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种好的豆子，如果一行一行地加起来，已经有7英里长了，急需要锄草松土，因为最后一批还没播种下去，最早种下去的一批已经长得很高了；的确，真是不能再拖延的了。这一桩赫拉克勒斯式的小小劳役，我却干得这样卖力，这样看重，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还不知道。我爱上了我的一行行的豆子，尽管它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需要。它们把我和土地连接在一起，因此我就像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力大无穷，而且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一样得到了力量。可是我为什么要种他们呢？只有天晓得。整个夏天，我都干着这样一件奇妙地劳动——收拾这一块大地表皮，使以前只长洋莓、狗尾草、黑莓之类，以及甜蜜的野果子和好看的花朵的地面上，现在却让它来生长豆子了。我应该对豆子了解什么，豆于从我身上又能了解到什么呢？我爱护它们，我为它们松土锄草，一天到晚的照管它们，这就是我一天的工作。阔大的叶子真好看。雨露帮助我滋润这片干燥的泥土。其中有大部分土地是贫瘠和枯竭的，泥土本身并没有什么肥料。我的敌人是虫子、大冷天，尤其土拨鼠。土拨鼠把1/4英亩地的豆子啃光了。可是我又有什么权利清除狗尾草之类的植物，毁坏它们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好在剩下的豆子很快就会长得十分茁壮，可以去应付一些新的敌人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的时候，从波士顿被带到了到我现在的家乡来，曾经经过这座森林和这片田地，来到湖边。这是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往日最早的情境之一。今夜，我的笛声唤起了这同一湖水的回声。松树依然矗立在那里，年纪比我还大；或者，有的已被砍伐了，我用它们的根来煮饭，新的松树已在周围生长，给新一代人的眼睛看到另一番的景象。就在这片牧场里，几乎是同样的狗尾草从同一根多年的老根上又生长出来，甚至我后来都给我孩童时梦境中美妙的风景添上一袭新装，我重返这里之后所发生的影响之一，可以从这些豆子的叶子，玉米的尖叶以及土豆藤上看出来。
我栽种了约两英亩半的岗地。这片地被清除出来大约已有15年的时间，我挖出了两三颗“考德”的树根出来，所以没有施肥。在这个夏天的某些天里，我锄地时还翻起了一些箭头来，看来，古时候在白人来砍伐之前，曾经有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住过，在白种人开垦土地之前已经种过玉米和豆子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了这些庄稼，已经耗尽地力了。
在任何土拨鼠或松鼠跑过大路，或在太阳爬上橡树矮林之前，到处都披着露珠，我就开始平整我的豆田里那些肆意生长巡的杂草，并且把泥土覆盖在它们上面，虽然有些农民告诫我不要这样做——可我还是奉劝你们尽可能趁露水未干时把一切工作都做完。一大清早，我便打赤脚工作，像一个造型的艺术家，在露水浸润过的松软的沙土中弄泥巴，但稍晚一些，在日上三竿以后，我的脚被太阳晒得起泡了。太阳照着我去锄豆，我在那黄沙的岗地上，在那长15杆的一行行的绿叶丛中慢慢地来回走着，它一端一直延伸到一座矮橡林，我常常在它的浓荫下休息；另一端延伸到一块黑莓田边，我每走一个来回，总能看到那里的青色的黑莓颜色又微微加深了一层。我除去杂草，又在豆茎周围培上新土，帮助我所种植的作物生长，让这片黄土地通过豆叶与豆花来表达它夏日的思想，而不是用苦艾、芦管和狗尾草来表达，让大地通过豆子来诉说，而不是通过青草——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因为我没有牛马、雇工或小孩的帮助，也没有获得经改良后的农具的帮助，所以我工作的进展就特别的慢，因此我跟豆子更加亲密了。不过用手劳动，即使到了做苦工的程度，也许还不是虚度光阴的最糟糕的形式。这中间便有一个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真理，对学者而言，具有一种古典哲学的意味。对于那些向西穿过林肯和魏兰德，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的旅行家来说，我就成了一个agricola laboriosus拉丁文，意为劳苦的农夫。了；他们悠然自得地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缰绳松弛地垂成花彩装饰；我却是正在工作在泥土上的、足不出户的劳工。可是，很快我的家宅田地就落在他们的视线和思想之外了。因为在大路两侧很长一段路上，我这块土地是唯一开垦出来耕地，自然特别引起他们注意；有时候在这块地里劳动的人，听到旅行者们的闲言碎语和评论，那是不打算让他听见的：“豆子种得这样晚！豌豆也这样晚！”——因为当我开始播种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锄地了——我这半路出家的农民从未想到过这些。“这些玉米，我的孩子，只能给家畜吃的！给家畜吃的玉米！”“他住在那里吗？”那穿灰色上衣戴黑色帽子的人问道；于是那相貌冷峻的农夫勒住他那匹感激的老马，询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见犁沟中没有肥料，然后推荐我撒些细末子的垃圾，或随便一点废物都可以，或者灰烬，或者灰泥。可是，这里只有两英亩半的耕地，只有一把代替马的锄头，是用两只手拉的——我又不喜欢其他的马车和马——而细末子的垃圾在很远的地方才有。一些结伴而行的旅行者，驾车辚辚经过时大声地把这块田地同他们一路上所看见的作比较，这就使我得以知道我在农业世界中的地位了。这一块田地没有列入科尔曼先生亨利·科尔曼（Colman，1785—1849），1837年授权对马萨诸塞州的农业做调查。州政府于1838年至1841年先后发表了他所写的四份详细报告。的报告中。可是，顺便提下，大自然在未经人们耕作过的更荒凉的地面上所生产的庄稼，谁又会去估算出它们的价值来呢？英格兰干草被小心地称过，其中的湿度和硅酸盐、碳酸钾也经过了计算；可是在所有的山谷、洼地、林木、牧场和沼泽地带都生长着丰富而多样的谷物，只是没有被人们收割罢了。至于我的田地，正好像是介于野生的和开垦的两者之间；正如有些是文明国家，有些半文明国家，还有一些却是野蛮国家，虽然这其中没有坏的意思，但我的田地可以称为半开化的田地。这些豆子很愉快地回到了我培育它们的野生的原始状态去，而我的锄头则为他们唱响了牧歌。
在附近，一棵白桦树顶有一只棕色的歌雀——有人管它叫做红眉鸟——整个早晨都在唱歌，很愿意跟你做伴。如果你的农田不在这儿，就会发现它就会飞到另一个农夫的田里去。当你播种的时候，它唱了起来：“丢下去，丢下去，把它丢了下去——盖上它，盖上它——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但这不是玉米，不会有像它这样的天敌来吃庄稼。你也许会觉得疑惑，它那无稽之歌，像用一根琴弦或20根琴弦进行的业余帕格尼尼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式的演奏，跟你的播种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宁愿意听演奏而不去准备过滤的灰烬或灰泥了。这些是我全部的信心所寄托的一种上等肥料。
当我用锄头在犁沟边翻出新土时，也把一个史籍上没有记载的民族所留下的灰烬翻起来了。这些民族在古时候曾在这个天空下居住过，他们那些作战狩猎用的小武器也就重见天日。它们和另外一些天然石块混杂在一起，其中有些石块还留着给印第安人用火烧过的痕迹，还有一些被太阳晒过，另有一些陶器和玻璃，则应该是近代的耕种者的留下来了。当我的锄头打在石头上叮当作响，音乐之声传回响在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动便有了这样的伴奏，产生即时的和无法计算的收获。我种的不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我带着怜悯又自豪的心情记起来了，如果我确实记起来的话，我的一些熟人特地到城里观看清唱剧去了。而在这阳光充足的午后，夜鹰在我头顶的上空盘旋——我有时整天地工作——好像我眼睛里的一粒微尘，或者说落在天空的眼睛里的一粒微尘。它时而猛扑直降，大叫一声，天空便好像给撕破了，最后被撕成一些破布条一样，但是，最后留下来的依然是无缝隙的天衣。空中飞着很多小小的精灵，它们把蛋留在地上、黄沙或岩石上、山顶上，但是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们像湖水卷起的涟漪，美丽而细长，又像给风吹到空中的飘动的树叶；在大自然里存在着这样声气相投的因缘关系。苍鹰是波浪的空中兄弟，它在波浪上方翱翔俯瞰，在空中扑击的完美的羽翼，像是在回应大海那没有羽翼的自然之力。有时我注视一对鹞鹰在高空中盘旋，一上一下，忽近忽远，仿佛它们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化身。或者我给一群野鸽子吸引住了，看它们从这片树林飞向那片树林，带着一些儿轻微的扇动翅膀的声音急遽地飞过。有时我用锄头从烂树桩下面挖出了一条懒洋洋的、丑陋而奇怪的蝾螈来，这是埃及和尼罗河的残迹，可是现在和我们同时代了。当我停下来，靠在我的锄头上，我在犁沟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或看到的这些声音和景象，这是乡村生活中提供的具有无穷乐趣的一部分。
在节庆日，城里放了礼炮，回声传到森林中听起来很像气枪，有时也有一些军乐声从远处飘过来。我远在豆田之中，对我来说，听城里的大炮的声音好像马勃菌在爆裂；如果有一次我不知情的军队出动时，我就整天模模糊糊地感到地平线似乎麻痒的症状，仿佛快要出麻疹似的，也许是猩红热，也许是马蹄癌，直到后来又有一阵风吹过大地，吹上魏兰德大公路，给我带了“训练者”的消息。远远地传来一阵嗡嗡声，好像谁家的蜜蜂正飞出巢穴，因此邻人们依照维吉尔的办法，用一块薄薄的铃锤敲击声音最响的锅壶之属，努力将它们赶回蜂房去。等到那声音消失了，嗡嗡声停下来了，最善解人意的微风也不讲故事了，我知道人们已经把最后一只雄蜂也安然无恙的赶回米德尔塞克斯的蜂房了，现在他们头脑中考虑的是那些涂满蜂房的蜂蜜。
得知马萨诸塞州和我们祖国的自由是这样安全的受到保护，我感到自豪；当我重新再耕种的时候，我就充满了难以形容的自信，带着对未来的信心，继续愉快地从事我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