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其接受此宪法的权利。”并“愿唤起全1947年1月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会等11个党派团体发表反对伪宪法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这次片面召开的‘国大’，其代表或为十年前所选出，或为最近一党所指定，既非基于今日自由普选而产生，又非根据政协整个政治妥协而成立，根本不能代表今日的民意，当然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员及各民主党派所承认。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和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它来作为政治上的武器，借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骗取美国军事援助，巩固统治地位，扩大内战。”这样就会把“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求和平、争民主可以说遗余力。然而，内战还是爆发了，国民党还是一党包办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维护独裁统治的宪法。他们在第三条道路上举步维艰。这条道路还能坚持到何时呢？
1.4在国共两党中间中立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后，民主同盟倾注极大力量，调解国共，促成“和谈”，结果却是“谈而未合”。国民党蒋介石发了全面内战，单独召开了一党国大，制定片面宪法，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国家不仅没有民主，人民也未见和平。而另一方面“第三方面”却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青年党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并参加了“国民大会”。国家社会党同在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称为“民主社会党”，也参加了“国民大会”，被民主同盟开除出盟。民盟中的救国会领导人，则被人讥为“中共的尾巴”。
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民主党派究竟应该怎么办？为了决定行动方针，巩固组织，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民盟主席张澜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在讲话中强调民盟是一个独立性的政治团体，并说：“我们必须把握自己的独立性，无论从主张上说，从组织上说，我们首先要自己立得住脚。”“我们不能随便抛了自己的主张，而随声附和，勉强从同，尤其重要的，我们决不可被人利诱、威胁，以至于自己放弃了立场，只为一时苛且因应之计，而忽略长久远大之图。”“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日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同时，张澜还强调了民盟的根本态度是拥护政府。他认为：国民党处于“超法律”地位，赁借这种“超法律”的权力，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更片面制定了所谓“宪法”，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他说：“我们要争取到不折不扣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政协纲领及决议，我们决不让政协纲领及决议这一张‘支票’不能实现，我们就有代表人民拿着这张‘支票’向政府‘采券责偿’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政治报告》是二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会后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它提出了民盟今天对国事的方针。《政治报告》高度赞扬了政协决议是“中国的大宪章”，指出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标志。《政治报告》重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解放国共的争端，一方面必做到政治还诸人民，一方面必做到军队还诸国家”。“以政治民主化保证军队国家化实施，同时军队国家化之实施更稳固政治民主化之基础”。《政治报告》公开表明对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失望“今天的中国，人民只有贫穷、冻饿、死亡的极大自由，这样的国家，成什么国家？这样的政府成什么政府”？
《政治报告》谴责“国民党方面的好战分子迷信武力万能的错误政策，坚持武力接收政权，因此造成去年一年的战祸”。“国民党支撑一个千疮百孔的政府，在经济破产崩溃的关头，还要进行内战，其势必愈战愈弱”，其前途必对国共两党的战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奇的态度，但民盟“对国事自然明是非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这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坚定不移的方针”。
《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民盟对目前时局的主张：竭力促使国人和谈，重新召开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成立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以实现国家真正的和平统一。最后，《政治报告》表示“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时机，以完成争取中国的和平、团结、统一、民主这个使命”。
此次全会重申了民盟的政治立场：
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国大，我们不能参加，在一党国大闭幕后产生的一党政府，我们不能参加，同时的，如果时局演变中共也召开代表大会，也组织联合政府，基于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的精神，我们一样也不能参加。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困难，二中全会决定民盟今后的组织方针是“上层争取公开合法，下层采取秘密活动”“宣传采取公开合法，组织保持秘密方式”“简化总部，侧重地方”。
一届二中全会，表明了民盟仍坚持独立的第三方面的立场，为调解国共之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而奋斗。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即宣告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和平成了泡影。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强迫中共代表团退出南京、上海和重庆，并派特务监视驻上述三地的中共人员。在撤回延安之前，中共代表团将中共在上述三地的全部房屋财产交给民盟代管。王炳南代表中共、罗隆基代表民盟还公开登报声明请律师作证，并“分函政府及有关机关”。
3月8日，民盟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宣言说：“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然同人仍欲向作战当局进吾耳之方，须知不论谁胜谁败，所屠杀者都是中国人民，所断送都是中国之元气。”宣言希望“政府切实保障人权，即使此人确为共产党也，亦不应故加迫害”。宣言再一次重申了民盟的立场“吾人站在和平统一之立场，固与共产党为友，然亦同国民党之友也。至于同不参加国大与政府，乃至倍守政协精神，以期达成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宣言还表示：国共调解工作，虽已宣告失败，同人仍当日日怀念吾天职之所在，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如定欲横加诬陷，甚而迫害之，则眼前之刀锯斧癳，决不苛避未免，将来之是非黑白，天下自有公评。此宣言，说明了民盟已做好了在黑暗中奋斗的准备。
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导演了改组政府的骗局，组成所谓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政府，作出准备行宪的姿态。蒋介石宣称：“国民党已作出还政于民的诺言”，改组后的政府已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府”。对此，各民主纷纷发表声明进行揭露和抨击。
4月22日，民主建国会发表《对政府改组的声明》。声明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根本不可能贯彻政协决议和扩大政府的1947年群众基础，如果改组后的政府真“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那第一件事就是要彻底停止内战，公告国人恢复和谈，更应该切实保障人权，决不仅仅在文告上说得响亮，而让人民还是一个一个失踪”。
4月25日，民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对改组后的政府，宣言郑重声明：改组后的政府不是依据政协决程序及精神产生的政府，不是促进和平、实现民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与“国民党领导而民、青两党参加的”、“扩大分裂的”、“共同负责与共产党作战之政府”。此为国事上极大的遗憾。宣言还说：民主必须从尊重人的尊严做起，必须从保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做起。在一个国家，和平公开的政团能否存在，即是政治是否民主的考验。
5月5日，中国各民主派领导人，如李济深、彭泽民、李章达、陈树渠、陈其尤等留港民主人士联合致函全国同胞，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前既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断绝国内和平之机，今又悍然实行所谓政府改组，摈真正民主党派自由分子于门外，其目的原不过假借改组政府之名义，拉拢一二无足轻重热衷作官之政客，配合马歇尔临行授计之所谓‘中国自由分子’组织政府，以欺骗国际视听，向美国骗取巨额货款，以从事长期而残酷之内战而己。改组之后的政府只有使中国内战延长，人民的痛苦愈加惨重。因此，他们号召国人共起而反对之。”
在此期间，1947年2月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确定今后的基本方针：为和平的民主而斗争。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中国问题并非战争所能解决，而和平民主的要求，则已普及全国，农工大众更以民主行动达成全国之和平及自身之解放。”会议认为由于当前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迁“党已没有继续采取武装斗争的必要而应转入和平的民主斗争”。会议决定“今后组织路线的基本方针，为和平的民主斗争”。
在内战爆发和平无望、一党国大召开、民主亦成泡影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仍坚持调解国共，求和平民主统一的第三方面立场，批评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能容忍存在对政府指手画脚地第三方面势力的，他们把青年党、民社党拉拢过去以后，即对民盟等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中间道路已走到尽头。
1.5中间道路无路可走
194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然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一份捏造的所谓从延安搜获毛泽东签署《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说什么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均为中共操纵之工具。同时，中央社还发表了某政治观察家的谈话，说“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循中共意旨”，又说“民盟及各民主政团，目前倡导中立民主统一战线，亦爱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地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民联等团体的“共产奸谋”。南京《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均据此训令刊登“路线纲领”，并撰文攻击中共，诬蔑各民主党派。
捏造的《纲领》和“观察家”的谈话发表之后，各民主党派立即起来进行揭露和斗争。当天，罗隆基即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指出今天国民党发动这类宣传的目的，即是打击和压迫民盟等一切进步团体。谈话还提请国内外人士注意今后此项阴谋之发展。5月8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行政院长张群，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此举是公开对民盟加以诬蔑，且公然否认民盟合法平等地位“令人疑及政府即以此为打击压迫民盟之先声”。5月10日，发建发言人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本会成立迄今，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立场”“所谓民盟约民主建国会加入民主同盟，纯粹是无稽之谈”。5月12日，民主促进会发表《致张院长公开信》，信中说：“本会等以人民立场而要求民主，争取民主，凡不直政府乃以叛之名加诸人民，颠乎否？名之不正甚也！此是非之所以不明也，然而人固知中宣部之所谓叛者，谓叛国民党耳！”
5月15日，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也致书张群，指责中央社捏造所谓“路线纲领”，是国民政府对其他党派“安排罪案，进而剥夺其合法地位，不容其在野生存”的独裁行径。5月14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警告：“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和国民大会之合法党，然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而定。”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日，蒋介石发表“剿匪建国”的广播演说。随后“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戒严令”等一系列的反动法令纷纷出台。国民党的逻辑是“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共产党，就要按照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理”。国民党准备以血腥镇压的手段对付民主党派了。
国民党训令各级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上层分子“暂时容忽敷衍”，对中下层分子，则只要发现，不问情由为何，一律格杀勿论。随后，蒋介石又秘密召集各地特务头子，布置对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更大规模的迫害。在此前后，各地民盟中有许多盟员被逮捕、关押、杀害。
1947年10月1日，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攻击民盟盟员“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这是国民党发出公开镇压民盟的信号。
10月7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在西安被国民党当局以“勾结匪军密谋暴动”的罪名而杀害。
10月23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民盟南京总部，切断电话，不准进出，并扬言要逮捕民盟总部的工作人员。当时，留守在民盟总部的罗隆基、周新民、李相符、罗子为等人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民盟在上海的办事处亦同时被包围。10月24日，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的原因是民盟的活动违反政府利益。
10月27日，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叶笃义、章伯钧等召开民盟中常委紧急会议。经商讨决定：如政府不下令解散，即发表声明维持现状，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治动，并派人要求撤退武装包围。于是，会后黄炎培、叶笃义即赴南京与同盟南京总部的罗隆基等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然而，就在同一天，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宣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5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企图颠覆政府”，通令“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治条例和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难治安”。
再说已经到南京的黄炎培、叶笃义会同罗隆基，到美国使馆，请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斡旋，希望他能够劝说国民党政府撤除对民盟南京总部和上海办事处的武装包围。司徒雷不仅表示爱莫能助，反而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等人又找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等人。在会谈中，张群提出要民盟发达声明承认伪宪法，同意国民党的“戡乱”措施。黄炎培坚持民盟的立场，断然拒绝承认“宪法”，拒不支持反共“戡乱”措施。由于交涉无效，张群威胁说：“民盟总部如不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最后，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政府与黄炎培正式谈判。陈立夫一开始就说“宣布民盟为非法，是将主席直接交办的”，民盟必须解散，决无回旋的余地，而且要求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如果政府下令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体中央委员，并勒令全国盟员登记自首”。为了避免全体中央委员被逮捕，为避免被作为“奸盟”成员、捕杀，黄炎培被迫同意民盟总部宣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