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秧歌是地道的农家人的娱乐。然而随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秧歌扭进了城市，并成了一种时髦。这种动作简单而极富民间色彩的舞蹈一下子传遍了北平城。
入城式后，北平军管会下设的文化接管委员会接收了天安门。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垃圾成堆，仅留存在城楼上的野鸽子粪就有几大卡车。天安门前也同样是污浊不堪垃圾成山，有资料记载，天安门前垃圾堆足有三层楼高。清除垃圾已是当时北平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有一个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一律不许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上垃圾。
1949年3月，市政府号召各界成立清运委员会。叶剑英市长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障减少人民的死亡率。”这次清洁大扫除运动从3月24日开始到6月30日结束，前后历时91天。通过这次大扫除，古都面貌焕然一新。
天安门广场的大清理，是在《人民日报》发布了天安门前开辟为大广场的消息之后进行的，6000多名学生义务参加了清理劳动，最终使天安门广场有了崭新的模样。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对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布置制定了具体方案，并责成中央办公厅负责实施。
8月上旬，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对这项任务极为重视，专门成立筹备组，由齐燕铭、张致祥、薛子正总负责。同时，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承担这项任务。
建设局接受任务后，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充分酝酿、反复研究之后，提出了“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工程计划，并将计划发送各有关部门，广泛地征求意见。
建设局将各部门的意见进行综合之后，又将工程计划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了实施方案。
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主要有五个部分：（一）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平整碾压54000平方米的广场；（二）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三）修建升国旗的设施；（四）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五）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整个修整工程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工程任务艰巨且时间又短，如不能按期完成，就会影响开国大典这一世人瞩目的庆典的召开。为此，建设局全力以赴，副局长赵鹏飞主帅，集中了全局主要技术干部和绝大部分施工人员共500多人，调集了局里大部分的机械投入施工。在施工中，首都各界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与工人们一起，加班加点，保证了天安门广场工程按期全部竣工。
2.2装点一新的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城楼上有两条巨幅标语，其内容是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后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条标语均出自钟灵之手。
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书法就誉满全城，延安墙上的标语，几乎都是他写的。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刷标语，钟灵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2.2米）。虽然这时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为照顾大多数人的习惯，经研究继续用繁体字书写。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比右边的多一个字。在实际测量中，钟灵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很有讲究。它们并不是一样宽窄，但是在人们视觉中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这是明代的设计巧妙利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依次递减。钟灵在对标语的设计上，也采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将“政府”两字紧了一些，但人们不易看出两字与其他字的不同。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国徽此时还没有确定，于是决定暂挂幅横档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其字也是钟灵的手迹。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开国大典筹委会决定在城楼前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外宾观礼。因时间很紧，搞永久性建筑已不可能，便用杉篙、木板搭起临时性看台。为检验其牢固程度，在看台搭好后，还专门调来部队，在看台上站得密密麻麻，还在上面蹦蹦跳跳，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天安门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八面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飘扬，朱红色的廊柱间红灯高悬，神形兼备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正中门洞上方，两侧是宽大的巨幅固定横标。这全新的装饰赋予天安门全新的政治含义，使之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在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八盏巨大的红灯笼。这八盏大红灯笼诞生于开国大典之时。1994年，这八盏大红灯笼完成其历史使命，为新型宫灯所代替，其中东二和西二两个灯笼被拍卖。围绕宫灯有许多鲜为人知而又非常有趣的故事。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个日本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肖野，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肖野和森茂虽是日本人，但他们从日本民间流传的不少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不少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
在设计之初，他俩便想到中国宫灯。他们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的确，中国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就有专管宫灯之官，叫司坦。民间传说钽班营造宫殿时制作了宫灯，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肖野、森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农村多年的生活中得知，张灯结彩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一个星期内，他俩用16开纸画出了20张草图。草图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定，周副主席非常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在仔仔细细看完之后，删去了在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京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北京城，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恰在此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
这句话提醒了苏凡，苏凡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苏凡很失望地走进了故宫博物馆，他决意要在清官档案中找出希望。万幸的是，苏凡还真在档案中找到了线索，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住西城区丰盛胡同。
几天的疲劳顿消，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这位老艺人。
老艺人明白了他们来访的意图后，看了看如此大方而豪放的设计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制作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城楼，3天3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
十一的前一天，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完成了。它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
这8盏大红灯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并一同走过了45年的岁月。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八盏大红灯笼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
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门上，悬挂着一幅中国人民最敬仰的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画像历经风雨，数次更迭。人们不禁要问，历年来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人是谁？
天安门城楼的修葺工作迅速展开后，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受领的任务是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为开国大典之用。
周令钊受领任务后，便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搭起三副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
他们以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把衣领画为敞口式样。但聂荣臻同志看后指出，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和他的学生便遵照聂荣臻的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9月底，绘制工作完成了，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的画室，夏天暑气蒸人，冬天寒风刺骨，但为了画好毛泽东画像，为了保证每年十一天安门城楼悬挂崭新的主席画像，葛小光不畏酷暑严寒，如醉如痴地画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葛小光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细微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他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神似。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泽东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真像！”这是对葛小光辛勤劳动和精湛画艺的最高赞誉。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像框，总重量达1.5吨，这在全国、甚至在东半球，都是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
2.3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就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好像毛泽东就生活在天安门上一样。
其实，毛泽东上天安门的次数也是可数的。一般是每年的五一、十一各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就不固定了。1971年5月1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登城楼。有人作过比较确切的统计，毛泽东共登城楼45次。
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
10月1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内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宣誓就任主席。之后，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开国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时，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别在毛泽东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毛泽东在目眺远方，筹划新中国的未来见了。这写有“毛泽东”字样的红绸条是代表证，每位登上天安门的政协代表胸前都别有这一醒目的代表证。
叶子龙情急之中，叫来钟灵。
钟灵见此，赶忙乘车返回中南海，手写了“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又在字上了喷了些金粉，不等墨干，便火速赶回天安门，将绸条交给叶子龙。
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冷不丁地来到叶子龙跟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又急忙上前帮毛泽东把绸条别好。
毛泽东一步一步地迈在那古老的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上去。此时，三十万军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人群、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喜庆的海洋。
下午3时，欢声雷动。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第一次登上天安门的毛泽东，神情庄重地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立正站好，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一下人群，在国歌的乐曲声中，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响彻云霄，这声音震动了全世界。这声音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
2.4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实况转播”这个专业名词，首创于开国大典，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所以一直沿用至今。城楼上的现场播音员，各自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部转播当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典实况。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转播。
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人廖承志、李强、梅益、温济泽、李伍等同志，就主持制定在大典的整个广播工作计划，分别领导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行政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要把开国大典现场的真实音响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全国各地，就应给这项全新的节目起个“好名字”。廖承志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来考虑起名。他俩想出了“实况转播”这个专业用语，即把现场的真实情况和音响，通过广播技术设备和播音员的解说，转播给全国乃至国外听众。
但在当时，转播的技术装备是非常简陋的。为了使整个广场都能听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于1940年创建人民广播时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同志，设计并制作了几部新型扩音机，把9只喇叭装置在一起，分设于广场的适当位置，形成强大的音量，人们形象地称之九“九头鸟”。
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而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通讯兵部的前身军委三局协助施工。
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是齐越和丁一岚。
齐越，曾是北平的中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化装通过日军封锁线去大后方，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学俄语。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1946年奔赴解放区。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后调新华社口播部当编辑。1947年8月16日，他又调到口播部的播音组。从此，齐越开始了他的话筒生涯。
曾播发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等新闻稿的齐越，在播音部被称之为老播音员了。10月1日这一天，离正式转播还有一个小时，他和丁一岚就来到了天安门西侧的露天播音台前。
3时整，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乐队奏出《东方红》，毛主席来到城楼中央。齐越在西侧立即对话筒播出：“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登上天安门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