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选委员回复给节目组的推荐词是特别受重视的。
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推选委员以自己的阅历和智慧对候选人的判断和把握。这是一个特别的角度，也是朱波对记者所说“评选过程充满了人为干扰因素”中的“人为干扰因素”。每个人的职业、性格和经历都不一样，他们判断这些人物的角度交织起来，会为节目组提供很多启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梁建增常常提醒朱波：应该站在国家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也不要仅仅只是一个媒体，因为我们做的是“感动”节目。
而这些推选委员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担忧。完全站在一个媒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是难免偏颇的，无论是追求新奇、追求时效还是追求感人，这种对传播效果的热衷，是融在传媒人骨子里的，很难摆脱。而这些专家学者和在某些领域有特别造诣的人，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解读，会给《感动中国》节目组带来很多启发。
推选委员阎肃老师是给节目组印象最深的老人家。有一次，推选委员回复期限已经接近，但阎肃的材料被快递员退回来，上写：地址变更。节目组按去年的电话打过去，发现那里已经不是阎肃老师家了，对方显然备受换号之后的骚扰，强调这里不是阎肃老师的家，他是新换的号码。等节目组辗转找到阎肃老师电话的时候，阎肃老师非常生气：“我每年对你们《感动中国》非常重视，一个要感动中国的节目组怎么能这么没有效率呢？你们没有按时寄资料过来，我非常被动！你们留给我的时间很短。”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负责联络的志愿者是一个小女生，吓坏了，觉得惹恼了大人物。节目组的策划人也觉得非常抱歉，问清了情况，再次打电话过去赔礼道歉。没想到这次阎肃老师非常和蔼。他笑呵呵地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等这份材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难免就不高兴。不过，你们别在意，我是老人家，倚老卖老，警告你们一下也是应该的。你们现在寄过来，我这两天就写，赶得及的。”
志愿者小女生怕快递出问题，按照新的地址坐地铁几次换乘，送到阎肃老师家。几天之后，一个开军车的年轻士兵找到了节目组所在的南院，送来了阎肃老师的评语。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看。每年，阎肃老师的评语都非常精彩。因为文艺创作的缘故，阎肃老师的评语常常和别人不同，写给每个人的评价，会依照人的事迹和经历呈献不同的风格。
《感动中国》2007年人物钱学森，阎肃老师这样评价：
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而2008年的悬崖教师夫妇，阎肃老师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歌谣一样，充满了质朴和天真的趣味：
星星和月亮在一起，桂林和建芬在一起，太阳和温暖在一起，桂林和建芬了不起！
一个老人家的字迹，看起来很沧桑，但那些句子又是那么亲切、上口，和他写的歌一样。有一位志愿者把这些内容收集起来，收藏。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家真迹。
推选委员于丹和制片人朱波很熟，他们常常在电话里沟通《感动中国》的人选。在《感动中国》的候选人中，于丹特别关注教育界人物和女性，也会对那些对传统文化有传承的人特别在意。2012年初，于丹的回复迟迟未到，朱波着急地给她打电话：“你怎么回事儿啊？你快点儿，我今天就要截稿了，快来不及了。”
那边于丹在去机场的路上，她猛的想起来，还没有发邮件，急忙说：“我已经写好了。你别急，这些词句都在脑子里。我现在要上飞机去澳大利亚，你放心，我在飞机上会把它们都回忆起来，一到澳大利亚我就发给你。”果然，飞机在澳大利亚一落地，短信就过来了。
这是她写给2011年度人物胡忠和谢晓君的评语：
这两位老师让我们知道：人最大的富庶在于爱和信念的坚持，他们用生命提携了孤儿的成长，在一个物质繁盛的时代里，他们仍然让世界相信：精神无敌。
不知道两位放弃城市生活在高原上奋斗的教师，在听到为人师表最高学府的着名学者向他们表达如此崇高的敬意时，会不会热泪盈眶。
推选委员中还有一些是曾经当选《感动中国》人物的人，比如濮存昕、刘姝威和张瑞敏。
濮存昕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感动中国》第一届，节目组本来打算让他进入推选委员会。朱波把这事和濮存昕一讲，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但当朱波了解到濮存昕为艾滋病所做的公益行为后，就想：为什么不让他进入候选人序列呢？他的判断固然很重要，但他的作为所能带给观众的可能会更多。
当朱波把这个想法和濮存昕谈了之后，他却犹豫了。作推选委员，是荣誉的推手，是把荣誉送给别人，但现在转换过来，自己要承担荣誉了。对荣誉的推托、避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朱波很有耐心，从各个方面做工作，讲媒介的影响力，讲社会知名人士的责任，讲阴影中艾滋病患者的需求。最后，濮存昕答应了。感动中国第二年之后，濮存昕开始进入推选委员名单。
刘姝威是以一己之力扳倒蓝田股份的女学者。尽管外界报道不少，用儒雅、文静、用良知说话、坚持操守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她，但她给节目组的印象是非常孤独、冷静，话非常少，却总是直指要害。但另外一面，她对社会道德相当的关心。她是第一个以推选委员身份向我们提出需求的人，有几年时间，她每到颁奖之前，向节目组要求200张入场券，入场的全部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她觉得这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
刘姝威已经是明星学者，但她从来不会借助自己的明星效应。2001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谁是刘姝威，曾经做过什么。但节目组非常了解她的行踪。
2008年，她进入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帮助南就水村发展经济。南就水村盛产核桃，但是村里没有山路，秋天农民采摘核桃往山下运输时，一车核桃需要5、6个壮劳力花2小时时间才能运下来。2011年，刘姝威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难就水村的致富道路上。农村、核桃、修路，成为了刘姝威的工作重点。从扳倒一个辉煌的大企业成为明星学者，到默默投身于一个65户人家的农村建设，这个推选委员的内心，在十年间一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张瑞敏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以企业家身份入选《感动中国》的人物。这也是《感动中国》和《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最大的不同。
曾有人问：“《感动中国》为什么向企业家关闭大门？每年中国的慈善榜上不全是爱心泛滥的大企业家么？”
朱波这样解释：“企业或者经济一类，是我们的弱项，《感动中国》节目组成员大多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市场瞬息万变，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刘姝威那样的判断力，如果仅仅为了追求轰动效果，让更多企业家入围，是不明智的。况且企业家在中国的现状，的确让人很担心。我们不是说穷人更有道德优势，但让富人站在感动的镜子面前，的确会是一种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能站多久。”
让张瑞敏进入推选委员名单，有节目组的一厢情愿，因为经济方面是节目组短板，所以他们希望有个操作企业实务的人，在候选人涉及到经济相关事务时，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张瑞敏每年对《感动中国》的意见倒是中规中矩，有一点节目组一点都不意外，他从来没有推荐过企业界人士。
感动联盟：跨媒体合作典范
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说，《感动中国》所建立的“全国感动联盟”，成为跨媒体合作的成功典范，“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电视节目就像是一个孩子，每个奋战在一线的电视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个节目品牌的成长需要经历好几次坎坷，你用心，它就顺利成长，你放任自流，它就会慢慢的枝蔓斜出，最后无法成材，甚至不受控制。
有孩子也有一个电视节目的朱波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感动中国》诞生的这一年，朱波的儿子三岁，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
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特别不适应，反复地哭，想家，想妈妈。孩子妈妈是全职太太，看在眼里心疼。她和朱波商量，可不可以不上幼儿园，自己在家教育？朱波很干脆地拒绝：不行。因为孩子需要伙伴，需要适应社会，需要来自社会的教育。自己在家倾心教育，也许能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但未必是一个适应社会的孩子，也未必是社会需要的孩子。
朱波这么想，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孩子妈妈是全职太太，可教育毕竟是件复杂的事，以一己之力决定孩子的未来，没那么有把握，而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根本就很少。
第二年，孩子适应了，在幼儿园如鱼得水。
这时候，刚刚一岁的《感动中国》有点不适应了。第一年，《感动中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在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还是小兄弟，历史短，品牌影响力不够。朱波在儿子身上没花的功夫，现在都转到这个孩子上来了。
朱波开始四处联络朋友。2002年，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品牌推广会这种制度，虽然《感动中国》想过这么做，但缺乏资金，即便有了钱，也可能如同北京城里每天召开几百场的新闻发布会一样，偶尔在小报上见见豆腐块。朱波不想这么做。
可来自朋友的反馈也不理想。和他们解释说什么是《感动中国》，为什么《感动中国》需要支持，见上三五个这样的朋友，从对方的眼神里，他就觉察出有点什么不对。
“别提那种感觉了。我说着说着就觉得，怎么自己就跟个骗子一样呢？感动中国，这么宏大的题目，说起来真的是满嘴仁义道德。我这是年底的一个活动，春天刚开始就到处和别人讲，需要支持，需要帮忙。朋友们都用那种眼光看我：你以前不是这种人啊？”朱波和组里的同事诉苦，大家搜集了简报，不多，基本上是豆腐块。朱波看看版面，看看署名，知道大概是人家实在过意不去，给个面子。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第二年当然可以办，感动的质量也仍然能够保持，但感动的范围就不会那么快的扩大。难道让一个真正能感动人心的品牌在自己手里寂寞上个三五年，然后慢慢枯萎么？这种事谁都不想干。
和梁建增讨论这事的时候，朱波也就是倒倒苦水，倒没想能得到梁主任给人给钱给支持。梁主任倒是出奇地乐观，他一向觉得朱波的长处在于，不是如何花大钱做大事，而是怎么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做大事。梁主任鼓励他：“首先，《感动中国》的影响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弱，它的影响在人的心里。其次，中央电视台没有品牌推广的钱给你，但中央电视台本身就是资源，关键看你如何利用，不要把孩子关在家里自己养。”
“不要把孩子关在家里自己养！”这句话，仿佛是暗夜中擦亮的火柴。对，不能全都想着自己解决难题，朱波在记者时代，对教育问题是关注过的，一个社会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即便是再有问题，它也有强大的力量。他总觉得，那些自己亲手办家庭教育的人总是有点片面，他们看到现行教育的太多问题，而没有发现教育的系统，教育和社会每个方面都有着严密的锁扣似的结构。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反对自己的孩子回归纯粹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孩子的问题和今天《感动中国》成长的问题如此相似？有什么联系？怎么借鉴呢？
朱波忽然有点开窍，但也没有想得太清楚。他马上苦水也不倒了，辞别梁主任，转回头去召集大家开会。
典型的电视台节目策划会。依然是海阔天空，烟雾弥漫。朱波仍然从朋友们诧异的眼光谈起，大家再说到自己被别人骗和被当作骗子的经历，媒体圈的特点，感动中国当前的尴尬，中央电视台的核心竞争力等等。东边座位上导演的一个点子，遭到嘲笑；西边策划的点子，受到热捧，但最后论证，高不可攀，华而不实。
慢慢的，华灯初上，烟雾散去的时候，一个品牌推广的想法在会议桌上大致有了雏形。
第一，不能闭门造车，要和全国媒体大张旗鼓地合作；
第二，全国媒体不是跟《感动中国》合作，而是和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合作；
第三，不是简单的品牌推广，是深度介入式合作。
不再动用自己的朋友关系，朱波松了口气。被人用那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不是件舒服的事。现在，他开始想象那些以为自己是骗子的朋友们，在看到未来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的时候，恍然大悟的样子。
虽然说是和全国媒体合作，但全国上万千家媒体，怎么开始合作？毕竟不能一口吃个天下来。这方面，《感动中国》节目组里有让朱波放心的干将。
蔡建元，第一届《感动中国》节目制片主任，也负责推广和外联工作，《感动中国》和各大门户网站的联络，网络推广和投票就由他来负责。
《感动中国》创办再向前五年，朱波在《新闻调查》栏目风风火火工作的时候，蔡建元还是北京广播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新闻调查》实习，朱波就是他的指导老师。后来几年，蔡建元担任过编导、摄影师，接着进入1999年创办的《时空连线》，然后再进入《感动中国》。六七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专门和各大公司、政府官员和媒体打交道。蔡建元深知媒体的门道。节目组现在确定了策略，他得仔细地分析，想出可行办法来。《感动中国》是个大家珍爱的品牌，真实、平易，有打动人的力量，不论大家怎样的呵护，觉得它有多么的与众不同，现在，就如同一个演员要化妆，它的台词要规划一样，必须得准备上台了。因为《感动中国》节目组的手里只有《感动中国》。
2003年，中国媒体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各个城市都市报之间的竞争。蔡建元把手头的资料理了又理，给在媒体的朋友打电话，了解都市报行情，然后给在大学新闻系当老师的同学打电话，请他们指导都市报大致的发展趋势。这些年在中央级媒体工作，再加上在朱波身边耳濡目染，很快，一个新的想法在他脑子里慢慢成熟了。
2003年的四川成都，有两家都市报竞争激烈，一家是《华西都市报》，一家是《成都商报》。这天，两家报社相继接到了《感动中国》节目组的电话。两家媒体对《感动中国》当然知晓，但合作是另外一回事，况且是和大媒体的合作。两家报社都要开编委会讨论：是不是合作，怎么合作，如何介入。本来是正常的媒体间合作的谈判进度，要稳，要考虑商业价值。打电话来的蔡老师，似乎也不着急，慢条斯理的希望他们讨论确定后回复，一周两周都可以。两家报社负责这件事的记者们后来和蔡老师都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位蔡老师的底细，更不知道，蔡老师在放下电话之后，就拨通了他们竞争对手的电话。
第二天，谈判进度明显的加快了。显然，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这座城市里不只有他们一家合作选择。蔡建元在联络他们的时候，并没有采用那种似乎无意之间把合作范围透露给对方的做法。他知道，在这些无所不能的都市报记者面前，根本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在同一座城市里，他当然也不需要这种佯攻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