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这正是墨子思想的一条脊梁，也就如没有规矩不能成其为轮匠的一样，抽掉了这条脊梁，墨子便不能成其为墨子。
天老爷的存在是地上王的投影。大奴隶主成为地上的统制者，发挥着无上的王权，他为巩固这王权，使它成为“它布”，让人不敢侵犯，除掉有形的赏罚以支配人的肉体之外，还要造出无形的赏罚来支配人的精神。因而利用人民的愚昧，便把由奴隶造成的人世的金字塔，化而成为由神鬼造成的天界的金字塔。人王之下有百官众庶，上帝之下有百神群鬼。于是明则有斧钺，幽则有鬼神，王权便得到了双重的保障。墨子在王权式微了的时代又来提倡“天志”，他这种态度无论怎样替他辩护，都不好说他不是在复古，而是在革新的。
有的朋友说：“降至战国时代七雄并峙，天子已降为诸侯之附庸，因而在诸侯的心目中早已没有天或上帝了。但是在这一时代的农民，他们却幻想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来制裁这些无法无天的诸侯，于是出现了墨翟的天志。”[7]这说法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古时，无论中国或外国，凡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运动，每每假借宗教的力量以为号召，但这情形于墨子的场合不能适用。墨子的立场并不代表农民利益，而当时的农民倒比较欢迎当时“无法无天的诸侯”，甚至乱臣贼子的。“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吕氏·开春论》）。“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些是历史上所告诉我们的实际情形。就在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遗民都在思念他们的旧主，所以陈涉发难，六国王室的后裔便都一时纷纷复原了。陈涉不立楚后而自立受了批评，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乃“从民所望”。这些所表示的是什么呢？便是当时的农民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诸侯”倒并不是怎么怀恨的。何以会这样？理由却甚简单，便是因为人民从奴隶的命运解放出来还不很久的原故。
有的朋友又说：墨子的天道观是很平等的，证据是《法仪篇》的“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意思就是说，万人在天底下都是平等。这也是认识不足。《法仪篇》的那两句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扩大。假使前者是一种天道平等观，那么后者便是一种王道平等观。岂不是奴隶制度也可以说是平等的制度了吗？据我所见，那两句话其实正表示其大不平等。因为“邑”有大小的区别，“臣”有贵贱的等差——至少古时是有十等的。假使我们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话和这比较起来，那就相差得天远。一边是王和老百姓都是天的儿子，故尔是兄弟行，一边是金字塔式的君臣主奴的关系，我们请以公平的态度来批判，到底哪一边要较为平等呢？
这位朋友又说：“明鬼”也有平等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在墨子以前只认为王公大人死了才能为鬼，贱民死了是不得为鬼的。何以见得呢？他引用了《左传》昭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的那段故事。子产说伯有取精用弘，族大凭厚，故强化为鬼。据此认为古代贱民没有做鬼的资格，是墨子提升了他们，使他们也能做鬼了，所以“明鬼”也是一种平等的主张。这见解倒十分新鲜，但是可惜完全是“自我作古”。古者人死为鬼，是自有文字以来的通例。鬼的字形就像一个大头人，表示着尸体浮肿的阶段而已。
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楚语》引《祭典》）
庶人如没有鬼，何用此“鱼炙之荐”和“笾豆脯醢”呢？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唐、虞、夏、商、周）之所不变也。……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礼记·祭法》）
据这些看来，可见庶人死为鬼，是自古以来如此看法，那里会是墨子的新发明呢？事实上就是子产评伯有的那一段话里面，他已经明明说着：“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淫厉就是恶鬼，他何尝说庶人死了就没有资格做鬼呢？鬼世界和人世界是一实一虚，一形一影。人世界中既有庶人奴隶，岂能鬼世界中没有庶鬼奴隶？鬼也有等级倒是实在的。贵族在生前统治着世界，死后也统治着世界；庶人在生前事奉着贵族，死后也事奉着贵族。故庶人鬼没有贵族鬼那样的灵威赫赫，倒是实在的。假使说庶人没有资格做神，那就正确了。《墨子·明鬼篇》里面所举的一些鬼话，都只是一些贵族鬼，即所谓神，庶人倒真正没有资格做的。
又有人说：墨子的信仰鬼神，多少是出于利用，所谓“神道设教”。因为《明鬼篇》里面这样说过：“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虽使鬼神请（诚）亡（无），此犹可以合聚众，取亲于乡里”，是的，这倒比前两说合理一些。但我们须得知道，这只是辩论时使用的所谓援推术而已。你认为鬼神是没有吗？好吧，就作为没有吧，而尊天明鬼却依然有它的妙处。这意思并不是承认了鬼神真正无，而只是加强了尊天明鬼有两倍的好。自然，在墨家本身也是有变化和发展的（这种看法正是我们新史学的原则），等到墨家后学讲求名辩的时候，他们便差不多根本不谈鬼神了。这是他们的进步，然而在墨子本人却不能适用。墨子他是一位虔诚的信仰者，看他翻三覆四地证明鬼神之有，又翻三覆四地斥责主张无神无鬼论者之妄，也就尽足以证明他的诚意了。不错，老百姓是相信有鬼神的，那是因为受教育的机会被人剥夺了的原故。假使因为他们相信而再要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来存心利用，那正是愚民政策。“无法无天的贵族们”早就知道那一套是骗局，被你骇不倒，而老百姓们倒会被你骇得更加贴服了。为什么呢？顶可怕的是贵族鬼而不是庶人鬼呀。所以宗教，结果是奉事统治者的东西，要说墨子是存心利用，我看那倒是有点冤枉墨子了。
在我的鄙见，问题不想那样去提出。我是感觉着中国有这样一位标准的教主人格，为什么没有产生出一个固有的宗教？世界上的几个大宗教差不多都发生在距今二千年前上下。墨子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以他的精神和主张尽可以成立一个中国独特的宗教，而在战国年间的墨家学派也的确有过这样的趋势的，如等于教主的所谓“巨子”之衣钵传授即其一例。然而结果没有形成，后来反让儒家和道家来夺了他的席，而儒也并不成其为宗教，道也仅是印度教的拙劣的翻版。这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上倒确实可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奴隶制解体以后中国不能产生一个独自的宗教呢？在这儿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各个世界大宗教都产生在热带国家。那些地方的贵族们一样受着自然界的压迫，故尔容易在幻想中去讨生活，在生前想求得一种法悦以忘却现世的辛苦；在死后自己升上天堂，把敌对者打进地狱里去。中国是温带国家，天堂何如现世的宫殿？地狱何如现世的监牢？故尔中国贵族最质实，无须乎再有升天入地的必要了。因此中国的统治者早就知道欢迎比较更现实的统治工具，而冷落了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怕就是固有宗教虽是具体而微，而终竟未能完成的根本原因吧？
世界是一元的，阴阳只隔一张玻璃纸。人世界即鬼世界，鬼世界即人世界。既承认鬼世界的神鬼的权威，当然早就在承认着人世界的“王公大人”的权威。既在尊天明鬼，当然也早就得尚同尚贤。尚同与尊天相应，尚贤与明鬼相应。天之下有群鬼百神，王之下有群贤百辟，都是两两相应的。尊天既是绝对的神权统治，尚同便是绝对的王权统治。王权为天所授与。“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以王的意志统一天下的意志，以王的是非统一天下的是非。当然王之上也还有天，王也得上同于天。但，天是什么呢？天不过是王的影子。故结果是王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天的是非。而反过来，所谓“天志”实在也不过就是王志了。当然王也须得为义，不为不义，这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但这义不义的标准又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天志中》）。是故“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然则孰为贵？孰为智？曰天为贵，天为智而矣”（《天志中》）。天又是什么呢？真是天晓得，还不是就是王者的特写吗？所以说来说去，仍不外是以一人的意志为天下人的意志，以一人的是非为天下人的是非。这一人假使是绝顶的天才或者没有问题，然而天地间那有这样绝顶的天才呢？有这样绝顶的天才，又能世世代代相继续的吗？
王者是绝对不能虚位的，必须力疾躬行。为了一同天下之视听尤须奖励告密与厉行连坐，“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尚同下》），使“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慄，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尚同中》）。“淫僻”或“淫暴”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过激。墨子是最恨“寇乱盗贼”的人，他的书中返之复之地屡以盗贼为戒。这倒是时代的反映。因为土地财产私有权既经法定成立，则私有权的保卫便不能不强调。在墨子时代还仅是“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尚同下》），而到墨家后学竟发展到“杀盗非杀人”（《小取》）的地步了。故尔他替“王公大人”所设想的，就是在怎样“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尚贤中》），“传以遗后世子孙”（《尚贤下》），“业万世”（《天志上》）。社稷是王的社稷，国家是王的国家，人民是王的人民。“士君子”之流便拥戴着王的权威，保卫着王的私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许有一人敢为“淫僻”或“淫暴”，敢为“寇乱盗贼”。而能够替王保卫私产，遏制“淫暴”，消弭“寇乱盗贼”的人也就是所谓“贤”了。这样的“贤”不用说比那些“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还要值得贵重。“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使老百姓们尊敬他，信仰他，害怕他。这倒也是奴隶解放时的一部分实际情形。“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两句话每被人引用来证明墨子主张的革命性，然而实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已。而墨子却把这个现实引向“王公大人”本位上去了。
在墨子思想中最为特色而起着核心作用的要算是他的“兼爱”与“非攻”的一组。这两种主张其实只是一个提示的正反两面：“兼爱”是由积极方面来说，“非攻”是由消极方面来说。这无疑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但尽管同样在说爱，同样在说爱人，而墨子的重心却不在人而在财产。墨子是把财产私有权特别神圣视的。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请看他说吧：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
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兼爱上》）
这就是说：你不尊重我的所有权，我不尊重你的所有权，结果是互为盗贼，互相攻乱；你也侵犯我的所有权，我也侵犯你的所有权。要怎样来救止这种弊病呢？要“兼相爱，交相利”。这也就是说：你尊重我的所有权，我也尊重你的所有权；彼此互相尊重，于是也就互相得到好处。故所以说：
视人室若其室，谁窃？
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视人家若其家，谁乱？
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
兼爱的结果便不会攻乱贼窃，不兼爱呢便会有攻乱贼窃；反对攻乱贼窃便是反对不兼爱，故尔“非攻”只是“兼爱”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而在本质上，“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翻译成适当的口语，也就是反对侵犯所有权。且看原文吧。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非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