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世主义的攻击
许多对普世主义的攻击都假定任何普世主义的方案都必须依赖于万物的本性中、人类行动和人类历史之外的永恒因定的真理。既然有人相信这样的真理，有人不相信，那么反对派就主张一种有如此根基的规范的观点必定是倾向性的，有利于某些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27]。
但普世主义并不要求这种形而上学的支持[28]，因为普世的人类观念产生于历史之中，并且来自人类经验，它们能根基于经验中。的确，那些把所有人类规范视为人类解释之结果的人很难否认普世的人类概念在这些解释中是突出的和弥漫的，很难和深奥的理论实体如烯素一起，被贬低到形而上学历史的拉圾箱。正如亚里士多德如此简单地指出的，“一个人去遥远国家的旅行中可以观察到认识和隶属的感觉，把每一个人同其他的每一个人联系起来。”[29]克瓦梅·安东尼·阿皮亚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讲了他的双重童年的故事。一个孩子拜访在加纳的爷爷奶奶和在英格兰农村的爷爷奶奶。他有一个黎巴嫩的叔叔。后来成人后，又有来自不下七个不同民族的侄甥女和侄甥子。他认为，他发现的不是不可沟通的陌生的“另类”，而是大量的人类共同性，并且开妈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姻亲关系点的网络”（APPiah 1991：VIIVIII）[30]。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上好争论的经验的和历史的普世主义，仍然容易受到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标准地对普世主义提出的异议。
忽视历史的和文化的差异
反对者指责，任何企图把人类生活的某些因素挑选出来作为比其他因素更根本的东西的做法，即使不求助于超历史的现实，也必定没有充分尊重实际历史的和文化的差异。据说，人们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生活和人性的，任何企图产生人类的一系列更根本的属性和功能的做法，必定把人类的某些理解奉为神圣，贬低其他理解。通常，反对者会继续说，这采取了以牺牲少数派理解为代价把统治集团的理解神圣化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反对，经常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能够断定来自许多历史例子的支持，这些例子表明人类的确已经限于集中注意男性的实际特点。
远不清楚的是，这种异议表明了什么。特别不清楚的是，它是否支持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伦理规范建立在活着的人目前的偏好和自我概念之上。不管这位反对者本人声称什么是剥夺和压迫的生活。但它的确至少表明，选择一种人类画面而不是另一种画面的方案是充满困难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形而上学上的。
忽视自主性
对普世主义的自由反对者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异议。这种异议是，由于提前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类因素最重要，普世主义的方案没有尊重人们根据自己见解选择一种生活计划、决定什么是核心的和什么不是核心的权利[31]。这种处理的方式是“帝国主义的”。这些评价的选择必须留给每一个公民。出于这个理由，政治学拒不承认自身是对关于人类和人类之善的决定理论。
有偏见的应用
如果我们有了一种关于人类的决定概念，意味着具有某种规范的道德和政治力量，我们在应用它时还必须要问，我们将哪些人归于这个概念之下。这里，反对者注意到太容易不过了，即使这个概念本身是公平地和全面地设计的——无权者能被排除掉。已经指出，亚里士多德本人主张，妇女和妈隶不是完全成熟的人。既然他的政治学是建立在他的人类功能观点之上的，那么，不让这些人（按他的观点）显示所欲望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有助于他们的政治排除和压迫。
此外，很难知道这种异议打算表明什么。特别是，很难知道它打算如何表明我们最好没有这些决定的普世概念。因为有理由认为，根据一种幻想，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这样一种引起斗争的概念，甚至更容易把妇女和妈隶排除在外（Chomsky1966）[32]。另一方面，它的确表明，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得到权利概念，而且还要考虑得到在这一概念下承认的权利人。
每一种这样的异议都有某种优点。许多普世的人类概念曾是夜郎自大的，忽视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某些概念曾忽视选择和自主性，许多人类概念曾有偏见地所应用。但这并不表明，所有这些概念都在这些方面或一个方面是失败的。然而，眼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个现实的提议，以便展示它的优点，同时论证它事实上能够回答这些指责。
一种人类的概念：核心人类能办
一系列基本能力的产生是通过提出一个从一开妈就是评价性的问题：在特征上人类进行的什么活动[33]是如此的核心，以致它们看起来确实真正是人的生活？换言之，什么是那些舍其（意味着利用其）我们便不会把一种生活视为或完全视为人的生活的功能[34]？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经常自问的两个多少更具体的问题来研究它，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一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个人连续性的问题。我们问自己，什么变化和转变是与作为人类一员的存在物的持续存在相容的，什么是不相容的。如果不威胁到我们关于我们仍有我们照管的人类的意识，某些功能就不会呈现出来；缺乏其他功能，似乎就标志着一种人类生活的结束。这个问题是经常问的：当我们在生命的某些功能仍存在的情景中去试图为其他人或（提前为自己考虑）为我们自己做出医学上的死亡界定时，某种程度的疾病或损伤是否意味着所说的这个人的生命终结[35]？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种类包含的问题。我们承认其他人是人，尽管在习俗和外观上有许多时间和地点的差别；另一方面，我们经常给自己讲关于并不列入人类的拟人的生物的故事，根据的是它们的生活的形式和作用。我们依据什么进行这些包含和排除呢？简言之，如果我们打算承认一种既定的生活是人的，我们相信什么是必须存在的呢[36]？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向我们指出了共同的或特有的人类功能的子集，告诉我们这些对于我们选择并做其他每一件事情可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注意，派生这种关于人类论述的程序，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先验的，它是企图概括广泛的和正在发生的跨文化探索的经验发现。这样一来，它既是无尽头的，也是谦卑的——它可能永远是有争议的和再造的。它并不主张读懂来自生物学观察的“人性”事实，它论述生物学的方式是人类经验中的相对持久的因素[37]。正是由于这种论述一开妈就是评价的，它才叫做一种善的概念。还应该强调的是，像约翰·罗尔斯对原妈的善的论述一样（Rawls1970：62ff.，90-5，396-397），这一系列善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比他自己的单子更广泛，是打算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的意见一致的对象[38]。政治的恰恰不被理解成像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因为民族国家不被假定为基本的单位，这一论述旨在具有对跨文化协商的广泛应用性。在目前的世界政治的状态下，这意味着许多促进充分分配这些善的义务必须归于个人而不是任何政治制度。这样一来，它的作用就难以同个人的其他规范和目标的作用相区别。然而，这个单子的要害是和罗尔斯的原妈善的要害一样的：提出某种来自许多不同传统的、有许多不同的更充分的善的概念的人所一致同意的东西，作为追求他们善的生活的必要基础。这就是这个单子之所以在考虑上更普遍的理由[39]，它的每一个组成成分都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出身或宗教信仰或口味来具体地说明。在这种意义上，它希望唤起的意见一致具有罗尔斯所描述的“交叉的意见一致”的许多特点[40]（Rawls1993，随处可见）。
在定义人类生活的表现时把某些看起来核心的功能孤立起来，我们不是把内容留给纯粹赤裸裸的人性。我们想说明，一种人类充分发挥作用的生活，或者一种基本的人类繁荣将是可得到的。因为我们不想让政治学把纯粹的生存作为它的目标，我们想描述一种使人类的尊严不被饥饿、恐惧或缺乏机会而亵渎的生活[这个观点完全是马克思的观点，他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功能概念，描述对一个人器官的纯粹动物式的使用与“真正人的使用”之间的区别（见Sen 1995：259-273；Becker1995）]。这个基本能力的单子是企图说明这种基本的善的观念：所有公民都应具有这些能力，不管他们具有和追求别的什么。我引入这个单子作为要起作用的能力的单子，而不是实际的作用的单子，因为我将论证，是能力而不是实际作用应该是公共政策的目标。
核心人类能办
生命
能够生活到正常长度的人类生命的终点：不是未成熟起来就死亡，或者在一个人的生命被减少以致不值得生活下去之前死亡。
身体健康
能够有好的健康，包括生殖的健康；能够有充足的营养；有充分的庇护所。
身体完整
能够自由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运动；能够保障不受暴力侵害，包括性侵害和家庭暴力；有性满足和生殖事情上选择的机会。
感觉、想象和思想
能够使用感官，想象、思考和推理——并且做事情是以“真正人的”方式，以靠充分的教育获得信息和培养的方式，包括但并不限于识字和基本的数学及科学训练；能够使用想象和思想与经验的和生产的工作以及一个人自己选择的事件相联系，宗教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能够使用自己的头脑，为保证政治的和艺术的言论方面的表达自由和宗教做法自由所保护；能够有快乐的体验，避免无益的痛苦。
情感
能够依恋我们之外的事物和人；爱那些爱并关心我们的人，为他们不在而悲痛；一般地，去爱、悲痛、体验渴望、感激和有道理的愤怒。一个人的情感发展不因畏惧和焦虑而受挫（假定这种能力意味着支持人类联合的形式，这些形式能表明在其发展中是关键的）。
实践理性
能够形成一种善的概念，并且对一个人生活的计划进行批判的反思（这要求保护道德心和宗教教规的自由）。
交往
A：能够与他人生活，承认并表明对其他人的关心，从事各种形式的社会相互作用；能够想象另一种状况（保护这种能力意味着保护构成并培育这些交往形式的制度，还保护集会和政治言论的自由）。
B：具有自尊和不卑贱的社会基础；能被看做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其价值是与其他人平等的。这要求在种族、性别、性倾向、民族、种性、宗教、民族起源基础上不加区别的规定。
其他种类
能够关心并与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相联系地一起生活。
表演
能够笑、表演、享受娱乐的活动。
控制一个人的环境
A：政治的。能够有效地参与支配一个人生活的政治选择；有政治参与、保护自由言论和结社的权利。
B：物质的。能够拥有财产（土地和动产），并且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有财产权；有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就业的权利；有免遭未经授权的搜查和没收的自由。在工作中，能够作为一个人而工作，发挥实践理性，同其他工作者结成有意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
正如我设想的那样[41]，这种“能力方式”要求一种缺乏任何这样的能力的生活——不管它具有别的什么——都将失之于善的人类生活。所以，有理由把这些事情当做关心的焦点，评价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并探寻公共政策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作用。这个单子肯定是一般的——而且这是审慎的，以便为多元的特殊性以及进一步的谈判留下余地。但像（并且作为一个有理由的根据）一些制度的保证一样，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现实的指南，并且比集中关注功利甚至资源所提供的指南更精确得多。可强调的是，这个单子是单独的组成部分的单子，我们不能通过给另一个部分以更大的量来满足对它们中一个部分的需要，全都具有核心重要性，全都在性质上是独特的。这限制了有理由做出的交换，因此限制了应用量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时，这个单子上的款项是以多种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的。
例如，就业权利支持健康，还通过给妇女以更好的在家庭中讨价还价地位而支持免遭家庭暴力的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在这个单子上出现在几个不同的点上，表明它们对于人类功能的几个不同领域的根本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