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圣生
亨利·柏格森（1859—1941）在法国以至于在世界文化思想界都算得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以至于美洲，活跃着一批反理性主义的“传统思想的叛逆者”，择其影响卓著者，有如美国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德国唯意志论者尼采（1844—1900），德国精神生活至上主义者倭铿（1846—1926），奥地利深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等；柏格森在其中是比较后起的，但他的影响范围、强度以及时间跨度都不亚于他的前辈或同辈。这批“思想者”的共同特征是否定唯物主义的机械论，把精神置于物质之上，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出现既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开始从传统的宗法制度全面地向垄断资本制度过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酝酿之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动荡不安的问题息息相关。说白了就是，他们都面临着尼采即将或已经宣告的“上帝死了”的历史时期。为此，他们都在探讨着应该做何种“拓荒”和“抚慰”的工作。
柏格森以他1907年发表的核心代表作《创造的进化论》有理有据地证明他既是自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70年）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继承人，又是它的全面而有力的批判者。在一般人的眼中，他是充满着“奇异的矛盾”的多面手，是甚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通常号称“生命哲学” 的倡导者。在《创造的进化论》中，他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实在主义以及与现代科学紧密联系的实证主义：他要破除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人所认可的、甚至吹捧的“理念”性的“上帝”，但仍要推出自己新的“实在”来填补缺席的“上帝”；他的“实在”就是真实的“绵延”，亦即“生命冲动”。他认为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科学（以伽利略的物理学为核心标志）是人为地剪裁的自然事实（典型地表现为“电影放映法”的应用），只能认识事物相对的静止状态，不能深入认识运动不息的万物的“绝对”。他的抱负是要使哲学成为实证科学的“延伸”，即科学与形而上学相结合，从而把握生生不息、不可分割的“全部的实在”，或者万物造化的“绝对”。
显然，作为当行的哲学家，柏格森著述的旨趣主要在于上述的形而上学一面。但是，在《创造的进化论》的结尾，他也简括地点出他的哲学方法与众不同的特点：他认为哲学“不纯是从精神到精神的反思工具，也不纯是人类的意识与生命本原的契合之所；当然，哲学始发自那里，并在那里与创造力亲密接触。哲学毕竟还要深入研究普遍的变成过程，即可以称为真正的进化论的研究对象的‘变成’，这样才称得上是科学的真正的延伸——假如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乃是一系列经过确认或验证的真理的总和，而不是勃发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新的经院哲学；这种新的经院哲学是以伽利略的物理学为核心，正像旧的经院哲学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核心一样。”细加推考上面一段提纲挈领的结语，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创造的进化论》一书的题旨：属词“创造的”，概括了柏格森所精心结撰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功能，那就是“生命冲动”或“生命意识”这样的绝对的创造力，它是自然界实质上的主体，也是这里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词“进化论”亦作“进化主义”（L’évolutionnisme,柏格森将此词多用于其他进化论或演变论的论者上，带有某种贬义），也就是不同的个人对自然界万物变化和发展所作的不同的科学概括；而且，它可以标示柏格森的确出手不凡地将科学表现或表象为他的哲学的主体部分的创意。
他的全部的形而上学观念都已渗透进此书所展现的世界进化的历史和前景之中，“创造的”一词不过是那一类观念的最突出的表征而已。其实，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许许多多哲学家的宇宙观的形成同样都与当时的科学成果分不开，也就是说，他们都将现成的或推测的科学事实作为自己哲学认识的对象。柏格森认为，他与他的前辈以及多数同辈哲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并以各自的或共同的表达符号（概念等）来观照那些对象，这样只能取得对对象的“相对”的认识；而他不从任何“观点”出发，却是钻进对象内部，“将某些精神状态归于这个运动的客体；而且这还意味着我与这些状态有同感，并通过想象力的发挥置身于这些状态之中……这样，我将获得的知识便是某种绝对的知识”。见于《形而上学引论》，译自The Creative Mind, tr. by Mabelle L. Andison, Philosophical Library,New York,1946. 柏格森自己和他的研究者们一致地将这种哲学方法归入他所独特地倡导的“直觉主义”。他对“直觉”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与通常的“分析”法的区别作了这样的界说：“一种绝对的东西只能在直觉中出现，而任何其他的事物都落在分析的领域里。这里所谓的直觉，就是感应，通过这种感应，我们便置身于对象之内，从而与其中的独一无二的、因此是难以言说的东西相契合。相反的，分析只是将对象归结为一些已经为人所知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同时也见于其他的对象。因此，分析就是用不是某一事物的东西来表达该事物。”出处同上注。 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就是试图对“实在”（或称“现实”、“真实”）取得“直觉”，“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进行什么表达、转述或象征性的反映”，他认为，“概念性的东西只向我们提供了实在的影子”出处同上注。。或许，柏格森的这种理念带有一定的“哲学乌托邦”的味道，但也并非横空出世、一无可取。东西方自古以来对于这种“直觉认识”的方法都有种种的估摸和推考。我国老庄的“无为”哲学，魏晋时期开始流行的“玄学”，宋明时期的“心学”，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派的“不落言筌”、“以物观物”、“直指本心”等“口号”，都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一脉相通，只不过不像他那样言之凿凿，并且与现代科学的事实结合得那样紧密而已。
不仅对于“运动的客体”的“实在”以及它们的哲学关键词，如“绵延”、“生命冲动”等，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产生“绝对的”认识，柏格森还以直觉的方法批判“创造的进化论”之外的一切进化论或演变论，指陈它们不是“机械论”便是“目的论”。他在《创造的进化论》的第一章第十六节以“开挖渠道”一事十分到家地比喻了动物眼睛的进化结果：“创造视觉器官不能用各解剖部分的组装工作来解释，正像开挖渠道不能用可能成为其岸壁的堆土工作来解释一样。机械论者可能坚持说是一车又一车的泥土构成了渠道；目的论者可能做些补充：泥土并非随意堆上去的，而是推车人依照计划垒上去的。但是，渠道是用其他的方法建造成功的，所以上述的两种理论都不对”。他以此说明像眼睛那样复杂的有机组织不是在环境作用下渐变的结果，也不是各部分适应性的变异的积累与组合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都是按照人类的“制作”的概念来推想的，而有机组织是大自然中有“生命冲动”的意识的物质像艺术家作画一样一气呵成地“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的材料是物质，而“创造”的动力与过程就是“生命冲动”的意识与“绵延”，宛如一切都由一股洪流冲积而成。物质材料可以由人类的智能所把握，而“生命冲动”或“绵延”的意识则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不能进行化工式或机械式地分析与分割，就像艺术真品中的所有线条和色彩都不允许以拼凑的方式来复制一样。
从《创造的进化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将精神与物质截然分开，“生命冲动”或“绵延”便既是心理的，又是物质的。但是，他也明确地表示两者并非等值的，精神因素具有“向上”的趋势，物质因素则是“向下”的，有如节日里燃放的礼花或烟火，火花冲天的同时也喷下相应的物质碳渣。这意味着生命的副产物也是创造的结果，但几近于废物，新的创造需要有生命的新物质来进行；广义上说，生命就是运动，就是能量的转换。这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里舒（1867—1941）等人的“活力论”有些距离，又有些接近。他们的理论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艺术现象的解释有一定的意义，但自封为“绝对真理”，显然不过是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形而上学传统的新发展，与探索未知的科学本职有所暌违。不过，一切唯心主义者似乎都有这种弊病，即使他反对所有他人的唯心主义，却认识不到自己也存在主观臆测的偏颇，甚至还能为自己的形而上学观点找到很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以至于很贴切的比喻，意识不到其中同样带有以他物进行“象征性的表达”的意味。柏格森就是这样一位很有魅惑力、很精致的唯心主义者，他的直觉论虽然难以实证，但还是有比较普遍的心理体验的基础，所以，《创造的进化论》发表之后，便奠定了他作为西方现代“哲学革命”的有数几位倡导者之一的地位，他的著作也从此由学术界而普及到一般的读者群，最终为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首开先例地获得192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铺平道路。然而，柏格森辉煌的哲学历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步入了冷却期。也许这跟柏格森所宣扬的人类普遍的“向上的创造精神” 与人类之中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越论”、“超人意识”等愚昧狂妄之想大相径庭有关。既然在精神世界中恶紫乱朱、甚至鱼目混珠的现象在所难免，由此形成的“精神荒原”便使人类变得更加务实，更重实证了。然而，正面的精神力量的匮乏从来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柏格森及其一些代表作仍未被人所遗忘。
而今，我们谨慎地推出的这一《创造的进化论》新译本，基本上依据法文原著，但也参考了一些英文和中文的译本的处理方法，这样做或许对于我们重新甄别和鉴识西方这份哲学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和局限性有所贡献。例如，柏格森的这部理论著作采取了他心目中的艺术作品的构思方式，全书只分为“绪论”和正文的四大章，共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均不分节，一气呵成，仅在卷末列出各章的题录和纲要。译者参考了从英译本转译的一些中译本的分节方法，在这个译本的各章中插入各节的题录，以便于阅读。不仅理论著作，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如果要求完全达到天衣无缝的“创造”的境界，也许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人工“制造”的痕迹。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思维逻辑，译者没有按通常的译法将intelligence, intellect, intellectualité, entendement （understanding, 英）一类法语同义词都译为“理智”，而是分别译为“智能”、“智力”、“知性”、“理解力”等。这样不仅切合这类名词的原义，而且还可以避免与在柏格森哲学思想中有所缩减的、作为人类完整的象征的“理性”一词相混淆。因为，柏格森将上述的分析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它们均属“逻辑理性”的范畴）当作人类理性的全部，而我们所理解的“理性”的涵义则要更为深邃、丰富一些。
柏格森认为有机界的生命朝着不同层次的三大方向进化：无知、智能和本能；植物停留于“无知”的阶段，动物和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智能和本能，智能泛指分辨、分割以至于分析的能力，结合了智能的本能的高度发展便是人类的直觉。柏格森正确地看清人类的“智能”或“知性”以及“分析方法”的不足一面，在《创造的进化论》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证这点，但并没有否定其“相对的”认识作用。应该说这是此书最有价值的主导思想，我们不能仅仅以其不足便将之作为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的证据。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第81节里也说：“所谓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通过这种超越，知性概念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便昭然若揭，并表明是对知性自身的否定。”柏格森颇为全面地揭示了知性概念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按理应该向辩证思维路线发展，然而他却奔向另一思维路线：直觉主义。在《形而上学引论》中，柏格森认为辩证法只能用来编排现成的事实，不能用于创造和发明。他过分偏向于直觉，并因此轻视甚至反对辩证法，才开启了反理性主义的先机，尽管反理性主义在二十世纪文学艺术领域的泛滥所导致的创造性的泯灭（如现代主义的“彻底反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仿真”、“拼贴”式的“反艺术创造”），恰与直觉“绵延”的创造精神背道而驰，是柏格森始料未及的。
理性认识（含“辩证理性”）与直觉认识都是自古至今常见的深奥费解的认识论与思维科学的大难题，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人从总体上把握过它们，仅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草率思考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要揭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之谜，却不能不深入到这两条曲径去探幽。这里所写下的粗糙的感言，适足称为“抛砖引玉”，敬祈有识的读者多予指教。
2012年3月12日于太阳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