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接的方式表达主旋律，在最近30年来一向是媒介的难题。
2003年，《感动中国》初创时，制片人朱波和同行们聊天时常说：“21世纪诞生的电视节目，如果它能活过十年，那这个制片人一定是一流的。”不服的同行屈指一算，果然唏嘘不已，能活超过十年的节目已经少之又少，能在一个制片人手中超过十年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从2002到2012，《感动中国》走过了十年。
十年，实在是个漫长的时间。在21世纪，中国电视界和世界电视潮流有所不同，创新成为一种基调，在中央电视台，只有《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这样的老牌节目历经二十多年不变，但大多数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产品，一直在更新换代，改版，不断地改版。不再改版，通常表示这个节目已经没有改版的价值，它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个节目取代。
节目有它的周期，创立、成长、繁荣、衰落。万事万物都是此理。
《感动中国》的十年，不但能解决主旋律传播方面的媒介难题，使节目品牌深入人心，更克服了电视节目的周期规律，在十年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期。在节目制作和传播方面，这个团队有哪些独到理念，有哪些经验技巧，值得总结和沉淀？
传播没有技巧是不行的，但好节目仅有技巧是绝对不够的。《感动中国》整个团队不是在用技巧去制作，而是一直在用心灵去制作节目，这也许就是节目成功的本源。
感动评选：一个意见的网络
既然是感动，既然是评选，就难免不了分歧。《感动中国》整个评选过程到处是主观意见，每个意见都是推荐人用良心作出的选择。
梁建增常说：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人物的选择和确定，是决定每年《感动中国》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每年十月，国庆假期一结束，《感动中国》节目组就开始行动了。30秒的启动宣传片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节目组就进入了临战状态。没有新闻发布，没有酒会，没有任何仪式。
这时候，离年底还有三个月。但是一年大部分时间已经过去，节目组可以着手对这一年人物的梳理。
信息从各个方向汇集过来。
节目组在办公室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来自各个方面的候选人物资料被分门别类，放置在桌子的不同部分。开始只有薄薄的几页纸，然后越来越多，需要分类，分成几类，布满这张会议桌的四周。若某一类聚集了太多，则需要做目录和标签，以便随时可以拿到某个人物的材料。
这些候选人，有的是合作网络提供，有的是自己寄来信件或发来电子邮件，有的是不同节目组提供，有的是一些推选委员发来的资料，也有一些是报纸的报道，还有的是盖着大红章的文件。
办公室的电话也会常常响起，打电话来的往往是满怀感恩之心来自偏远地区的普通人，通常他们会推荐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也有一些是孩子，他们推荐自己的父母。尽管很多时候他们说不清所荐之人为什么能感动全中国，但是他们的声音是真诚的，有时候甚至声泪俱下。
每年都会有一些新闻系的大学生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为候选人资料分门别类，作出目录的摘要。他们常常就是热线电话的接听人，也是优秀的倾听者。
朱波告诫每个志愿者说：“如果你接听了电话，就一定要耐心听完，不管对方推荐的人是不是达到了《感动中国》的标准，一定要记下名字和联络方式。”
曾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没有耐心听完电话，受到批评。朱波的理由很简单：“不管什么评选，一定不会是绝对公平的。打电话来，通常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或者不熟悉网络，没有更好的方式和节目组沟通，他们没有话语权，不能为自己所推荐的人造势。现在他们花长途电话的费用，把自己的愿望向一群遥远的陌生人倾诉，首先，他们一定是真诚的，其次，这是对一个节目的信任。我们尊重对方，就是对自己这个品牌的尊重。”
每年这个桌子上，会搜集到超过500个人物的资料，但其中绝大部分只是放在那儿。经过几次会议之后，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物被筛选出来，作为候选人在互联网上公布，接受网络投票。
但这不意味着获奖者一定从候选人中产生。关于这一条，也曾有过争论。2005年，曾经有个执拗的律师来函质疑节目评选的合法性：如果一个人物没有主动参加评选，你怎样让他当选，你如何保证颁奖不会干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或者利益？
这仅仅是法律上的一个提问。节目组讨论了这个话题，但没有太认真。因为不是所有的利益或者权益都是要经过法律来确认的。我们需要确定某个人的精神价值，如果这个人不认可，那么他可以拒绝领奖或者否定这个奖项的价值。如果我们所传播的信息完全真实，那么，这次入选或者颁奖就没有侵犯他人的权益。最重要的是，按照中国人的为人原则，真正能够当选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谁会主动来争取这个荣誉。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网络公布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候选人。2004年的当选者徐本禹就是这样。这个单纯的大学生那时候还在贵州的山区支教，根本不知道《感动中国》到底是什么。别人告诉他：“小徐，你现在是《感动中国》候选人了！”他很惊讶，借着一次进城的机会到网吧里查了一下，还是似懂非懂，也没有太在意。直到他接到节目组通知，启程离开贵州之前，也一直处于懵懂中。
直到《感动中国》节目播出以后，他才发现，这个节目改变了他未来的生活轨迹。
候选人资料公布一个月以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被再次遴选出来。节目组开始更仔细地分析这些人的故事，把他们的材料汇集成册，寄给《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们。但这还不是全部候选人。在候选人推荐手册上，总会附上几页空白，让推选委员自己填写他们认为更精彩的人。
推选委员们在这些手册上写上自己的评语、推荐意见，填写自己满意的候选人之后，手册再次回到节目组。节目组开始一次新的候选人资料重新整理。
在这一轮整理过程中，会有未被写入评选标准的意见介入进来。这是媒介的标准，通常又是无法向观众解释清楚的。比如，候选人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假如某个领域内呼声很高的人物太多，那就必须忍痛作出选择，另外，时效性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因素。《感动中国》除去道德标准，还有年度性特征，《感动中国》不仅是弘扬某种优秀品质，它还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过去这一年，中国的精神历程和时代特点，这是《感动中国》格外重视的。
一般在这个时候，节目组派出的摄制组已经在拍摄过程中。他们每天和节目组保持热线沟通。记者不断发回自己的意见，有些候选人就是在这一关上被重新考虑的。摄制组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拍摄制作人物故事短片，他们还充当着调查者的角色。尽管地方媒体大力推荐，地方政府出面保证，但是偶尔也会有候选者在某些关键的细节上经不住追问，而这些细节往往是远在北京的节目组几番讨论之后，认为最重要的感动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摄制组会毫不犹豫地返程。
网络选票不断汇集，投票的数字常常会发生变化。这也是让节目组头疼的一项内容。既然开放了网络投票，就必须考虑它的作用。可问题是网络本身是有门坎的，不是所有的候选人都在网络上有影响，一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候选者，或是被《感动中国》首次发现和推荐的人物，广大参与投票的网民很可能根本不了解他们。而且，网络技术本身是有漏洞的，也就是说，一个网络专家完全可以借助技术优势来改变投票结果。
完全依靠网络投票是不可能的，节目组的原则，是把网络投票作为一种参考提供给推选委员们。
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就遭遇了网络水军。节目组发现，江西候选人王茂华和谭良才的选票来源地过于单一，集中在江西本省。而且有证据证明，当地政府部门的确在使用行政权力，发动市民参与，以推动本地候选人入选。
节目组有权停止候选人的资格，但事实上这不能责怪候选人。一对在大火中救出别人孩子的英雄翁婿，已经是一死一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操作这次投票。取消他们的候选资格，当然是一种对“感动”本质的损害，也就是节目组常常强调的，千万不能“因辞害义”。如果王谭两人的事迹是准确的，不管是否有网络水军，节目组都坚持相信推选委员们的判断。
候选人的人物短片制作完成，在电视上播出后，又会有新一轮的意见反馈。这些纪录片会呈献候选人的状态，他（她）生活的环境，周围人对他（她）的评价，这些都是文字报道所不能完全表达的。看过短片后，一些推选委员会给出新的看法，甚至是反对自己最初的推荐。
这一轮意见收集完毕的时候，《感动中国》的大门仍然没有最后关闭，因为这距离年底还有一段时间，该年度最后一个月中出现的人和事，会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到年底这次讨论，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曾经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朱波的时候，盯着他的眼睛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感动中国》的评选绝对是公开公正公平，没有任何人为干扰因素么？”
朱波坦然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回答：“不能保证完全公开、公平、公正。但我能保证一点：《感动中国》整个评选过程到处是人为干扰因素，《感动中国》不依靠理性、规则和数字，每个意见都是推荐人的选择，是他们用良心作出的选择。”
推选委员：他们是最终的拍板人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名单上，有40个左右的名字：大学校长、政府高官、媒体巨擘、作家学者等等。他们签下自己的的名字，推荐自己认为感动的人，也帮节目组判断哪些人更适合《感动中国》的标准。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的名单上，有40个左右的名字。这个名单由几部分人构成：媒体人，教育界、慈善界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名人，政府官员，曾经荣获《感动中国》荣誉的人。
常常会有观众来信问，这些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对外公布？其实这些名单从来都不是秘密，每年都会公布在各大合作网站上，在推选委员一栏里，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身份，有的网站甚至列上了他们的履历。《感动中国》不是秘密选举，为什么要隐藏这些名字呢？况且，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光明磊落，何必隐蔽呢？
有媒体说，《感动中国》十年来，推选委员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句话基本准确。
事实上，《感动中国》十年，推选委员的名单是有改变的，但是并没有大的变化。
2002年组建《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的时候，节目组并没有明确的意见，要在哪个领域内寻找推荐者，只是很感性的，每个人都推荐自己认为可以信赖的人。无论是报纸上看到的，还是广播里听到的，只要大家觉得说话有分量、负责任的人都可以成为推选委员，先不问他同意不同意。可最初凭印象列举出来的，仅仅只有12个人。12个人当然不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判断，而且这个小名单带有强烈的电视媒体人的兴趣取向，基本指向一些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过不断去除个人偏见，考虑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在整个活动中潜在的意义，慢慢的，这个名单丰富起来。
改变往往是因为一些人职务的变动。以《感动中国》2005年的推选委员名单为例，2005年的名单上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纪宝成校长对《感动中国》活动非常用心，每年都会为候选人物写下自己的评语，即便是在特别忙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秘书，由秘书完成后转给节目组。2011年，纪先生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务，他通过学校办公室转告节目组，自己不宜担任这个推选委员，希望由新任校长担任。于是，在《感动中国》2011年的推选委员名单上就有了陈雨露校长的名字。
2005年的名单上，还有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是央视主持人董倩向节目组推荐的。董倩说：“这真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官员，和我见过的许多官都不一样，他的意见应该值得你们注意。”节目组并未和王振耀司长谋面，只是通过他的秘书转达了邀请他担任推选委员的意思。以后每年节目组都会收到他对《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评价，语言平实、真切、充满了情感，态度谦逊认真。
2010年，王振耀辞职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任院长，成为从司局级岗位上主动辞职的第一人。“王振耀不再担任国家民政部官员，还是不是我们的推选委员？”在某天午餐的时间，有人提到这个话题。讨论非常简单，没有人有异议，所以《感动中国》2011年推选委员的名单上，仍然有他的名字。
王振耀的身份从王司长到王院长，在2010年的中国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但在《感动中国》节目组里风平浪静。他的文字风格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节目组邮寄评选手册的地址变了，办公室接电话的声音，也从一副公事公办的公务员腔调，变成了一个女助理热情礼貌的清新语调。
当然，《感动中国》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同样是在2005年的名单上，有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邱晓华的名字。2005年是国家的统计风暴年，这个国家部级领导在媒体中刮起了“邱旋风”。2006年3月，48岁的邱晓华当选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成为建国以来最年轻的部级官员。但他上任7个月后，就被中央纪委调查，因为受贿、贪腐和重婚身陷囹圄。大家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同样是在午餐时间，不胜唏嘘，邱晓华从2002年开始担任推选委员，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写的评语一向简单干脆，当时还有邱晓华的粉丝大为感动，觉得果然是铁腕官员的风范。
好在马失前蹄的媒体不是我们一家。当然也没有人追问《感动中国》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人作推选委员。人生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社会更是如此。此后，但凡有人推荐明星类官员，节目组都会特别慎重。
2008年6月中旬，邱晓华出狱，成为中海油总公司下属研究机构的学者。
推选委员会在《感动中国》推选过程中有两个功能：
第一，他们可以推荐他们认为感动的人。每一位推选委员都是在某个行业或某个区域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目光和判断常常让我们耳目一新。《读者》杂志的总编辑彭长城，几乎每年都会向我们推荐几位甘肃本土的候选人。《感动中国》2010年人物王万青就是彭长城推荐的。而这个人物，此前很少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没有彭长城的推动，全国观众不可能知道这个上海知青在甘肃近50年的行医经历。
第二，《感动中国》节目组会把整理好的候选人，寄给他们，请他们帮我们判断，哪些人更适合《感动中国》的标准。如果推选委员不在媒体工作，往往很难期待他们主动推荐候选人，节目组非常理解这一点。因为节目组是以专业媒体人的身份，花专门的时间在做感动人物评选活动，而这些推选委员有自己的职务和大量的工作，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每天这么专注地来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