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梁启超：有全方位成就的图书馆馆长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多方面的成就，图书馆事业显然不是重要的一面，但他向来对图书馆建设十分重视。早在1896年7月，由他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中提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日学校，日新闻馆，日书籍馆。”书籍馆即图书馆。据说中国之有图书馆之名，是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而他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图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都清晰地反映出他对图书馆事业所倾注满腔热情。

一身兼任三个图书馆馆长

民初从日本返国从政的梁启超，创办且积极扶持图书馆。

1916年，领导护国战争的蔡锷病逝。为了纪念并弘扬他为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发起并建立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2年梁启超决定结束上海的“松社”，在北平建立永久性的图书馆，并命名为“松坡图书馆”。①松坡，蔡锷字。蔡锷早年在湖南时，曾是梁启超的学生。最初他以旅欧带回的1万册图书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4日，又以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他以专存中文图书的快雪堂为第一馆，另以专存外文图书的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松坡图书馆新旧兼备，成为当时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之一。

梁启超对松坡图书馆相当关心，松坡图书馆最初几年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他的文稿收入，以致在梁启超去世后，松坡图书馆便难以取得发展了。但是，它的创立，终究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件事。

1925年4月，全国图书馆界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梁启超被公推为董事部长。6月，协会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时，他发表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对图书馆发展方向的看法、对图书馆协会的建议以及表达了他对整个中国图书馆事业所持有的理念和思维。

梁启超在图书馆协会演说之后三个月，教育部与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签约，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接办以藏有《四库全书》、敦煌写经、宋元善本闻名的京师图书馆，并计划以京师图书馆丰富的珍藏为基础，由基金会拨款建筑一所大规模的新图书馆，这就是国立北京图书馆的缘起。梁启超被委任新的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据说是他的演说所产生的良性效应。

1925年底，梁启超就任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部长，可是由于北京政局混乱，教育部无力履行合约，他先当了几个月有名无实的馆长。翌年春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单独另办“北京图书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这时他以教育部签约而不履行、事关政府的信誉、且有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退庚款的态度为由，经多方奔走，终于在1926年年底正式接收京师图书馆。梁启超兼任京师、北京两馆的馆长，如果加上自办的松坡图书馆，一身同时兼三馆之长，成为迄今国内图书馆界的一项记录的保持者。

探讨图书馆学目录学

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的演说辞及协会刊物《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辞中，都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用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换言之，便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传统的目录学自汉代刘向以来源远流长，但清末西学大量输入后，学术门类的增广与分科的细密，使千百年来万变不离其宗的四部分类已不能适用，若勉强使用西方的分类又不免牵强，因此，编制一部能兼顾中外学术而又适用于图书馆的分类法，乃成为清末民初甚至也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图书馆界梦寐以求的理想。

梁启超建议中华图书馆协会集合全国图书馆员的智慧，继续不断地讨论，达成建立于科学理论构架上的新目录学——他称之为图书馆学。事实上，梁启超精于图书分类的理论与经验。早在光绪二十二年，他撰成《西学书目表》四卷，分学、政、教三大类，著录r同治、光绪两朝所译西书虽仅300种，其序列却多达13条，详述分类原理与著录体例。梁启超在书目表的后序中更阐述他对中学西学的看法，这已远出传统编制书目的范畴了。

梁启超曾研究过当时风行世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1924年他曾要松坡图书馆的杂志以此法编目整理，但在翌年图书馆协会的演讲中，他已认为杜威法不适于图书馆之用，等到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便立即请袁同礼着手研究中国的十进分类法。

1925年，梁启超以十来天的功夫撰成《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论述元代以前经录之分类、组织、体例及与普通书目优劣之比较。佛经目录向来被摒于中国正统的目录学门外，梁启超发幽抉隐，功不可没。

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梁启超多次倡导，要集中人力，编写一些大型的类书和工具书《中国图书大词典》，这是他逝世前已着手而未完成的最大的一项计划。他自述该计划的大要为“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存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简易之表式，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它相当于中国古今图书总志。他曾拟定了一部分《中国图书大词典》的编写提纲，试图完成这一博大精深的工具书。虽然他于1929年过早去世，未能如愿，但就留下的关于簿录之部的纲目可以看出，这部大词典渗透了梁启超对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理论的周密构思，其中确有不少新颖之处。

1927年，梁启超撰拟这个别名“群籍考”的计划时，最初是准备分编两部书：一部即《中国图书大词典》，另一部是《中国图书索引》，后来合而为一。他在正式向北京图书馆委员会提出计划之前，曾在清华研究院率领学生试行编纂。北京图书馆同意补助经费后，他又以自己的饮冰室藏书来实验。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慎重。大辞典分正、附两编，附编是各种统计表，如历代书籍存亡之比较、经史子集四部书籍数目之比较、历代著作多少之比较等。整个计划内容的庞大不仅空前，而且在体例及方法上亦为前所未有，其目的是想为目录学开一新纪元，因此在梁启超逝世前的一年半内，他在健康状况极差、经常出入医院的情况下，仍兴致勃勃地一人总揽全部繁重的编纂工作。直至病重逝世，这个即将进行的中国历代图书总清理计划遂成绝响。

早年藏书还比不上《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早年的环境并不宽裕，家藏的图书还不及他后来的著作数量之多。在他十二岁入县学那年，家中除蒙学读本外，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各一部，再加上《汉书》、《古文辞类纂》两部书而已。直到十五岁时，算是他购书藏书的开始，那年他进入广州的学海堂读书，每月的余钱都用于购书，年假时再捆载回家，据他的弟弟梁启勋后来回忆，那几年中梁启超带回的书有《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百子全书》、《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

光绪十六年（1890）对梁启超一生的事业，是个极重要的关键。这年，他先是入京会试落第，返程时在上海见到不少西书译本，这是他首次接触到世界新知，虽因行囊不丰只买了一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却从这里方才知道世界之大非仅中国。在回广州后，又拜在康有为门下，接受万木草堂中大海潮音的熏陶。康氏是岭南藏书世家，从康有为的祖父辈起，已有澹如楼、二万卷楼等珍藏，他自己在广州也有万木草堂和云衢书屋两处藏书。难得的是这些都开放给门下弟子自由阅览，甚至由学生们自行管理，这种做法不但是从来深秘自珍的藏书家百不见一的例外，也是私人讲学中很少见的，因此对梁启超的影响很大。在此后数年中，梁启超和几位知己友好共捐出一万卷图书，成立一个纪念性的“万木草堂书藏”，供贫而好学的青年借阅。不过，进入民国以后的康、梁师徒，就藏书取舍也如同在政治上一样的各异其途，梁启超是但求有用之书，康有为则好椠秘笈，收藏宋元刊本就有22部，明刊本也有200余部。

梁启超对于各科学问的嗜好十分广泛，中西新旧兼之，所以于一般藏书家专一于鉴赏古本者不同。他曾感慨地说过，世间之专爱宋元版者，真是古董家之流，因此饮冰室中藏书虽达十余万卷，大部分是清季咸、同、光绪、甚至民初的通行本。明刊本已不多见，宋元本则未有入藏。饮冰室藏书的另一特点，是史部和子部佛典的繁多，前者是因为他史学上的成就致之，后者则是他对于佛学的精通，为近代学者所罕见，因此所藏佛家著述之多，几占子部所有之半。而在另外的300多部日文书中，佛教类也有百余部。

梁启超读书往往喜欢在书前后作题跋作记。例如1918年的七八月间阅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与《昭代丛书》等两套大部头书时，当时梁启超正忙于撰写《中国通史》一书，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必写成2000余言，还要抽空读书作跋，以致累出肋膜炎连带肺炎，此时他才停笔但仍不释卷，结果通史没写成，这两部丛书却看完了。正如他在病中调侃自己时说：“半生惟骛多闻，今兹灵府尚为此结习所据，乃至病中一离书卷，遂如猢狲失树，自审障深矣。”

1929年梁启超逝世前，口头嘱咐将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翌年2月，家属委托律师办理移交点书，共是3470部、41819册，以及金石墨拓与生前手稿、信札等。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厦落成，辟有纪念文库专门保存饮冰室藏书。前文已述，这座新厦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100万元，并特聘梁启超主持筹划兴建，他虽来不及亲见宏伟的馆舍落成，但他毕生学术所换来的饮冰室藏书，却得以留在馆中让后人继续钻研不息。1933年北平图书馆还编印成《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①又据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蔡锷逝世后，梁用公款在上海购有房屋一所，日‘松社’，用以纪念蔡锷。松社附设松坡图书馆，规模尚未具备。随后北洋政府在北京建立更大规模的松坡图书馆，以10万元购买杨守毅的藏书为基本图书，延梁兼任馆长，梁便结束上海松社，把其中存书搬到北京，并入北京松坡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林象平）

链接胡适有次在宴会上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做过诗。”同席的梁启超接着说：“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

余思1．梁启超被称为“博而不深”，是这样的吗？

2．何以证明在梁启超同时代的学人中，只有他一人通读过乾隆的万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