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里“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现象，自实行承包制以来就出现了。应当说，这现象一出现，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防止和避免的措施也没少出台。然而效果却不明显，岂止是不明显，问题反而愈来愈严重。前几天从报纸上看到，某地一家即将倒闭的国有企业被三个买主以私人的名义买下，价钱是400多万：元。这三人，原先都在国有企业里做老板，有的经营的企业垮了，有的经营的企业血亏气虚奄奄待毙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便撇下了国家的“烂摊子”，合资去当私营老板了。400多万元，每人得拿出100多万，很有钱的主儿。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除了“穷庙”里的众“和尚”心中有疑问和愤怒外，没有人会去过问。他们很轻松地摇身一变为私营企业主了，能够买下国有企业，他们或者反倒会成为时代的宠儿也未可知。
有一点人们是很清楚的。一些国有企业连年亏损难以为生，企业职工待岗、失业现象趋于严重，城市贫困户、特困户多产生于这样的企业。相反，这些企业里的承包者却私囊鼓胀，挥金如土。奇怪的是，这些人就可以在职工的眼皮底下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公然大肆吞噬国家财富和职工血汗而安然无恙，有的甚至还成为国家的人才、礼会的楷模、时代的骄子。这几年查处的国有企业里的蛀虫已为数不少，有几个不是头戴了“优秀”、“模范”之类的桂冠呢？如果不是被查出有问题，他们便尽可以继续放心大胆地去捞。谁也说不清目前企业里究竟还有多少没有被挖出来的蛀虫，反正“穷庙富方丈’’现象就那么明显地存在着。
王宝森罪行和陈希同问题暴露后，痛定思痛，我们意识到了监督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监督并不意味着改善或改变体制）。之后，又出现了于志安、李邦福等人的问题，依然认为是监督体制上的原因，并更为深刻地提出，“监督万万不可少”！然而实际上．，我们始终并没有改变或者完善原有的监督体制，只是提出了一些应急的措施而已。为什么不在监督体制上做文章呢？因为这涉及到比监督本身更大更复杂的体制问题。国有企业里的问题也是同样。这些年，完善企业制度、改革企业体制的话没少说，但企业里的问题（如“穷庙富方丈”，非正常性亏损等），其根源并不单纯在企业体制上，而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或者说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相互关联着。单纯地堵塞企业体制上的漏洞，是根本堵不住的，即使堵住了漏洞．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已是被多次证明了的事实。因为企业之外还有人操着生杀予夺之大权。譬如，辽宁朝阳县试验设备厂原总支书记、厂长王香尧承包该厂8年，不但自己捞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而且毁掉了工厂。当年领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怒了（不能理解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人翁意识”、_T人对承包经营者的监督），200多人集体到县政府告贪官，历时达19个月1573人次的上访，竟然未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未能触动王香尧这只吃公肥己的“硕鼠”丝毫，至今他仍住在用公款装修两次的豪华新居中颐养天年。倘不是记者拿到了由107名工人签名的检举信，这事甚至不会被公众所知。那文章的题目便是：《是谁豢养了这只“硕鼠”？》
这么问就问到了问题的实质——是谁豢养了“富方丈”？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