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外界对她们“台湾身份”的各种质疑，因为这“台湾身份”里隐藏着无法根除、根深蒂固的“外省人身份”。正如朱天文所愤懑的“我们是网络筛出的畸零份子吗？”，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正如萨义德在其回忆录Out of Place，即《格格不入》中所言的地理及心理上的失落与错置：在心理上，过去挥之不去，时时怀着离乡之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永远离乡背井；在地理上，不论搬出眷村与否，始终与环境冲突，成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的外来者。
小结
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元价值的涌现以及台湾本土主义论述的兴起，本来在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自我主体叙述中，处于参考价值体系中心位置、有着形如坐标意义的父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叙述，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上开始受到推挤，他们的作用和影响逐渐从家庭及国家的场域中退出，其从主流到边缘的位置转变隐然应和了自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父亲角色由强变弱的趋势。然而从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精神内在来说，父亲的存在感依然强大。一方面，外省第二代女作家深刻体会并同情父亲苦难而即将被遗忘的一生，在目前台湾的本土主流社会中，他们是孤单、边缘的一类人，不但“被毕生信仰的政权所放逐，又被台湾这块岛屿所放逐，然而在本土论述越来越强势的今天，历史就预备这样子悄悄地把他们给遗忘了。”因此，以郝誉翔为代表的外省第二代女作家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父亲的身份与存在只有通过自己的文字才能获得意义。另一方面，“外省族群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外省第二代必须透过理解自己的父亲，或者重构父亲，才能够正视与清理自己的生命史”，为自己的身份选择与认同，找寻到足够的途径与理由。她们以书写并记忆父亲的方式来松绑自己已然与父亲捆绑的命运，并为父亲疗伤，“让父亲得以松绑，也让自己能够自由”。这种方式，可能是处在严峻的台湾社会处境中的外省二代，抚慰父亲和安顿自我的最好方式：
我是对父亲这样说的：请来吧，请来到我的文字中安歇，不要再流浪了，请来到我的臂弯中寻觅憩息的地方，请安心地闭上眼睡吧。
半人半兽的玩笑
——试析盛可以小说《人面狮身》中的分裂感
赵荣
在古代神话中，狮身人面兽是巨人与妖蛇所生的怪物——人头、狮子躯体，带着翅膀，名叫斯芬克斯。他生性残酷，因为从智慧女神缪斯那里学到了许多谜语，就常常守在大路口，每一个行人要想通过就必须猜谜，猜错了统统吃掉，蒙难者不计其数。盛可以的短篇小说《人面狮身》（载《收获》2012年第5期）也在让读者猜谜，谜底揭晓，当然即使猜错了我们也不会失掉性命，只是对女主人公爱情沦陷的原因报以一声叹息。
盛可以的小说大多描写女性生活，“着重揭示了女性在婚恋问题上的悲剧命运”。这篇小说也不例外，讲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我”是一个大龄剩女，通过微博偶然认识了电视上的鉴宝家“骆驼”，两人感情逐渐升温，但在感情上受过伤的“我”却一直克制自己的感情，在“上半身”和“下半身”无法合二为一的分裂之中，在欲望与理智的撕扯不清中，“我”最终下决心和“骆驼”谈一场正式的恋爱，但就在这时“我”却意外发现“骆驼”和发小“汪大头”的同性恋情，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当你拒绝某一事物时，它近在咫尺；当你想要靠近时，它却远在天边。一切仿佛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是关于“半人半兽”的玩笑，是对人性荒诞和身心分裂的最好诠释。
一、“人面狮身”：一个巨大的隐喻
隐喻的运用是盛可以小说叙事技巧之一。“人面狮身”这一物象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正是这个物象暗示了小说的主旨，同时也泄露了人性的秘密。文中出现“人面狮身”这一词汇的现场是如此的“前卫”：“我去宋庄看艺术家在房顶表演后位式****，女人****间写着标语，男人披头散发，他们的姿势让我想起一种人面狮身的怪物。”“人面狮身”在小说中意味着一种人性与动物性的诡异混杂，以及人类在爱欲面前动物性和原始欲望的显现。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成为文明的社会人，但同时也被这种进化的文明异化。人类本身持有的****是原始的，但因为生之为人，人的原始性/动物性必然受到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压制，在“本我”和“超我”的较量纠缠下，“自我”将可能成为一种“半人半兽”的怪物。“半人半兽意味着人的双重本质，其不可调和的对抗是善恶、美丑的根源，是进化过程中灵魂超越肉身的残迹”。
小说中“我”明明对骆驼有肉体的需求，但“我”仍然“勉强和骆驼的上半身继续交往，找各种理由进行自我说服”，并“拿出很多理由企图湮没骆驼的下半身”。因为主人公清醒地意识到，肉体的纠缠只是一种负累，当肉体关系解除时，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堆情感垃圾，之前的“肉体先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益处，于是“我”想“轻视肉体，让感情变得更加纯粹。”然而这种做法让“我”更加自相矛盾，“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笑话——因为“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做不到撇开肉体谈感情。脱离“人面”，“我”又不断陷入“狮身”的旋涡。
文中另一个意象“孤独的流浪汉”是“高潮”的拟人化书写和隐喻表达。在描摹女主人公的****时，叙述者不断重复着：“我看见高潮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徘徊，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身影既朦胧又清晰。”这句话在短篇小说中竟然出现8次之多。如下表所示：
故事场景
“孤独的流浪汉”意象
“我”和骆驼第一次看话剧
我看见高潮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徘徊，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身影既朦胧又清晰
“我”对骆驼的回想
我便感觉高潮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平原蠕动，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身影既朦胧又清晰
汪大头弹吉他
他和她们在想象中****，互相鞭赶西伯利亚平原上那个孤独的流浪汉
汪大头谈自己的私生活
西伯利亚平原上那个孤独的流浪汉很快走进了咖啡馆
“我”设想和骆驼向前发展
我还是那个柔软真实的女人，倚在自己的门庭迎归西伯利亚平原上那个孤独的流浪汉
“我”对自己的审视
其实我本人就是西伯利亚平原上那个孤独的流浪汉
“我”认为应该确认骆驼不是生命过客，才能发生性关系
人生最荒唐无聊的****，对于一个徘徊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平原的流浪汉来说，如果不赋予意义，我想不出它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我”下决心和骆驼发生性关系
我看了骆驼一眼，默默想起西伯利亚平原上那个孤独的流浪汉，我下决心要它今晚到来
“高潮”在身体隐秘处始终对“我”不停地发出诱惑，“我”试图将“人生最荒唐无聊的****”赋予意义，这是“我”始终无法弥合身心分裂的一种痛苦。而在空旷的西伯利亚行走的孤独的流浪汉一旦遇到诱惑，不是更难以自控并犯罪吗？通过这一隐喻的不断重复，读者更能感受到主人公对顽固的“分裂感”无法消除的无奈。“我”是半人半兽，骆驼和汪大头也不例外，他们的同性恋情更会引来他人的非议，但最后他们和“我”一样无法摆脱原始欲望的召唤。在令人钦慕的超我表象下无法遮蔽的鄙俗****若隐若现，“我”期待的高潮一定要像“遥远的西伯利亚平原的流浪汉”那般悲壮高贵、遗世独立，肉体和精神不能“和谐一致”势必导致人性的分裂和内心的挣扎。
二、“性心理”的展示与具象化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的“个性化”是盛可以小说的又一鲜明特点。这种个性化在《人面狮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大量有关“性”的词语，小说中，无论是对“我”“性心理”的展示，还是对骆驼和汪大头的人物刻画，以及对各种场景的描写，处处都充斥着跟“性”直接相关的词汇，据统计类似“裆部”“****”等等性词汇就多达34个。有评论家指出性是先锋小说家喜欢表现的题材。“他们在讲述两性故事时是不带道德评价色彩的，他们带着调侃和嘲弄的语气和文体讲述、玩赏、展示男女之间粗俗而原始的性故事”。“性”话语其实是“我”借用“性别视角”对小说人物进行不留情面的定位和评价，相对于“我”和骆驼，小说在写到汪大头的时候，选用的词汇更加露骨和粗俗，凸显出汪大头游戏人生的价值观，同时也为他与骆驼的同性恋情埋下了伏笔。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性词汇”为“高潮”和“裆部的中缝”，“高潮”代表着“我”对于完美性爱的渴求，而骆驼“裆部的中缝”贯穿小说始终，透露了现代人潜藏于心的“暴露癖、窥体癖”，以及鄙俗丑陋的****。“裆部的中缝”下意识地影响着“我”对骆驼的评判，使“我”对骆驼的感情一直暧昧不明，这一矛盾的心理状态代表了部分现代女性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对灵肉完美融合的坚持和冷酷现实对此的嘲弄。
在书写这些“性话语”时，叙述者的口吻冷静压抑，语气中明显有一丝嘲讽和轻视。文中多处出现“我”的自嘲，如提到“母马的生日宴会上，她匀给我一个帅小伙，于是我正儿八经地搞起了男女关系”，一个“匀”字透露出“我”自轻自贱的恋爱心理。这种冷静叙述从文中标点符号的选择上也可以表现出来。文中共有728处标点符号，统计如下：
顿号
问号
感叹号
冒号
双引号
单引号
省略号
逗号
句号
合计
11处
2处
0处
3处
4处
0处
2处
489处
217处
728处
1.51%
0.27%
0%
0.4%
0.55%
0%
0.27%
67.2%
29.8%
100%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逗号和句号占全文标点符号的97%，可见作者在写作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叙述”的语气。逗号、句号的大量使用，对话的缺失，导致情感交流的缺失以及无法逾越的距离感，作者专注于心理独白，试图通过个人倾诉来表现现代人纠缠不清的心理情感。盛可以往往“以旁观者的身份、男性叙述者的口吻叙述各种故事，以凌厉狠辣、毫不掩饰的风格展示生活某种残酷、凶暴的本来面目”。“性心理”的展示及具象化和作者叙述时对感情的隐匿和压制也造成了一种分裂。
三、古韵文风讲述荒诞故事制造的分裂感
小说虽然讲述的是现代都市爱情故事，但语言风格上具有文言的古韵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遣词造句上。如在描写骆驼的时候描写掐腰小黑西装“煞是端庄”“谁忍拂其美意”“轻盈一笑”“爱意顿生”“从容笃定”，骆驼讲胡同故事是“信手拈来”，好宣纸是“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骆驼是鉴宝家，有着该职业的气度，另一方面骆驼受收藏家兼书法家的父亲的影响有文雅的气质，但叙述者的语气仍然是貌似赞赏实则有些戏谑；在写到“我”跟骆驼参加朋友饭局时，文中用到“胡诌”“微醺”和“阑珊”等文言词；在汪大头这个摇滚青年讲他的风流韵事时，“我”觉得自己“如疾风过后的桃花，簌簌落了一地”；“我”将骆驼和汪大头带回家，家里待客的场景是：“我妈眯眯笑，我爸烹鱼宰鸡，我哥去田里抓了半篓子黄鳝，”这与《木兰诗》中木兰归家时的场景“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极为相似；“我”梳妆打扮的时候，写到“我吹干头发对镜贴花黄”，借用的也是《木兰诗》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句，最后写“我”的“脂粉像三月的柳絮飞扬”也借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用到的意象“柳絮”，表现了主人公心情的落寞。
由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北京，小说又具有“京味”特点，如“落闲”“那事儿”“那儿”“正儿八经”“一个劲儿”“妙事儿”等带有北方方言特色的词汇时有出现，并且文中提到胡同、大杂院、四合院、晚清桌椅、雍和宫等具有北京特色的事物，增强了小说的地域特色。北京为“我”的心理倾诉创设了一个古风古韵的环境，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怀旧的色彩。文风故此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些分量，更为整个小说的冷静叙述营造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在这种文风下，再戏谑的调侃也透出几分悲凉。然而典雅文风的手掌心里紧握的却是想要挣脱出来的现代人的欲望，这不也是一种不和谐的分裂吗？
陈希我在《盛可以凶猛》中说“盛可以的作品似乎大多与‘肉身’有关”，“但是她并不是‘展示肉身癖者’”，“盛可以是凶猛地扑向生活。”陈村在《有关盛可以的几段话》中说“盛可以写的都是男人女人的故事，恋爱结婚或不结婚，那么古老而没得聊的题目，在她手下每每有新的说法，有新刻的创伤。”虽然评论界对于盛可以的小说语言和主题一直存在争议，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某些改变但又不失锋芒，尖锐中有柔情，刚健中有委婉，道出了人性“分裂”的痛苦与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