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许多国家的发展都受到它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要解决民族问题，首先必须科学地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它产生的原因、它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与其它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般地说，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民族问题不仅是民族学、社会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使用得比较广泛和比较确定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到了近代，在西方一些著述中，民族一词已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了。不少学者对民族的含义也开始进行探讨，其中以瑞士法学家布伦奇里于1851~1852年所写的《普通国家法》中对民族概念所作的概括最为具体，他说，“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属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在中国汉语中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也开始使用民族一词，特别是梁启超对民族概念进行了较明确地阐发。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民族“五要素”说，他说：“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解释，因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一直为解放前出版的各种著作所援引或作为理论依据，直至1947年出版的《辞源》，对“民族”条目的解释仍然沿用。
这些民族定义，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不科学的成分。首先，民族不是血缘组织，而是血缘组织瓦解之后的产物；其次，宗教不是区别民族的标准，因为，不同民族可能信仰一种宗教；再次，把共同体质特征作为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不确切的。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着它本身的特殊规律。因此，对这个特殊历史现象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是绝不可能找到它的特殊规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一直十分关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和论文中，虽然没有给民族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们的确指出了民族的许多特征和特性。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语言、地域等都是民族的必备条件。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民族形成之中，人们对血统方面的记忆越来越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语言。以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民族概念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科学的界定民族概念奠定了基础。列宁对民族的概念虽然也没有下过确切的定义，但他却明确地提出过地域、语言、心理、生活条件等几个民族特征。
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研究的基础上，斯大林于1913年写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在这篇著作中，他对民族概念做了简明的科学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又稍有改变地重申了这个定义。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其二，民族有“四大要素”或“四大特征”；其三，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斯大林简明扼要地把一个民族作为独特的共同体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全部表述出来了。而且还精辟地论述了民族定义中四个基本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改资产阶级民族定义机械地罗列条款或孤立地强调某一因素的片面做法。
人们共同体，即有一定联系的人类集体，主要指的是历史上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有语言、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群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说，民族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语言。语言确实是人们社会联系的交际工具，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共有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也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没有这些共同特点，当然也不能称其为民族。
共同地域是民族存在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民族，总要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长期生活。具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人们，以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才可以形成民族。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住在一个共同地域之内的人们都是一个民族。
事实上，就是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也不是始终都聚居在一个区域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是在当代，一个民族的成员分散杂居的状况是很多的。但是，就民族形成之始而言，它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地域。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经济生活和经济上的联系，是人的第一需要，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前提条件，所以，在民族的所有要素中，共同经济生活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决定性因素。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另一个特征。各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还在于表现在他们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的不同。心理素质，又称“心理状态”或“民族性格”，它是由各个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活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是表现于每一个民族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上的独特的东西。同样，心理素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其变化的进程相对要缓慢一些。
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科学总结和发展。这一定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来自于社会实践，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比较科学的定义。上述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也是民族识别的依据。这个定义本身既包含了经济的内容，也包含了文化的内容；既照顾了居住地域，也照顾了共同语言，所以是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比较全面完整的概括，迄今为止，该定义对各种类型的民族仍然具有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民族概念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斯大林之后，自六七十年代以来，斯大林的这个定义受到前苏联学术界广泛挑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因对苏联时期在民族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也进行了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也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尽管人们认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存在很大的局限，并提出各种不同的修改意见乃至新的民族定义，但是至今尚没有一种意见能够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事实上，这里的关键在于民族是一种变动的共同体，它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特征并不相同，尤其在民族形成早期和经分化以后的阶段更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对民族定义的理解只能是相对的。今天，人类已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问题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各国对于民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当然对于民族的概括也就需要不断改进和发展。
二、民族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
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产生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它表现出不同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民族问题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把“民族问题”一词当作经过确切界定的范畴使用。在列宁、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一词实际上被当作包纳民族形成、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民族纠纷、民族斗争、民族运动、民族自决、民族战争、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差别、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概念的总概念开始频繁地使用起来，但是也未曾对它做出总体性的概括或界定。中外学术界对民族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我们只能从“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的状态中去把握。
我们认为，所谓民族问题，是指在民族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过程现在看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着明显的局限：其一，斯大林把他的定义中的四个特征看得过于绝对，认为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其二，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比较适应于民族形成早期的情形，而不符合民族不断变动以后的情形；其三，这四个特征的概括也不十分准确，如这四个特征没有明确列入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这两个因素，而事实说明这两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参见王希恩著：《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中，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问题的总和，它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由此产生民族生存、民族发展、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纠纷、民族压迫、民族斗争、民族运动等等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相当复杂的。
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差异的存在是出现和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而各民族之间所以有差异，本质上是由各个民族的特征所决定的。民族是由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联合起来的人们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就是民族之间的差异。同时，还必须承认，国家内部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等会导致各民族地区发展的差距。有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的差距就会产生民族矛盾。因此，民族差异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前提。
第二，剥削制度是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民族差异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但仅有民族差异并不能产生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也不会引起民族斗争和民族运动。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每一个自然人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阶级之中，也无一例外地属于一定的民族共同体，即每一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又从属于一定的民族。可见，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相互混合、渗透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民族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每一个阶级又包含着不同的民族，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论及民族解放问题时，总是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等民族问题的根源是剥削制度，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才能根除民族压迫。“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
第三，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指多民族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平等权利以后，由于历史的、自然条件的原因，一些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而另一些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则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落后民族因为自身发展程度低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不能与先进民族同样享受政治上、法律上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造成在事实上权利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实际存在着的，同法律上的、政治上的民族不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决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人们便称之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第四，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民族意识的利用是导致当代民族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民族意识的实质是人们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感受在民族层面上的延伸，它的产生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确认。因此，民族意识是基于一定文明水平的认识，它需要一定文明素养的酿就，这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直接相关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普及为民族意识的觉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传统的观点认为，包括教育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大大化解乃至消除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因为事实情况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某些民族的文化素养，从而使某些民族对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的认识和感受增强了。这一点在台湾当局推行的对高山族的教育促成了高山族“原住民运动”中得到了证明。事实上，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民族运动都与民族意识的觉悟密切相关。正因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达到民族自决或其他的政治目的，所以，民族意识往往被一些利益团体或民族精英所利用，一些政治投机者更是常把民族意识作为获取政治资本的筹码，无知的民众成了被随意驱使的随从。今天，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实质上就是一些所谓觉悟了的民族精英利用民族意识的反映，而国际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所谓泛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些国家或某些集团为了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利用民族意识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