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年底，当俄罗斯即将走完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时候，这个国家陷入了动荡。
11月7日，当普希金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落下最后的帷幕，剧中的沙皇倒地身亡时，现实中的沙皇已经奄奄一息了。
12天以后，即11月19日，流放普希金的亚历山大一世病死于俄国海港城市塔干罗格。
在专制的俄罗斯，沙皇的逝世总是最大的政治事件。在这以前，有三位沙皇先后“驾崩”，都导致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重大变化。消息在月底传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普希金十分高兴。沙皇的猝死，点燃了他心底的自由的火种，他似乎觉得他的命运会有所改变。
12月初，普希金打算秘密回到彼得堡去。他先打算化名冒充一个与他模样相像的农民出发，后又考虑到这样做可能会给邻村的女主人招来麻烦，便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又萌发了去彼得堡的念头。11日，他决定动身，当他去三山村辞行时，有只野兔从他面前穿过。而在回来的时候，又有一只野兔在他面前跳个不停。据说，在俄罗斯，兔子出现是不祥之兆。也许是老奶妈的故事里的神秘气氛影响了普希金，也许是缪斯的暗示，使得他当时有一种不祥之感而最终未能成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看，普希金的“撤退”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他哪里知道，在首都一场比沙皇“驾崩”的消息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生成，而普希金此次一旦成行，必将要卷入这场风暴。从结果上看，也许俄罗斯历史上会多一位英雄，然而俄罗斯文学也许就要失去自己的“太阳”，那样，19世纪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格局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真是难以预料！
为了消磨这乡间的难捱的日子，普希金决定利用临近的诺沃尔县发生的一件“诱骗事件”的素材，写一部诙谐作品。12月13日和14日，当普希金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一间烟气腾腾的房间静下心来写成这部后来定名为《努林伯爵》的长诗时，彼得堡却是一片血气：
一方面，老沙皇已死，新沙皇未定，权力出现真空，人心惶惶不宁。其实，按照俄国的法律和教规，亚历山大死后，应由康斯坦丁继位而不应是其弟尼古拉登基，但自古以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大有人在，康斯坦丁找了个波兰女子为妻，住在华沙不肯回国当皇帝，而要弟弟为皇。可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宗教情绪极浓，教民不愿违反教规而拥戴尼古拉。此外，军队也不支持尼古拉。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死后近一个月，沙皇继承人一事仍悬而未决。最后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尼古拉定于12月14日宣誓登基。
另一方面，北方和南方的十二月党人此时正在策划一场武装暴动，也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3日夜晚，十二月党人的骨干分子在首领雷列耶夫家中开会（而雷列耶夫正是普希金要到彼得堡拜访的人），与会者中有许多就是普希金的同学和朋友，如别斯土舍夫、普希钦、丘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等等。会上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尼古拉一世，不成功便成仁。雷列耶夫说：“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也应试一试，这次试验将为后人做出榜样，迟早定会有所收获……宁可在现场被捕，也不能死在自己床头。”
第二天，也就是1825年12月14日，当尼古拉一世准备对东正教主教会议成员宣誓登基时，警报传入冬宫，称莫斯科驻军军官禁止士兵向新沙皇尼古拉宣誓，称康斯坦丁被尼古拉关进了监狱，并包围了上议院广场，其他的参加起义的士兵正陆续到达。起义者高呼：“康斯坦丁万岁！宪法万岁！”其实，一些士兵还以为他们所呼喊的“宪法”是康斯坦丁的妻子。
大臣米洛拉多维奇伯爵想劝阻起义者，但被起义者的头领卡霍夫斯基的手枪击中，落于马下。此时，几支效忠于皇室的军队赶到，与起义者形成对垒。起义者组织不力，又缺乏“粮草”，时值寒冬腊月，饥寒交加，军心动摇。下午三点，对垒之势被打破，尼古拉一世下令骑兵向起义者发动攻击，并下令开炮，起义者队伍大乱，士兵们再也不听头领的命令，争相逃命。他们想从涅瓦河的薄冰上逃到对岸去，但人多冰薄，冰层开裂，大多数人都掉进冰河中淹死。入暮时分，战斗已平息，冬宫四周躺卧着一具具尸体，起义者的头领也差不多都被抓获。
12月14日至15日夜间，尼古拉一世亲自逐一审讯起义者的首领，他软硬兼施，两面三刀，像一个演员一样施展他的表演天才：他答应给雷列耶夫的家属2 000卢布，换得雷列耶夫的口供；他对卡霍夫斯基痛哭流涕，称这是为了俄国的不幸；他允诺给奥波连斯基的父亲写信，从而赢得这个年轻军官的好感；他答应原谅别斯土舍夫，但要后者答应今后要效忠皇室，可遭到拒绝。尼古拉一世后来对普希金也是这样软硬兼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竭尽“表演”之能事。1855年，尼古拉一世“驾崩”，诗人丘特切夫为这个沙皇写了一首“墓志铭”：
你没有为上帝也没有为俄罗斯服务过，
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
你的全部作为，无论善事还是恶行，
全都是谎言，全都是空虚的幻影，
你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优伶。
在多次审讯之后，公布了判决的结果：121名被告几乎都是贵族，雷列耶夫、彼斯杰尔、别斯土舍夫、卡霍夫斯基和姆拉维耶夫-阿勃斯杜尔等5名起义者首领被判死刑，其余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
普希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但在许多起义者的身上都搜出普希金的诗稿，而沙皇尼古拉在一些“要犯”的审讯中和交代材料中，不断地听到和见到普希金的名字：
别斯土舍夫说：“我是在读了普希金的一些手抄诗后产生自由思想的，如《自由颂》《乡村》《我的阿波罗》，还有几首讽刺诗，就是曾让普希金吃过苦头的那几首。”
迪沃夫称：“我的自由思想是从某些作品中得来的，特别是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的颠覆诗。”
斯坦吉尔则写道：“在有文化的青年人当中，谁没有读过、又有谁不赞赏普希金的自由诗歌呢？”
一份密探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看到著名的普希金，大家都吃了一惊。他的颠覆思想众所周知，可为什么在审讯案件时，他却能逍遥法外呢？”
而在这时，警方在莫斯科发现一首题名为《十二月十四日》的诗，内容是谩骂沙皇和宪兵头子本肯多夫的，据查，这是普希金的诗，在这样的时候，普希金竟敢这样写：
我们推翻了国王，
但却推举凶手成为皇上，
让刽子手们称王称霸，
这是多大的耻辱，何等的荒唐！这首诗的确是普希金所写，但与眼前的事件无关，它是普希金以前的诗作《安德烈·谢尼埃》中的一段，是写法国革命的。但当时这首诗的出处并未真正弄清，所以给尼古拉一世的印象太深。新沙皇除了“表演”天才以外，还有些骑士心理，因此他想亲自见见普希金，亲口盘问他几句，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他。于是，尼古拉下令召见普希金。
1926年9月8日，普希金从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被带到莫斯科，下午四时，他又被带到克里姆林宫沙皇的书房。
此时，诗人的心情有些紧张，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不过，他也做好了精神准备，一旦沙皇要威胁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决不屈服，他就把他随身所带的一首他预先准备好的诗交给沙皇，然后转身就走，这首名为《先知》的诗是这样写的：
俄罗斯的先知，挺起了腰，
在可恶的刽子手面前，
穿上耻辱的祭袍，
脖子上套根绳套。
普希金走进书房，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壁炉前，他的脸丰满、白净，目光炯炯有神。据说，尼古拉一世长得十分英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他的美好的长相和他的残酷的作为实在太不相称。此时，新沙皇在仔细打量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看到他一副衣冠不整的狼狈样子，尼古拉一世不免感到好笑，他首先发话：“你好，普希金！能返回首都你高兴吗？”
普希金为皇上一口纯正、洪亮的声音感到惊讶，还未等到他回话，尼古拉又继续说道：“已故的沙皇、我的兄长将你流放到乡村。但我，只要你不再写反政府的作品，我决定赦免你。”
普希金回答道：“陛下，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反政府的诗歌了，可以说，从《匕首》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沙皇：“在被我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当中，听说有不少人是你的朋友？”
普希金：“是的，陛下，我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很要好，我敬仰过他们，至今依然如此。”
沙皇：“你怎么会喜欢丘赫尔别凯这样的流氓呢？”
普希金：“您把他当作疯子，我感到惊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都是聪慧和善于思考的人。”
尼古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也许是他很少听到如此直率而大胆的言谈的缘故，此刻他甚至觉得普希金很可爱，于是变换了一个话题，他问普希金：“你最近写了什么？”
普希金：“什么也没有写，陛下，审查得太严了。”
沙皇：“你为什么要写审查通不过的东西呢？”
普希金：“有许多无辜的作品在审查时被扣压。所以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沙皇走近了桌子，从纸堆里翻出了《十二月十四日》那首诗的副本。此时，普希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一口气向沙皇叙述了这首诗选于他的未能出版的《安德烈·谢尼埃》一诗，诗中提到的是法国恐怖分子。尼古拉对普希金的这一解释似乎很满意，脸上再一次露出了微笑，他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想看看普希金会怎么回答：“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会参加12月14日的暴动吗？”
普希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回答道：“毫无疑问，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不会不参加的。我之所以没参加，只是因为我当时不在彼得堡。”
这一大胆的回答并未激怒沙皇，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沙皇感到普希金是把他看成可信任的大人物才这样毫无顾忌地讲实话。他感到这位诗人的性格确实特别，在社会上影响又大，能不能利用他来为皇室服务呢？况且，他马上就要举行加冕，要制造一种温和的社会气氛。于是，沙皇把自己的白嫩的手伸向了普希金，对诗人说：“你做了不少蠢事，希望你今后能聪明起来。我们不要再争吵了，你把所写的诗稿都寄给我，今后我就是你的检查官。”
当天晚上，在法国大使举行的舞会上，尼古拉一世宣布：“今天，我和俄国最聪明的人普希金谈了很久。……”
这样，普希金便获得了自由，可以回到莫斯科了。
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新闻。他是9月8日回到莫斯科的，10日就在朋友家朗诵他的作品。12日他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古希腊喜剧，他刚一出现，就成为剧院的中心，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位被流放过的诗人身上。一位同时代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剧场里尽是大臣、军人、文官和外交官，还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名流及显赫人物。普希金走进剧场时……整个剧场一片喧哗。大家不停地重复他的名字，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散场时，有一群人围住了他。人们在远处就认出了他，因为他的浅色帽子很容易辨认。那时他的声望处于鼎盛时期。”另一位历史学家则记述了普希金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密密麻麻的人群陪着诗人，有些人还欣喜若狂地喊道：‘让我们看看他，让我们看看他！’”
10月12日，是普希金回莫斯科后第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普希金要在维涅维季诺夫家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从一大早，就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仿佛是来参加音乐会或听讲座，盛况空前。中午时分，普希金出现在客厅里，他穿戴整洁，神情庄重，用悦耳的声音开始了朗诵，我们援引一位当年在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的回忆来描述当年激动人心的情景：
我对那天的朗诵会的情景难以言表。如今，尽管40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但每当想起那次朗诵会，我仍然感到热血沸腾。当时，我们期待这位艺术大师早日出现。我们看见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走进来，确切说是个比较矮小的人。他长发鬈曲，甩向脑后，目光炯炯有神，反应敏捷。他好动，手势急剧而不连贯，声音十分悦耳。他身穿黑色燕尾服，里面是件深色背心，领带系得有些漫不经心……起初，人们安静地听着，或者说有些惊讶。但渐渐地人们的印象越来越强烈。僧侣的故事和格利戈里的情节使大家惊愕。有的人身上发热，有的起鸡皮疙瘩。人们怒发冲冠，难以自制。有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有的发出叫声，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则在微笑。诗终于读完了，先是一片寂静，然后是一片掌声。我们相互注视，然后涌向普希金。数不清的拥抱、笑声、叫声、眼泪和恭维话，连成一片……香槟酒送来了，普希金看到他的诗歌能被那么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所理解，无比激动……我忘记当时是怎样告别、怎样回去睡觉的情景了。但那天夜里很少有人能入睡，因为我们的机体都被他的诗歌所震撼。
刚刚回到首都和文学界的普希金似乎生活得很开心，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到处朗诵自己的作品，此间普希金在莫斯科结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们相处得很好，都十分欣赏对方的才华。可他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呢？
这样的自由的日子并不长久，当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得知普希金常常在莫斯科的沙龙里朗诵《鲍里斯·戈都诺夫》时，立刻进行干预。他告诉普希金，他的任何作品在皇上未批准之前不得发表或在公众中朗诵。这样，普希金只好把他的悲剧交上去审查。此外，对那首被人加上《十二月十四日》的题名的诗的审查又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诗人。此时，普希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处在沙皇的直接监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