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苦的童年
1912年，傅雷四岁时，父亲因受土豪劣绅诬陷而被捕入狱，关了三个月，在狱中得了痨病，出狱不久便去世。父亲被囚禁时，母亲多方奔走营救，无暇照料孩子，傅雷的两弟一妹相继死去，只有傅雷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父亲死后，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这种境况也使母亲对傅雷有了一种过高的期望，她希望傅雷能够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洗清冤恨。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督促傅雷的学习。
傅雷七岁时，母亲为他请了一个私塾先生。教书时，她在一旁坐着，手里做着针线活，眼睛却监视着傅雷的一举一动，不许他稍有怠惰。有一次傅雷逃学，她极度失望，甚至打算先杀死儿子，再自杀。幸亏有邻居听到了呼声才解救了傅雷。
此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开始用功读书。不论酷暑还是严冬，青灯一盏，有母亲在旁督学，傅雷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经过几年苦读，他已经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
在母亲严厉的督促下，傅雷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是孤独与郁郁寡欢的。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时，有一天他很偶然地在墙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一口气读完后，他泪不自禁。那是一位叫雷垣的同学写的，文中谈到了他的身世——自幼父母双亡，寂寞孤苦……
傅雷并不认识雷垣，但读了这篇文章后，他竟跑到雷垣的宿舍，把他叫出来，眼泪汪汪地拉着雷垣的手，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大声地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傅雷竟把自己的行李搬了过去，跟雷垣住在一起。相近的身世，使他们很快结为知己。但没过多久，雷垣便领略到了傅雷的脾气，讨论一个问题，两人见解不同，傅雷便激动起来，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两人时常吵到反目的境地。但时间久了，他便了解了傅雷的为人：纯真耿直、热情似火而又心思缜密。
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校长下令逮捕他。他的母亲听到消息，当即赶来，强令傅雷跟她回到家乡。不久之后，她变卖了资产，送傅雷到法国留学，在傅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留学法国
在法国留学的四年奠定了傅雷一生事业的基础，在这里，他和文学、音乐、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法国的头一年，傅雷学习法文太用功了，房东太太担心他的健康，于是劝告他到法国与瑞士交界的莱芒湖去做短暂的休憩，这是傅雷第一次去游莱芒湖。一年之后傅雷再游莱芒湖则是由于失恋，在那里他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从此莱芒湖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圣地，多年之后在与傅聪的通信中，他还满怀深情地提起它。
在巴黎，傅雷开始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多种艺术活动中，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艺术的奥秘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早已认识了刘海粟、孙伏园、孙福熙以及刘抗等，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画家或学者。此时他与刘海粟、刘抗不仅在巴黎的卢浮宫盘桓，而且还去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意大利的罗马等城市参观游览。为了帮助他的画家朋友们理解那些大师，他查阅了无数的资料，跟他们共同琢磨那些画的色彩、技艺。有时他们临摹，他就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建议，或者聆听他们的看法。渐渐地，傅雷靠近了那座艺术的圣殿。
在文学方面，他从自己的专业起步，着手阅读法国文学和法文作家的作品。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研究到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罗曼·罗兰，他几乎阅读了这一时期所有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人之中，他尤其心仪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是个作家、传记家，可他不仅在文学上，在音乐上也给傅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对他此后的生活以至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通过对罗曼·罗兰的深入研究，傅雷认识了贝多芬，认识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他还认识了莫扎特，他从莫扎特的灵魂中看到了中国人文的最高境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折磨的巨大，都不能压抑来自心灵深处的欣悦。
1931年，傅雷与刘海粟夫妇搭伴返回中国，结束了近四年的海外艺术生活。他带着沉甸甸的果实回到了祖国。
从社会走向书斋
1932年，傅雷与家乡的未婚妻朱梅馥举行了婚礼，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朱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体贴、文静、好客，几乎集结了中国女性标准的美德。他们两人性格上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结合成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刚烈的傅雷和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在傅雷所取得的成就后面，都有她默默的支持。
在傅雷与朱梅馥结婚前后，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事。1931年9月他回到上海之后，应刘海粟的邀请进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并担任学校的办公室主任一职。仅仅一年，他便辞去了教职，开始在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任翻译。半年后他再次回到美术专科学校，但工作不久又第二次辞职而去。到了1933年，他再次回到了翻译的道路上。他动手翻译了菲利普·苏卜的《夏洛外传》，这是他的第一部译作，是自费印刷出版的。
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认识这个世界，傅雷发现自己永远不能与社会适应：他读不懂那里的法则，人情世故他学不来，他的理想主义被人看做天方夜谭，甚至自己的朋友也有误解。于是他开始调换工作，试着改变环境，和新的朋友、新的同事相处，可是他的性格的耿直却使他与周围的人划开了一道鸿沟。
苏立群在《傅雷别传》中曾讲到一件事，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做主任时，校长刘海粟为了增强学校的师资，费了很大的劲从北京请来了一位美术教师。为了给新教师一个好印象，同时又可以向学生介绍他，刘海粟令校方把那位教师的十几幅作品挂到学校的走廊里，供大家观看欣赏。第二天是那位教师到校的日子，先是傅雷与刘海粟同进校园，傅雷一眼看到了走廊里的画，立即发了怒，他不问前因后果，立即命令工友把所有的画都从墙上取下来，而且喝道：“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没有才气，不可以展在这儿，收掉！”
这时正好那位美术教师路过走廊，他听见了傅雷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当时刘海粟非常难堪，可是傅雷并不管这些。那位教师虽然很下不来台，可还是与傅雷点了点头。傅雷却只是冷冷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自己进了办公室。这件事突出反映了傅雷的迂执和他的原则性。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美专，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有一天，一些美专的学生为了上街游行，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请求停掉下午的美术史课——那是傅雷的课。由于事先未通知他，也没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很生气，他当即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在激动之下，一个学生不但痛骂他不爱国，还上前打了他。结果傅雷马上向校长提出辞职，要离校回家
傅雷受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反对一切战争。他也爱国，但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别人的不同使他渐渐与同事和同学们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他孤傲、脾气坏、难以接近，就连他过去的朋友、同窗也不知他怎么会如此不懂人情事理。
面对这种情况，傅雷也很困惑，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他回到了书斋，选择了翻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正如他的挚友楼适夷所说的，傅雷“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翻译的甘苦
从1932年末一直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日子，还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或是在政治动乱的时日，傅雷几乎就再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他的书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他把自己心仪的外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转化为汉语，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它、改造它。
可以说傅雷人生的轨道与思想的轨迹都是在书斋里发生、发展、延伸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傅雷幽闭了自己的一生，可是他的一生是属于自己的，是自由的一生。
据在傅雷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傅雷曾经说过：“一般人常常只看到别人的收获，而看不到别人的艰苦。”当我们面对傅雷所译出的作品，对其数量与质量感到惊异时，怎能不想到傅雷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呢？
傅雷一生的功绩，就是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所翻译的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自己撰写的美术、音乐的批评文章显示了他精湛的艺术鉴赏力和独到的见解。文学、音乐、美术、外语的深厚功力集于一身，傅雷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中国的当代文化，其作品在当时及以后都对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