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长，我就发现这外号什么葛七马八的都有，但还真没好听的，最起码我不知道。而且基本就分成那么几类：第一类是按相貌起的，比如说我吧，因为脸白就叫“白脸”，我一哥们儿脑袋大就叫“大头”，身材瘦小的就叫“麻秆”，戴个眼镜就叫“四眼”。第二类是根据其做人品质起的，好比我们邻居巴一特抠门，就叫他“巴一老爷”。还有就是根据姓氏来的，姓胡就叫“煳嘎巴”，姓刘就叫“流鼻涕”。反正让你防不胜防，一个不小心，这外号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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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很多“局”，像什么“饭局”、“棋局”、“牌局”、“僵局”、“警局”……而我则偏好“酒局”。
当然，这么多年以来酒局最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酒，而是在于酒桌上大家聊的话题。我们每次谈的话题都很飘逸——天南地北、人情世故、国际国内、荤的素的，无所不聊，无所不谈。在外人眼里，看似无聊，实则这里涵盖了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由于我入文学圈较晚，读书较少，所以酒局也是我汲取“营养”的“课堂”。
不过，自从大家纷纷步入老年之后，一些敏感过激的话题就被pass掉了，像什么“国内政治”、“国外形势”。相反，一些内涵较深，层次较高的成了我们酒局的主旋律。你像今天，大家聊的就是“老年人如何解决自己的性生活”。
看到这儿，恐怕有些年轻力壮的读者不理解：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要什么性生活？我觉得，谁要这么想就太不厚道！哦，老年人咋啦？老年人也是人，只要还在吃喝拉撒，还在新陈代谢，有生理需要就不过分。
这次扯起话题的是狗子，他问高星怎么解决问题，还有没有晨勃？
高星闻言显得十分沮丧，悻悻地：“晨勃？能月勃就不错了！”
“你呢？”狗子转头问丁天。
丁天没喝多之前依旧是那么含蓄：“哥们儿基本一周一次，用的是扎普教授的老办法。”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丁天所说的扎普教授，是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笔下的一个人物。他是美国文化界的学术权威，鳏居多年。开始，他是靠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解决生理问题。
但到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就只能去一种地方——那种地方环境舒适优雅，有谈吐不俗的性感美女。接下来，在轻柔的音乐声中，你舒舒服服地躺在干净整洁的床上，一边和知性美女聊着天，一边由她用手帮你解决“问题”。
最后，狗子把问题抛给了我：“白脸，你呢？”
“我也是去那种地儿，主要是安全、合法又随意。”我撒了个谎，其实老伴这一走，让我着实没心气儿到外面寻刺激。
看我们谁都不问他，孙睿在那里坐不住了。但我们偏不问，因为他新搞上的姑娘才二十四岁，而且胸围还是36D，就不给丫显摆的机会。
高星问丁天：“那你怎么不再找一个？你不是才六十六吗？”丁天摇了摇头：“实在没那个精力。一想起从相互勾引到约会吃饭再到上床这个过程就头疼，有这时间我能多写多少东西！”
“也是，回头费劲巴拉的五分钟就完事了，多不值。”我揶揄他。
“五分钟都用不了，顶多两分钟，别太高抬我。”丁天在这方面显然没有什么虚荣心。
丁天话音一落，在座的几个老头都乐了。是啊，从2003年到2037年，三十四个寒暑在我们不经意的笑声中悄悄溜过，有朋友相伴的人生真的让我感到很惬意。
酒足饭饱后丁天提议找个大型洗浴中心蒸个桑拿泡泡澡，大家一致同意。显然，我们五个老头不能再像当年那样玩命死喝，毕竟岁数加起来已经三百多了！
在出租车上，我给家政服务员小李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不用等我回去下班，安排好涵涵就可以走了。
挂了电话丁天问：“对了，老白，你孙子住在你家哪？”“嗯，回炉再教育。”我答道。
孙睿：“今天咱们应该带他一起去，社会是最好的课堂，这能让他明白，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当廉价劳动力。”
“再给他找个按摩小姐……”高大师永远把好色挂在嘴上。“靠，我可不想过早的四世同堂。”
夜色中，一辆三排座的奔驰出租载着五个老不正经疾驶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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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晚上好，欢迎光临大浪淘沙，里面请。”门分左右，八位穿着旗袍身材高挑的美女热情洋溢。
我们五个目不斜视的白发老者宛若一队仙翁鱼贯而入。
刚一走出美女们的听觉范围，孙睿就低声叫道：“不错，我真想住在这儿。”
狗子说：“我比较喜欢左边的第一个和右边的第三个。”
高大师则发表不同意见：“左边第一个好看吗？有点儿瘦吧！还是第二个好些。”
丁天笑骂道：“你们什么人哪？土都埋到脖子了还挡不住色心！”
我替哥几个解释：“所以我们才只是看看，不然早就把她们露天开采了。”
几分钟以后，我躺在棕榈树下面的温泉按摩池里，手里拿着酒杯，眼睛看着玻璃墙另一边穿梭往来的比基尼美女，心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短短五十年，这是多大的变化！那时如果有个姑娘的裙摆在膝盖以上，那周围男士的心跳都得加速到一百七。
还有浴池。记得我小时候，因为绝大部分人家里没法洗澡，所以浴池里人总是乌泱乌泱的。尤其到了周末，柜子全满，再来的人只好脱筐，脱筐就是把衣服脱在一个竹篾编的大筐里。筐要用完了，人就得在外面排队，等着叫号。
我常去的是西四浴池，等候的厅里有八张大长条椅子，这边四张坐男的，那边四张归女部。不瞒您说，等着叫号是我们一帮坏小子最爱干的活儿。因为女部门口有两个穿衣镜，所有洗完澡的女同志都在镜子前梳梳头啊，抹抹油啊，这其中不乏有一些漂亮的小姑娘，个个宛若出水芙蓉，发梢儿带水，对镜梳妆。而此时我们一帮人就开始品头论足，给每个出来的女孩打分，有点儿像现在模特大赛的评委一样。
当时还特别喜欢浴池里的气氛，池塘上空冒着水蒸气，为人与人之间拉上了一层天然的遮羞布。一帮叔叔大爷们泡在池塘里，尽情地放松着自己。洗完澡的人则躺在休息的床上，沏壶茶、点支烟、聊着天，那股悠闲懒散劲儿，想装都装不出来。
要不就是三五成群扎在一起下象棋，你支一着，我缓一步，把时间的烦琐抛掉，都沉浸于棋盘的天地里。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人们也改变了以往忙忙碌碌的节奏，充分地享受起生活来。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每次都在门口等那么长时间。不过无所谓，不就多当会儿评委吗！
再后来，北京开始有了“桑拿”，不过仅限于一些国营浴池。到了1995年，第一家规模较大的私营桑拿中心开张了，名为“翰林春”。
哥们儿在别人的引领下尝试了一回，觉得远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而且被热得够呛，几欲夺门而出，别人赶紧制止，说一开门热气就跑了，让我蹲下。蹲下以后果然好多了，凑合跟着熬到了“开闸”。本打算吃亏上当只此一次，后来架不住一帮朋友撺掇，心想反正也不用自己花钱，就又跟着去了。但没想到，一来二去竟然上了瘾，几天不蒸身上就痒痒。我从起初的蹲在地上变为蹲在脚踏板上，后来又改成坐在椅子上，再后来觉得坐着还不够热，干脆站在椅子上。我哥们儿扭脸见我站得高高的吓了一跳，说小白你还要往哪儿站？不行你趴天花板上得了，那儿热！
没多久，自以为很能蒸的我就碰见了真正的高手。那次我进屋以后看见对面坐着两位：左边一个拿着茶缸子，右边一个正看报纸。瞧这架势，两个都应该是蒸桑拿的高手。我当时暗下决心，要跟他们较较劲儿，比比谁先扛不住。就在关门的一刹那，蹿进来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屁股坐在我旁边，我心说这孩子惨了，这是什么情况？决战紫禁城啊！当时我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但最后的结局是出人意料的，就在我们三位“高手”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那个小屁孩爆发了，他嘴里一边叨唠着不热，一边把手里剩下的半桶水全浇在了火上！
虽然有了一次教训，但怎么说我也还算是个桑拿高手，所以每当北京的“桑拿天”到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惧，甚至还有些庆幸。因为我看过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蒸桑拿能治伤风感冒、浑身酸痛、头疼脑热；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平复情绪、舒缓紧张。
您想想，既然蒸桑拿有这么多好处，那经常光临的“桑拿天”说不定能把北京变成世界首屈一指的“健康之都”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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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磨合，我跟涵涵相处得已经十分融洽。这孙子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逐渐适应了我的习惯。比方说，我要求一件东西从哪儿拿的，用完了必须放回原处。力所能及的家务一定要自己干……通过观察，我发现，这孩子相当聪明，而且善于察言观色，很会讨好人。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如今的社会，没点儿贼心眼儿你根本生存不下去，到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点钱呢。
孩子他奶奶，也就是我老伴“大个”，当年就是吃了这亏，空有一堆学历，二十几岁就被社会拒之门外。后来没办法，我俩仅靠我那微薄的工资和有限的稿费把涵涵他爸带大。所以，每当哥们儿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会哽咽着说同一句话：“如今文人的处境实在艰难，人生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中午吃完饭，我正在阳台的躺椅上假寐，涵涵又蹭过来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怎样才能让自己快乐？
你们说，现在的孩子脑子里有多复杂！他们千奇百怪的想法绝对出乎你的意料，真不知道是因为洋快餐吃多了还是得益于知识大爆炸。
“嗯，怎么说呢……”我想了想措辞，“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应该是快乐的吧？反正如果你努力追求快乐，快乐倒不会降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秘密！”
有时候，面对一些你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只能这样高深，让他听不懂。
“比如呢？”
——故作我靠，又来了，这孙子是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吗？要不是我时刻保持着一种淡定、超然的心态，真想大嘴巴抽他。
“比如……”
我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故事：
有两个少年在厕所相遇，其中一个没带手纸，就管另一个戴帽子的借了点儿。等出了厕所借手纸的给戴帽子的上了根烟，以示感谢。于是俩人边走边聊。
戴帽子的说：“最近家里逼着我学钢琴，可我怎么都弹不好，郁闷啊。”
借手纸那位诧异地说：“钢琴有什么难学的？我从五岁开始弹，现在越弹越溜。倒是我们家里人老逼着我写诗，烦哪！”
戴帽子的一听乐了，从背着的军挎里拿出一沓稿纸：“哥们儿就爱写诗，喏，这都是，不行你拿走回家交差去。”
关键在结尾处，原来这个不爱学琴的就是大诗人歌德，不爱写诗的则是莫扎特。故事讲完了，可能多少会有些出入，但是不赖我，是翻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翻译的水平总是有高有低。
于是，道理就出来了：人，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快乐。不过话虽然如此，有时候做起来不像说着那么容易。但起码应该去争取吧？人只活一辈子，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来世，所以更值得去好好珍惜。
就拿写作举个例子。略萨曾经说过：“我敢肯定的是，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过最美好的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是他最好的生活方式。”
还真是这样，我之所以喜欢写作，主要的原因是它能给我带来乐趣，能让我沉湎其中并乐此不疲。金钱和名誉，只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附加价值而已。当然，有我也不会嫌弃。
只是有一点，你想做的这件事首先应该正确而且适合自己。
涵涵听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嗯，我说怎么我打游戏时那么快乐……爷爷谢谢您，那我继续去打游戏了。”说着便起身跑进自己的屋里。
嘿，这个兔崽子，我费了半天唾沫他就悟出来个打游戏！不过，这让我又明白了一条：唾沫是用来数钞票的，绝不能用来讲道理。
说实话，其实我心里有点儿替现在的孩子悲哀。因为他们可选择的娱乐项目实在是太少了，除了打游戏就是打游戏，连个户外运动都没有。估计这德智体的“体”基本上算放弃了。
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网络游戏，但可供孩子选择的游戏要比现在多得多。它们虽然比不上现代游戏的豪华与高级，但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美国人泰勒·何德兰就曾写过一本介绍老北京儿童生活的书，在书中他指出：“北京孩子的游戏极其有趣，这是一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宝藏。”
令人可惜的是，这座宝藏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了，因为通往它的道路已经被网络游戏所屏蔽。
20
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京城的男孩们把四种游戏奉为人生乐趣，那就是有着游戏中“四大天王”之称的弹球、洋画、烟盒、磁片。
先说说弹球。弹球是当时男孩子比较偏爱的游戏。球是用玻璃做成的，直径大约有1.5厘米，有的球是清一色玻璃，我们叫它“海蓝泡子”；有的球则带有彩色花纹，我们便称之为“花心儿”。玩的时候用拇指和中指将球弹出，以击中对方的球或滚进事先挖好的小坑里为赢。当然，也有人用拇指和食指，我们管这种手法叫“挤豆儿”。还有人靠手腕的力道把弹球击出去，这是一种比较“面”的手法，叫“大弩”，一般不带玩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弹球这方面特别有天赋，每天只带一两个球出去，回家时准是哗啦哗啦的一裤兜。当时有一种跳棋是用弹球做的，别的孩子输急了就把家里的弹球跳棋拆了跟我玩，有时我两天就赢他一副棋。后来赢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妈就用它在厨房门口，抹了一块地。以后有同学再来我们家，看着门口的上千个弹球，羡慕得不得了，都舍不得下脚。
本来我以为我妈是为了好看，可谁知道她是有阴谋的，后来等我一犯了错误她就让我在上面罚跪，那些小球嵌在地上疙里疙瘩的，比跪搓板还疼。哥们儿当时终于明白了一个成语：自作自受。
烟盒。拍烟盒也曾作为一种极其时尚的游戏风靡于北京，当时不管大街小巷、胡同、楼道，甚至是厕所，都会有一群群的小孩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孜孜不倦地拍着、扇着。
所谓拍烟盒，就是把香烟的包装纸叠成长方形，按香烟的档次把烟盒划分成：梭了屁、小迪、中迪、大迪等级别，一帮小孩子聚到一起，谁出的最大谁先拍。游戏规定把一撂烟盒拍成“全过”、“剩一”什么的，谁先按要求拍对了，所有的烟盒就归谁。我觉得，作为这项游戏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清洁工人，因为大量的烟盒都变废为宝，所以大大地减轻了他们的工作量，而且由于北京城的男孩每天努力地在地上扇或拍，致使街道和胡同都异常的干净，根本就用不着扫。
我作为一名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男孩，也毅然地投入到拍烟盒的行列中去。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导致我在拍烟盒这项事业上进展缓慢，那就是我爸不抽烟，看着别的小朋友又从家长那里获得了新的烟盒，我忌妒得要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跟我爸摊牌，我给了两条路让我爸挑：一、要么他开始抽烟，二、要么让我妈给我换一个抽烟的老爸。
结果我爸也给我开出了两条路：一、要么跪三个小时搓板儿，二、要么挨五十下皮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