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史两人冒着酷暑苦战几天，拿出了初稿，首先是在起草委员会内进行讨论，然后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一再加以修改。
8月18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第二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举行第三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经过一番文字整理润色，然后上交给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草案经常委会通过后，第二小组于9月15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根据常委会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处理，并对文字进一步加以整理，然后送常委会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在原则上获得了会议的通过。
经过若干次的讨论修改，该草案正式取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呢？主要是当时考虑到出席新政协的代表达660多人，就成分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到东南的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包括少数民族和国外侨胞。这是一次四面八方的大团结，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会，所以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能反映新政协大会的特点和本质。
9月22日，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介绍了起草和修改这个组织法的经过。
9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举行会议，对该草案进行了最后的审议。
9月27日，这个组织法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
政协组织法在起草过程中虽有多次修改，但讨论中意见争论不大，因而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
与它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过程就复杂一些了。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
6月1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随后，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先后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政法方面的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
8月30日，以上5人聚集开会，进行讨论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为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这时在国号后面扔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2.2老者的建议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
“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以上的老者。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们中只有几位不到70岁。
周恩来主持宴会。
宴会之前，周恩来叫人关闭了餐厅的门，开始讲话：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他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年高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话，这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宫国”，与“民”无涉。盟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登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众人齐声称好。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
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去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
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例，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的人几乎都反对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待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一时半。宴席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显得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席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国名和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
自此之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在人们心目中的痕迹渐渐淡化而消失了。
3.五星红旗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它通常体现一个国家的特色。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方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我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底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星呈黄色，还表达了我们是黄种人的特征。五颗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3.1五星红旗的诞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直捣南京，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那面象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青天白日旗’，犹如腐败的枯叶，从伪总统府上空飘落地上，并永久地在中国大陆上消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钟声敲响了，它向全世界宣告：一个统治神州大地22年的反动政权，已被人民彻底砸烂，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已经来到。
伴随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的进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心中，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心中，在各界爱国人士心中，在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群众心中，不约而同地想着同一件事：用一面什么样的旗帜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呢？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组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又因叶剑英同志工作忙，增加沈雁冰（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6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3人。彭光涵是这一小组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