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泉
眼前这个人，个子中等，身体宽大，略胖，脸方而阔，与人交谈常开怀大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他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不同的角色：农民，邮递员，煤矿老板，大公司老总，孝顺儿子。多重角色的叠加，使他身上罩上了几分神秘色彩。
眼下他的确切身份是重庆腾胜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黔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工商联副会长。他的集团公司，下辖4家子公司，集煤矿、非金属矿业、房地产、花木四大产业于一体，资产总额达到6.7亿元，拥有员工600余人，是近年来重庆渝东南升起的又一颗耀眼的民营企业新星。为此，他作为公司董事长，在2010年被重庆市评为“十大创新型企业家”之一。
在费了很多周折之后，我和这位董事长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从原来对他只有表皮了解，到对他有较透彻的知晓。采访的过程也是心灵对话的过程，是一次人生经历的观摩和体验，当采访结束，我感到自己有了非常异外的收获，我透过一个企业的成长洞见了一个人内心的秘密。这是不容易的，人与人空间位置可以很近，但心的距离却很远，而这样一次采访，使我和杨胜超彻底地拉近了，不能说其中没有机缘的成分。
上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山高路陡的邻鄂公社，村寨之间常年行走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肩挎绿色邮包，往来于家家户户，投递报纸、杂志和信件，他就是邻鄂公社的邮递员杨胜超。在邻鄂这样一个平均海拔约800米的高山地区，农民的生活异常艰辛，很多人都是在土地里刨食，而这里的土地非常贫瘠，主要产红苕洋芋和包谷高粱，农田很少，只有极少地方能产少量大米。所以在土地承包下户前的大集体里，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所幸这里出产煤，也算弥补了大自然对这里的不公。而煤是公家在经营，与在那块土地上的农民似乎关系不大。要进煤矿当工人，吃公家饭，很多人还是望尘莫及。那时，邻鄂的状况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穷。农民家庭出身的杨胜超非常幸运地靠上辈的关系谋得一个在公社的公差：邮递员，虽然也是临时工性质，并非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但已很令人羡慕。那时的杨胜超，人年轻，身体又好，天天从公社领出报纸邮件，各家各户地跑，并不嫌累，觉得满身都是劲。他甚至还有几分自豪，因为他感受到周围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和眼前这些种地的人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没有那样一背太阳一背雨，没有肩挑背磨。
他从16岁多就当邮递员，一做就是13年。工资最初每月22元，到他离开的时候已涨到36元。
1980年春天的一天，杨胜超从自己送的报纸中，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国家允许农民搞个体经营。看了这则新闻，他兴奋得当天晚上没睡着觉，他感到前方有一种新的生活在等待自己，至于新的生活是什么模样，现在还说不清。他要去试一试，闯一闯。当那个月的工资24元发到手中以后，他拿起这24元钱上路了。
他从邻鄂公社步行两个多小时赶到麻天坝，坐客车到县城，除去车费和吃饭花的钱，手中的钱还乘21块多。到了工商局才知道，办个体营业执照需要24元钱。怎么办？他走出工商局大门，一筹莫展。正在他十分心焦、觉得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小学时的同学曾垂玉出现在门口，他一问，才晓得同学的父亲在工商局上班。于是他大起胆子叫同学给他帮个忙，借他点钱去办执照。同学去找了自己父亲，借给他7元钱。就这样，执照拿到了手里。办完执照，手头还乘3块多钱。他又回到邻鄂。
杨胜超把执照捧在手里，像拿着一个金元宝，兴奋得不得了。可是执照毕竟只是一张纸，要把这张纸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意，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做什么生意？他想了想，大宗的农用商品，比如化肥农药之类，有集体供销社在做，他也拿不出那个本钱。还是从最基本的生活小商品做起吧。他观察了一下，整个邻鄂公社，还没有一家日用品门市部，人们要买点香烟糖果之类，还得步行到公社十多里之外的麻天坝场上。他决定先来摆一个小摊。
本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去找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对他说：“得先把门市部开起来，才能贷款呵。”
那几天，他悻悻地转来转去，不晓得该啷个办。这做生意的事情，也真不容易呀。
可是转机来了，还是他从事的邮递员职业给他帮了大忙。
有一天他投递到一张汇给社员吴凤先的汇款，款额是150元。吴凤先的丈夫在成都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缺少劳动力。在大集体的年代，家里没有劳动力，就要向生产队补口粮款。这150元钱就是丈夫寄给家里补口粮款的。
他拿着这张汇款单，边往吴凤先家里走，边寻思着：可不可以找吴凤先帮帮忙？
走进吴凤先家，吴凤先见丈夫寄来了钱，自是十分高兴。对送汇款单的邮递员杨胜超也十分感激，又是装烟又是倒茶，还给他煮了一大碗鸡蛋挂面。杨胜超几次想开口说借钱的事，但都开不了口。就在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红着脸说：表婶娘，能不能把你的钱先借点给我？我准备开个店做点生意。吴凤先先是有点诧异，待她明白过来后，略微想了想，说：“借给你50块吧。胜超呵，你也晓得，我们家很具体，这点钱还不够交口粮款呢。不过看你这么有志气，我也支持哈你。你有了钱就还我吧。”
有了50元钱，杨胜超高兴得连蹦带跳。第二天，他就坐车到黔江县城。在糖酒公司批发了10条“丰登”香烟、10条“铁牛”香烟、10斤水果糖。回到邻鄂街上，凭他当邮递员结下的人脉资源，就在兽医站门前，用两根高板凳架起一张木板，摆起了他那些刚进回的货物。杨胜超的小摊生意就算这样开张了。
让他高兴的是，他的小摊一摆起，就有些烟客来找他买烟，还有不少小孩拖着大人的衣袖，要来买他的水果糖。他第一次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杨胜超看着摊子上的货一天一天减少，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又很发愁。货卖完了怎么办？拿什么去进新的货物？他又找到信用社主任。信用社主任背着手，踱着步子走到他的摊子前，嘿嘿一笑：你这也叫摆摊嗦。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杨胜超知道，找信用社贷款的事又泡汤了。
晚上，杨胜超睡在床上，为钱的事情苦思冥想。他又想到他一个同学，叫胡万友，这同学是个篾匠，平时给这家那家农户编打点竹篾家具，多少收点工时钱。或许他家里还有点钱。他打算去试一试。
没想到一开口，同学就答应借他150元。杨胜超真是感激不尽。同学的帮助不亚于给一个刚生下来但又缺奶吃的婴儿递上一口奶。所以杨胜超这位如今的董事长在给我讲述他的故事时，感慨地说：“他的成长过程离不开很多‘贵人’帮忙。这位同学显然应算帮他的贵人之一。”
大约一个星期，杨胜超的第一趟进货卖完了。赚了约10多元钱。连本带利60多元加上新借的150元，他又去进了第二趟货。这次除原有的品种之外，增加了稍高档一点的品种“玉兰”香烟，还进了海带。进货剩下的钱，他用来请木匠做了几个货架，在一个停办的社办企业里借了一间房。他的小摊从街上走进了屋子里，多多少少像一个“店”的样子了。
在这期间，街上另一个做生意的人叫刘红专，比他先做生意，赚了700多元钱。杨胜超去找他借了300元。
当他第三次进城进货的时候，手上已有了500元钱。这次买了两个大塑料桶，进了100斤白酒，货进回来的当天，酒就卖完了。生意一下子变得红火。
从开张到满一个月，他共赚了500多元。他用赚回的钱还了三笔债：分别是50元、150元、300元。每家都提了两斤酒、一条烟，以示对这些帮助他的人的感谢。到满一年的时候，他小店的生意已达到库存货2000元、现金3000元的规模。
生意倒是火了，但矛盾也出来了。邻鄂公社的领导对杨胜超这种“屙尿擤鼻涕——两边揪”的做法很是不满。加之做个体经营的也越来越多。他刚做的时候全邻鄂街上只他一家，第二年就有6家，第三年则达到14家。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对杨胜超的创业历程有过全面了解之后，我看到这个文化不高、没有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农家子弟，有着经营企业的天赋。这方面的天赋在他刚从事个体经营的时候已经显现出来。他不仅有经商的意识，而且脑子活，不是那种一根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在意识到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知道“转型”。杨胜超创业的历程，就是不断转型的过程，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
当他感受到自己在邻鄂街上经营的小摊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决定另辟蹊径。到1983年的时候，一个叫刘昌焕的秀山人来邀杨胜超做中药材生意。邻鄂属高山地区，中药材出产丰富。他们二人商议，先每人搞200斤杜仲到广州去卖。他们请人将杜仲挑到邻鄂街上，先坐车从邻鄂到黔江，再到湖南的龙山，再到吉首，再坐火车到广州。每斤杜仲可赚5元，这往返一趟广州，每人可嫌1000元，而车费、吃住还花不了百元。所以去一趟广州，虽然路途劳顿艰辛，但有此收获，也令人欣喜。
这中药材生意也就做了一两回，后来政策紧，就没再做了。
1985年，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农民进城经商。杨胜超毅然辞去邮递员的工作。他横下一条心要出去闯。对他这个想法，父母坚决反对，对他说：“超儿呵，你好歹也算是吃的国家饭呵，你啷个不珍惜呢。非要出去瞎闯，万一搞不出个明堂，你不只有又空手回来挖泥奔土吗？”
杨胜超也是个犟脾气，父母说归说，他一边耳朵进一边耳朵出，还是一个人进城了。
他在黔江城官坝租了几间房，每年交5000元房租，请了4个人，开起了餐馆，卖面条，也卖炒菜，同时还兼营住宿，有20来个床铺。
想不到的是，生意竟然异常好。客房天天住满。他开的旅店虽然门面不太讲究，但时常人满不患。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1986年，黔江成立地区，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凡街边不太体面、影响市容环境的店面一律取缔。他又被迫停业。经营餐馆旅社的一应用具没地方搁，还得另租房子寄放。那段时间，他心情极度沮丧。他又想起离家进城之前父母说的话。他有些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就应验了父母亲说的话？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残酷的现实打击面前，还得打起精神继续朝前走。他又开始做药材生意。前两次运杜仲到广州卖，都是偷偷做，没有手续。这次决定正式办执照，办手续，正大光明经营。他办了个个体经营执照，注册资本200元。他往返于黔江邻鄂，以及毗邻的湖北咸丰、来凤、建始等地，将厚朴、杜仲、鱼腥草、金银花等中药材倒过来卖出去，从地差中赚取利润。
经营中药材的过程中，钱的周转有时成了一个大问题。他凭着朴实的“信用”二字，巧妙地渡过了难关。他有时向卖药材一方赊出动辄就是几千上万的药材。之所以人家愿意赊，是了解杨胜超这个人讲信用，说话算话。他把货一卖出，首先想到的就是将货款打出去，万一没卖出，则四处借钱也要付了货款。所以在那些人的印象中，他承诺的付款期限从来没闪失过。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越是在穷的时候，越是要讲信用。
做了近两年的中药材生意，药材市场不太景气，再做下去已没有前途，只得停下。生意上的事一度又陷入困境。此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生活，几经托人，他在渔滩电站谋得一个搞收发的差事。每月可领到110元的工资补贴家用。
回到邻鄂老家，父亲连连叹气。父亲说，周围的人都在讲呢，黔江城那个滑石板，不是哪个人都待得了的，出去的时候好出去，回来可能就要哭着回来咯。
杨胜超听着父亲转述的乡亲们的议论，口里没说什么，心头却委实很不是滋味。那一阵子，他甚至觉得，从周围邻里门前经过的时候，自己都不敢抬头。
中篇
1988年2月，杨胜超买下了黔江官渡河的白水泉煤矿，花了5万2千元，其中自筹了2万2，贷款3万。搞了三个月，煤矿的积溏水挖穿，淹死二个人，一个矿长，一个安全员。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这起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理完毕，每人陪了5000元。
“不想搞了，把贷款想法还了算了。”出师不利，让杨胜超心里十分胆寒。就在这时，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彩明给了他极大安慰和鼓励：“煤矿死人也正常，但要想法少死人，安全工作做好了，也可以不死人。”刘局长的鼓励给了他振作的信心。但通过这次安全事故，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少出事故，一是要进行技术改造，二是要强化责任心，强化安全意识。搞技术改造就要钱，而且投入的资金很大。他又开始为钱奔波。好在县上当时出台了一些鼓励私人办企业的政策，算是赶上了好时光。县扶贫办借了他10万元，县经委出面向******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借了18万元。有了钱，杨胜超立即着手搞技改，开挖运输大巷，铺设钢轨，买矿车、机动船。与此同时，他坚持吃睡都在矿上的草硼里，每天下一次矿井。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明媚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