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鄙人对自己的译文从未满意……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他又说：“翻译工作，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傅雷正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在动手翻译之前，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了其中的神韵、风格，这才开始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而译完之后，当他感到不满意时，有时会重译甚至三译。
比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傅雷就前后译过三次。“《高老头》还是在抗战期间译的，1952年已重译一遍，这次（指1963年）是第三次修改了”，傅雷写道。从第一次译《高老头》到最后一次改译，经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其翻译态度的严谨与执著，令人钦佩。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傅雷译的《高老头》才在中国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抗日战争之前，傅雷还翻译出版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以后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册，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译这本名著。像傅雷这样把百万字译作推倒重译，重“爬”一百万个“格子”，谈何容易！那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次艰苦跋涉。可傅雷这样做了，尽管那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
艰辛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五六十年代，傅雷的这部译作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成为最受青年们喜爱的文学作品，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尤为青年知识分子所喜爱，并影响了此后一代代年轻人。现在当罗曼·罗兰的这部作品在法国文学中甚至不再为人重视的时候，傅雷的译作在中国却依然广为流传。
性格的两面
傅雷是严谨的，事事严谨。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水倒完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他喜爱摄影。在黄山，他为了拍摄轻盈潇洒、如烟如丝的晨雾，一大早就带着照相机去寻觅风景。回到上海，他自己动手放大照片。他自备天平，自配显影剂、定影剂，称药时要做到丝毫不差——尽管稍多些稍少些也无碍大事，但是他一定要严格地按配方办事。
但他也有活泼、天真、幽默的时候。
有一次上海江苏路傅雷家响起了敲门声。
“啥事体？”傅太太隔着门问。
“傅先生勒拉屋里厢哦？”门外有人用上海话问道。
傅太太打开门，原来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傅雷本人，两个人放声大笑。傅雷是在书房里写作疲倦了，便信步踱到门口，看看信箱里有没有邮件，忽然灵机一动，想和太太开一个玩笑，他就即兴演出了这一幕“喜剧小品”。
傅雷的朋友刘抗先生有一段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雷性格的另外一面。刘抗回忆说，“我新婚之夜，他乘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这和一般人心目中傅雷的严肃形象是不同的，但这也是真实的傅雷的一个侧面。
傅雷是孤傲清高的，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孤傲清高的一面，其实傅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在他看不起的人面前，他的确有些孤傲清高。但对他心目中的天才，他却是以谦逊的态度平等地对待的，有时还对他们的才华倍加珍惜。杨绛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熙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对待小说家张爱玲和画家黄宾虹更鲜明地体现出了傅雷对待天才的态度。
1943年在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作为一个新人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独放异彩，她写的作品不仅色彩斑斓，而且极有特色，文章里嗅得出气味，文字间听得见声音，文字轻灵、畅快而优美”。傅雷从柯灵那儿知道了张爱玲，他不但好奇，而且也着手寻找她的书来读。
傅雷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他读了一篇又一篇，想更多地了解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金锁记》使傅雷异常惊喜，他从中看到了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傅雷感到不满，他看到了张爱玲小说中通俗化的倾向。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他提笔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几篇批评文章之一。在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作家的才能，但对她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指了出来。这篇文章以笔名发表，当时张爱玲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依然“我行我素”，几乎在三十年以后，张爱玲才算真正接受了傅雷的批评，她在“《张看》自序”中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则是艺坛的一则佳话。他们二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只是一面之交的朋友，但后来两人培养出基于艺术、精神契合之上的深厚友谊，甚至可以说黄宾虹其人其画是傅雷的一大发现。
1939年，傅雷在黄宾虹的一位女弟子家看到黄宾虹的一册山水画，他的心被照亮了，他通过这位弟子向老人索画，从此两人开始鸿雁往来。傅雷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及精神深为佩服，黄宾虹也把傅雷看做知遇之交。1943年，在沦陷区的上海，傅雷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了一个个人画展。画展非常成功，由于傅雷的赏识与大力推荐，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家书情深
傅雷对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甚至严酷的。他性情火烈，对孩子更是一点即爆，傅聪、傅敏常常挨打挨罚。至今傅聪的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那是由于傅雷有一次训斥他的时候，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正好砸在他的鼻子上，当时傅聪就血流如注，要哭又不敢，因为那只会遭到更重的惩罚。
傅雷对待孩子虽然严厉，却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他发现傅聪在音乐上有天赋之后，便积极培养他，先后为他请了几个钢琴教师，有一段时间甚至让他放弃正规的、学校式的教育，除了英文、数学，其他的文科都由傅雷在家亲自执教，包括文学、历史、文言文以及道德与伦理课程。
傅聪的个性被傅雷那么早地锻炼了出来，他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音乐。傅雷也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童年时经历的一切，自己的孤独、痛苦以及过重的期望都挪置在了傅聪的身上。1954年1月17日，傅雷全家到上海火车站送傅聪去北京，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他要去波兰接受专家的指导，准备参加1955年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此前傅聪收到了波兰政府的正式邀请。
第二天傅雷就开始给他的儿子写信了。从这一封信开始，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他们父子之间鸿雁不断，直到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后来傅雷的信被整理出版，便是《傅雷家书》（其中还有写给傅敏的信）。此书后来一版再版，如今已经成为青年的必读书目。
《傅雷家书》不仅表现了父子感情、精神上的交流，而且文笔优美，艺术价值颇高，是了解傅雷或研究艺术不可多得的材料。
面对羞辱的选择
在建国初期，傅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热情所鼓舞，曾经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正是这个时候，他出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但是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1961年被“摘帽”，但这极大地挫伤了傅雷的热情与积极性。从此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翻译的事业。在此期间，所谓“傅聪叛逃”事件也在精神上给了他一定的打击。
平静的书斋也并不“平静”，阶级斗争的弦刚刚松弛了一下又绷紧了。傅雷在1966年的春天，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但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山崩海啸式地压向每一个角落，几乎无人可以避免。
尽管傅雷已经相当谨慎，但谨慎却并不能躲过时代的风暴。1966年8月30日深夜11点钟，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了傅雷家里，从此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开始了。他们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甚至埋在花下做肥料的鱼鳞，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傅雷的家书自然成了重点的搜查目标，然而他们在信上并未发现“反动言论”、“叛国勾当”，他们读到的却是爱国之情与艺术见解，有些人甚至读得入了迷，忘了是在抄家。
忽然，从阁楼里传来惊人消息：查获了傅雷的“反党罪证”。原来在他夫人的姐姐寄存的一只箱子里，他们发现了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从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一张宋美龄的照片。傅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他们夫妇被迫跪倒在地。
傅雷说是亲友寄存的箱子，但红卫兵再三追问，他也没有说出是谁的，他知道那样会连累别人。9月2日上午10点，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了高帽，大字报贴满了四墙。
当天夜里，傅雷与朱梅馥不堪其辱，选择了自尽。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漫漫黑夜中离开了人世。
1979年4月，上海市文联和上海作协隆重举行傅雷夫妇的追悼会，柯灵在悼词中宣布：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夫妇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傅雷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