦经不住再三劝阻，只好收回辞呈。可是到了第二年3月，这位一次会议也没参加过的委员，又第二次提出了辞呈。这是抗议法国出兵进占德国的鲁尔区，也是谴责该委员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毫无作为。他在辞职信中写道：“近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相信，国际联盟既缺乏必要的力量，也没有必要的善意去完成它的使命。本人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联盟发生任何关系，似乎都无益处。”
于是国际联盟又来恳切陈词，坚决挽留，他们向爱因斯坦表示国际联盟如何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努力。立志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爱因斯坦经不住他们的好话劝慰，又一次收回了辞呈。
1924年7月25日，他出席了国际联盟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这次他可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爱因斯坦所以过问政治，是面对日益令人不安的形势，感到对人类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因为良心逼着他站出来讲话，不吐不快，所以，他的每一次发言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从心底里爆发出来的。正如1920年他对一群来访的美国人所讲的：“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情绪。这种情绪占据着我，因为杀人叫我厌恶。我的和平主义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而是出自我对于一切残暴和仇恨最深切的反感。”而那些政客及被其收买的走狗们——被各国安插进来的所谓知识分子代表就不一样了，他们说话都是严格地按照本国政府的旨意和事先密谋好的口径，他们通常都是经过通盘考虑后才发表意见，讲起话来深谋远虑，字斟句酌，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给人设陷阱，使绊子，充满了阴谋诡计。也许是由于这初步的经验，一般说来，爱因斯坦一生对政治家都没有好感。他曾说过：“自古至今，领袖们之所以能够掌权并不是凭借他们的思维和决策能力，而是凭借他们的号召力、说服力和利用同伴们的缺点的能力。”他一向很谦虚，但当自己被人家和政治家扯到一起时就显得特别清高，下述故事就反映了他的这一倾向。
一位著名的德国画家曾为许多名人画过肖像。他收到美国一家杂志的来电，请他画一幅爱因斯坦的肖像。这位画家准备在杂志刊登了这幅肖像后再把它收入自己准备最终要出的一本专集。因此他于1931年11月2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请求爱因斯坦允许他前去为他画像。他在信中说，政治家们对他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就是皇帝也能接受画家为他画肖像的请求。他还用了“提香给查理五世画像时，不慎把画笔掉到地上后，皇帝为他捡起画笔，并说一位皇帝为提香效劳是提香受之无愧的”这个典故，幽默地说，考虑到两方面的伟大程度不同，爱因斯坦将不必为他捡画笔。就是这样的“优惠的条件”，爱因斯坦还是没有给画家这个机会。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一共任职8年，这期间断断续续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当时的教育散布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界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这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成了泡影。因为他太天真、太善良了，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也都像他那样。他不懂得世界上还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殖民地与宗主国之分。一些要剥削、压迫人的人，要靠掠夺别国过日子的人，能接受他的建议吗?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公然出兵侵占中国东三省，使爱因斯坦十分气愤，他向国际社会一再呼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眼看国际联盟束手无策，他感到十分沮丧。1932年，国际联盟总部决定召开裁军会议，爱因斯坦感到这是一次机会，他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他还在旅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大声疾呼：
“战争不能人道化，只能把它消灭掉!必须号召人民拒绝服兵役!”
在回答一位记者关于裁军会议的提问时，爱因斯坦说：
“这不是一场喜剧，这是一场悲剧……谁也没有权利轻看这场悲剧。我们没有权利笑，我们应当哭泣。我们大家应当站到屋顶上去，大声谴责这一场裁军骗局!”
他向全世界人民呼吁：
“不要去当兵!不要去生产和运输枪炮!”
[美]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7—88页。
周培源：《举世景仰的科学巨匠——在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2月21日。
按照他的逻辑，没有了士兵和枪炮，就会有和平了。这当然是幼稚的空想，尽管动机是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界发生了一件事，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件事“比星光的偏差和‘爱因斯坦理论的证实’更值得注意”，这就是英国科学家恩斯特·卢瑟福根据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提出的质能公式E=mc2，于1919年6月9日实现了击破氮原子核的实验。这意味着人们很快可以通过一种途径获取大量的原子能。对此，爱因斯坦忧心忡忡。他对朋友说：“假如这个预言是错误的，那对人类说来反而更好一些，但愿在100年之后或200年之后都不要发生”，因为他感到“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享受原子能的程度”。
2.和平使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在一个时期内访问了很多国家，他出访这些国家的主要目的，正如他在1932年用电报回答德国莱奥波尔特皇帝科学院院长的一份有9大问题的履历表时所说的，“偶尔去法国、日本、阿根廷、英国、美国等地讲学，除去帕萨迪纳之外，这些访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和加深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为了团结一切进步人士为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和迫害，争取和平而活动。
从1920年起直到1933年最后离开欧洲为止，爱因斯坦一直是荷兰的特邀客座教授。荷兰也是他战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