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10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而国民党统治则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和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深深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提出共同纲领，建立共同组织，以更有利于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主要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等。“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主要领导人有谭平山、陈铭枢、朱蕴山、王昆仑、杨杰、柳亚子等人。1946年总部迁到上海，并在香港成立了“民联”粤港澳总会。1947年3月30日，粤港澳总会发表成立宣言，批评蒋介石独裁政策，并提出“本党一切民主分子必须联成坚强的阵线，然后可以与各党派共同巩固国内和平统一团结之局面”。
“民促”是由国民党左派人物何香凝、李济深联合发起的，于1946年4月14日在广州成立。成立时的主持者是蔡廷锴、李章达。民促成立后，准备在广州成立“现代出版社”，但被国民党当局特务所侦悉。随即出版社被当局勒令封闭，而且限期蔡廷锴、李章达离开广州。这样“民促”中央不得不迁往香港。1946年5月，民促在香港成立了港九总支部。
“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是1947年11月9日，冯玉祥联合旅美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纽约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是以这些组织为基础而成立的。1946年11月，被特务致伤而在医院治疗的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民革的成立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筹备过程。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朱学范等在港聚会，商讨尽快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会后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也有一个协议的过程，有人曾主张用“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国民党民主派同盟”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一致同意使用由宋庆龄提出的名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新成立的组织的主席由谁担任的问题，李济深建议联名上书请求宋庆龄到港来领导。
于是由柳亚子执笔，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6人亲笔签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文中说：“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盼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英美苏之同情。”这封信转交宋庆龄后，宋表示以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并希望李济深尽快把民革建立起来。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在香港坚尼道52号举行。
大会由李济深致开幕词，他说：“今天适好是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因为“民联”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陈铭枢还没到港，此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统一思想。11月25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原来的国民党民主派（或革命派）同新脱离蒋介石的国民党爱国人士不分先后，一律称“国民党民主派”，这样便实现了国民党新老民主派的大联合。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港召开。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冯玉祥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同时还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若干人。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组织大纲》、《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纲》、《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民革《成立宣言》指出：“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本党代替北洋军阀掌握政权，一党专政达二十年，中国政治未见丝毫进步，中国人民所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压迫之痛苦，较之清王朝与北洋军阀时代，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因为“党中叛徒蒋介石早已放弃总理之手订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两大任务，而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与封建势力之代表者。吾人坚决认定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之罪恶，均为蒋介石一手造成，蒋氏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豪、流氓之集合体。蒋氏在党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在国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公敌。”因此《宣言》认为“当前迫切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国民党之反动独裁统治”“这不仅为本党一党之要求，亦我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吾人基于以上之共同认识，谨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扶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民革的《行动纲领》规定：“（一）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二）本会行动纲领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三）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民革《告本党同志书》揭露蒋介石自北伐以来篡党夺权，排斥异己，发动内战，而终“使本党亦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现在：于军，则摧残革命部队，培植特务爪牙；于政，则消灭民主政治，厉行专制独裁。“我诸同志二十年来受蒋氏之构陷、排挤猜忌者不乏其人，或慷慨奋发，指陈其恶，作勇敢之反对；或尽言忠告，以期其觉悟；或忍气吞声，以俟可为之机，所行虽不尽同，然爱国忠党之心与深恶痛绝蒋氏毁党卖国之行，则初无二致。本党革命同志，不忍心总理艰难缔造之国民党毁于少数反动者之手，爰召集同志举行本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望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革命工作，救党报国。”
民革成立之后，民联和民促在组织上并没有立即并入民革，而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和活动，并独立参加新政协会议，直到1949年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才完全并入民革中去。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同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决裂，使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1948年初，民盟、民革、致公党、台盟等民主党派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齐集香港，他们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公开揭起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旗帜。香港成了各民主党派反蒋斗争的基地。
2.2中间派在香港的抗议
1948年1月2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港举行新年团拜会，参加者有李济深、马叙伦、沈钧儒、谭平山、彭泽民等百余人。他们在会上一致表示，要与人民解放军相配合，在这一年内把蒋介石的反革命势力消灭。所以“今年团拜庆祝新年，就是庆祝民主胜利年”。新年伊始，他们便投入了积极的反蒋斗争之中。
1948年1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训导处开除同学，争取学生会的民主权利而罢课，并于29日赴南京请愿，在交大、复旦等校学生前来欢送时，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指挥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并逮捕学生200余人。31日，上海舞厅的职工与舞女，因反对国民党当局强迫抽签停业而集会，又有近800人被捕。2月2日，申新九厂罢工工人也遭到镇压，伤亡几十人，100余人被捕。对于上海接连发生的三次惨案，各民主党派表示极大的愤慨。2月3日，民盟总部发言人指出：这几次事件证明“独裁政权一天存在，则人民一天不能享受民主权利，人民的生活更无从改善”。
中国致公党也发表谈话，号召海内外同胞，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一致来阻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屠杀政策，并为支援祖国青年学生而斗争。2月7日，民革主席李济深发表书面谈话，认为上海的这几次惨案，更加证明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上海此次抗争运动，决不是地方事件，而是全国人民反对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的一种表现。2月15日，在港的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42人发表联合宣言，认为这三次惨案中所流的血指明了反动统治者的末路，引导我们走向更坚决的斗争。这次抗争，特别是舞女们都已挺身而起伸出了拳头，最深刻地表明广大人民对于南京反动政府已经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了。
1948年春，为了配合美国援蒋法案的通过和“行宪国大”的召开，美蒋再次作出希望“和谈”的姿态。2月21日，司徒雷登对合众社记者说：“相信中国问题最好的可能解决办法是恢复国共和谈”。美蒋的“和谈”试探一出笼，在港的民主人士立即展开批判。
2月25日，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等，分别对记者发表谈话，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其目的有三，一是缓兵之计，想以“和谈”空气争取时间，加紧建设“华南”，完成“练兵计划”，把反革命战争进行下去。二是“要找一种借口，企图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共”。三是掩盖美国援蒋亡华阴谋。而中国人民对此的态度只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由于全国人民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洞悉美蒋的这一阴谋，致使他们不仅不能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反而暴露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无能和美国援蒋问题的焦急。因而“和谈”空气放出后不久，美蒋不得不赶快设法收回。司徒雷登说，他无意主张政府现在应跟中共重新谈判。合众社只有赔礼道歉，说“本社现在无意，将来也无意给南京政府在‘剿共’中找麻烦”。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民大会”，进行正、副总统的选举，4月18日，在蒋介石的亲自监视下“国大”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条款规定总统在战乱时期有紧急处分之权，这使总统的权力达到极至。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总统。4月29日，经过激烈的争吵，李宗仁被“国民大会”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副总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召开的此次“行宪国大”和总统选举，各民主党派一致予以坚决否认。4月20日，民革主席李济深发表声明，指出“此次伪国民大会，是根据1946年11月由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召开的，其所选出的大总统副总统，不问其为何人，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坚决予以否认的”。这次伪国民大会的丑剧，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是在“自掘坟墓”“他们不仅将被全国人民所痛恨和清算，便是独裁者自恃以为政权支柱的中国国民党员除了御用的少数特务爪牙以外，也都在吾人——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号召之下，一致起来结束他的卖国独裁统治了”。
此后，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联领导人谭平山，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人，也纷纷发表谈话，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行宪国大”。沈钧儒说：“在伪国大举行以前，南京政府是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在伪国大举行以后，也依然是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说它换汤不换药都非是实，简直连汤也没有换过”。这样的伪国大，选出的所谓总统与副总统，除了便利蒋介石假行宪之名，继续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外，决不会有别的意义。
谭平山表示对“伪选加以否认”，并号召“所有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真实信徒，更加靠拢人民，更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加紧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陈其尤也认为，南京伪国大与曹锟贿选机构一样非法，故“吾人一概否认”，并断言，中国今日民众的爱国心和力量，必然不让独裁者蛮干到底，而必积极起来反抗“建立一个真能代表民意的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何香凝也在《自欺乎？欺人乎？》一文中表示“为国家，为民众，我们必须誓死反对这‘伪选’”。伪国大刚一结束，各民主党派就纷纷发表声明，否认伪选。民盟发表《否认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的紧急声明》，指出：这次“行宪国大”是完全非法的，它所选举产生的“总统”、“副总统”亦是完全非法的，民盟予以坚决否认。声明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在内的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5月3日，民革中央亦在港发表了“否认伪选的声明”。声明指出：“这样的伪国民大会自然是独裁者用以巩固其统治的御用工具，因而他们选出的‘总统’、‘副总统’不仅于法无效，且根本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南京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的危机中召开伪国大，主要目的，不外通过伪国民大会满足独裁者‘帝制自为’的大欲，并授权与总统以戡乱特权使反动的政权及内战合法化，以掩护其祸国殃民的罪行。”因此“本会谨郑重声明，凡伪国民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对内立法及行动措施，一概不予承认”。声明还“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再接再厉，为铲除人民公敌结束卖国独裁政权而奋斗到底”。
在此前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这些党派的地方组织、海外支部等都或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坚决否认南京政府召开的伪国大和选举的“正副总统”。
1948年5月、6月间，国统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学生运动。司徒雷登在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污蔑这一爱国运动，并威胁学生停止这一运动。6月6日，民盟、民革、民进、致公党等8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港联合发表《反美扶日痛斥司徒雷登宣言》。
宣言指出：“美帝国主义欲奴役我中国，乃复扶植日本复兴，竟公然承袭日寇‘工业日本，农业中国之亡华故智’，今我全国爱国青年及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已一致奋起反对，乃美帝不自反省，竟由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荒谬绝顶之声明，强为扶日措施作辩护，并以狂妄言辞恫胁我爱国学生。昔时暴日之所不敢为者，今美帝竟悍然为之而毫无顾忌。此实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同人等素以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世界和平为职志，美帝政策，向所反对。今受此侮蔑，誓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以自卫答复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