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铮60年代初到八道湾，常遇见的两位就是徐耀辰（祖正）和钱稻孙，张称其二位为知堂生死不渝的老友。关于钱稻孙，他留下如下记录：“钱稻孙，民初与鲁迅先生关系亦不浅。他与钱玄同为本家，曾为北平大学校长。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周与钱被邀参加，会前在休息室周仅与钱频频交谈，颇为与会者所瞩目。我在周家遇到钱先生时，知堂老人为我介绍说：是稻孙先生。钱蓄着山羊胡须，面貌红润。冬日外穿蓝色团花马褂，一如二三十年代的人物。周钱二位在日本文化界的名声亦颇大，1962年，早年曾游学北京大学的日本文化名人，着名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有诗怀旧曰：‘春明旧事尽推迁，梦到街西柳色妍。八道湾连臭皮巷，遗黎我欲问周钱。’臭皮巷后改名受璧巷，钱曾居。末句周钱正指周作人、钱稻孙也。这真是酬知无地，空悲途远，友谊之深，可以概见。而‘遗黎’二字，更恰合二位身份，可称奇句。”吉川幸次郎在1951年时在怀念与钱稻孙的交谊时曾无限伤感地说：“战争吹散了一切。C教授因为协助日本军政下的伪政府，而在战后被中国政府宣判为战争罪犯。他们一家到底怎样了，我一点消息也没有。”10年后，他仍然怀恋受壁胡同的时光，可惜受壁胡同的主人无法知道他的情谊，正在认认真真地完成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
6.酒和性情
1912年钱稻孙初到北京，随父亲钱恂到广和居，广和居的老伙计高声呼喊“钱少爷来了”。钱稻孙以为是在叫他，但实际上是在叫父亲钱恂，原来钱恂当年随钱振常居京时，就是广和居的常客。但钱稻孙很快熟悉了这一后来因鲁迅而被人记住的饭铺。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密密麻麻地与钱稻孙“同饮于广和居”的记录。如果说钱玄同在圈内是以谈兴好闻名，钱稻孙在圈内则是以酒兴好着称，当年教育部的同事，多曾充当过钱稻孙的酒友。到了清华以后，钱稻孙酒风不改。
1931年，浦江清在清华宴客，坐中有叶公超、俞平伯、朱自清等共9人，已是前辈的钱稻孙喝得略有醉意后，意兴风发，在众客人散尽后，与赵万里、浦江清彻夜卧谈，熄灯以后“继之以烛”。吉川幸次郞如此记忆着钱稻孙喝酒的细节。在其结束留学回国前夕，钱稻孙在家中设宴为其饯行。“C教授在酒量上也很有名，那晚，在喝了许多杯之后，他又说：‘拿大杯来！’佣人拿来杯子后，他说：不是这种，去拿更大的那种。结果，佣人拿上一种十分精致的大杯，我们俩又一起喝了不少绍兴酒。”喝酒与聊天是相随的，1949年以后除了周作人，钱稻孙已经没有了聊天的对象。那时除了严谨的工作以外，钱稻孙的开怀时刻也许就是同周作人聊天。从受壁胡同九号出门东行，在胡同东口外的报子胡同搭乘105路无轨电车，经过平安里和护国寺两站，就来到新街口的八道湾。“钱稻孙每次总是自带一小瓶酒，自斟自饮，边同难友海阔天空地神聊。周作人并不陪着老友饮酒，他操着浓重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聊得同样起劲。”
不过，好酒的钱稻孙性情并不激烈。和父亲钱恂与小叔钱玄同相比，钱稻孙的性情实际上是相对温和和理性的。钱稻孙初到清华不久，吴宓曾为一直让他苦恼的爱情问题向钱稻孙请教。于是就在日记中留下了一大段钱稻孙的意见。“与钱稻孙谈宓之悲苦心情。钱君以数事劝告宓实行。（一）勿徒为sentimental及sensitive（多愁善感及敏感的），而当为cynical及objective（嘲讽的及客观的）。（二）与无论何人交，友谊不可太深；太深则易争闹而自陷于悲苦。又帮助友人，只可为相当尽力，不可牺牲一已，以全力图之。（三）凡事不可钻入太深，办事、读书、用情均然。如已深，则急宜抽身钻出，犹可自救。（四）宜移家至清华，稍慰寂寞。
心一似颇贤，当可调和宓之性情云云。钱君所言，皆经验之谈。”这几条既是钱稻孙对吴宓的建议，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这其中颇有几分周作人“冲淡”的影子。客观的态度、对直接感情的克制，漫想起来，钱稻孙对日本文化的欣赏、对日本人和伪政权的顺从迎合，似乎多少都和这样的思想方法有些关系。
7.夫人与子女
吉川幸次郎与钱稻孙夫人包丰保虽说一共没见过几次面，但却有着极好的印象。在那次他临回国之前的饯行宴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包丰保。“C君在家中为我设宴送别，C夫人亲自下厨，座中，C夫人走上桌边，好像是有什么要事要告诉夫君，这才互相照了个面，作了介绍。一看就是南方人，肌肤细腻姣好，那年轻的样子，决不像生过10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包丰保到日本看留学的儿女们，吉川幸次郎又有这样的印象：“C夫人话很少，偶尔有的，只是对陪同者的我，还有对儿子的照拂、体贴。”吉川幸次郎的印象其实很是准确。在包丰保孙辈的记忆中，祖母或外祖母就是一位和顺的持家主妇的形象。不过如此温柔和顺的家庭主妇也曾扮演时代先锋的角色。
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中曾多次说到子女在日本的就学情况，曾经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到，“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女学生之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单士厘说这话时，钱家留学日本的当是儿子稻孙、穟孙、女婿董鸿祎以及儿媳包丰保。那么包丰保是留学日本的第一位女性吗？今天学界的一般看法均是否定的，但其中细节还需认真推敲。一般说法中有两位候选人排在包丰保之前：一是金雅妹，一是夏循兰。宁波的金雅妹幼时即孤，由传教士收养，1870年随传教士赴日本就学，后又从日本赴美国。从时间上金雅妹肯定要早于包丰保，但她的留学并不是有主动意识，只是跟随传教士行途上的一种随遇而安，与后来的留日热潮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夏循兰。认为夏循兰为近代留日女生第一人的，所依据的是《浙江潮》第三期所载的“浙江留日学生名册”，其中说其于1899年9岁到日本。不过也有反证。在单士厘《受兹室诗稿》中，有一首写于1901年的诗，是写她和丈夫钱恂和夏循兰及其父母游玩的，中有一句注“夏夫人携女循兰才九岁，在日本华族女学校”，则1901年时夏循兰方9岁，相较之下，《浙江潮》中的名册有错误的可能性更大。单士厘对于1870年到日本的金雅妹的前尘往事，可能很难知晓，但对夏循兰这个曾面遇的、丈夫同事的女儿留学事迹应当是熟悉的，若夏循兰果真早于包丰保，单士厘尚不至于自欺欺人地说自己的儿媳是留学日本第一人。
大体上来说，包丰保确实应当是近代最早的一批赴日留学的女性。包丰保到日本的时间，《家乘》与单士厘的游记中均未提及。在《浙江潮》的《浙江留日学生名册》上，包丰保到日本时间为1900年，所入学校为帝国妇人协会。而1903年-1904年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四、五次报告》中载包丰保到日本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所入学校为帝国妇人协会或帝国妇人协会实践女学校。帝国妇人协会下的实践女校为日本着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所创设，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其首次招收中国女学生是在1901年，当时最早赴日的女留学生多在此校。
从这两个稍有出入的材料看，包丰保可能在1900年即已赴日，1901年入下田歌子的实践女校学习，专门研究留日女性的周一川也持此观点。
在钱家众多文化名人的光影之下，性情和顺的包丰保并不显山露水。其实，即使从出身来看，包氏也是湖州名门，当年与钱家联姻也绝对算不上高攀。湖州包氏以书画名世。其祖父包虎臣，为晚清着名书画家。家多旧藏宋元名迹。篆隶宗邓石如，亦善治印，与篆刻家徐辛谷友善，兼善山水，世称胸有卷轴，笔无俗尘。
与俞樾交谊甚厚。俞氏有挽包虎臣联：“沪渎避烽烟，半夜怒涛还如昨；皖南传噩耗，卅年旧雨又亡君。”包丰保之兄包承善以篆、隶着称。俞樾对这位晚辈极欣赏，称其可与吴大澂相颉颃。另一位兄长包蝶衣也以画名，鲁迅日记中曾有求得其画的记录。包家的书画传统和钱稻孙早年治美术当有相得益彰之处。
在留存的诸多包丰保的照片当中，给人两点很深的印象：一是她的那种高雅又随和的气质，自在天成；二是她极显年轻。虽说她较钱稻孙还要年长，但很多照片中却感觉和她的自己的子女是同辈人，这肯定也不是照片形成的错觉所能解释的。1961年时，在四川的吴宓先赴广州、再赴北京拜访旧友。钱稻孙是他到北京后，除前妻和子侄辈外拜访到的第一个旧友。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乘车，至西四下，10－12访稻孙（七十五岁）并夫人（七十九岁，如三十许人），倾谈甚欢。承赠《万叶集》，借读译稿，款宓以酒肴饭及咖啡。”吴宓当年不止一次见过包丰保，也算得上熟悉，从抗战开始，经历过几十年的世事变迁，当年如吴宓这样的风流才子个个进入老境，使其不由得惊奇时间在包丰保面前是如何失效的。
和自己的婆婆相似的是，包丰保同样多寿，不同的是，与单士厘晚年孙曾绕膝相比，包丰保的老境显得格外凄惨。在吴宓的那次拜访后不久，包丰保即被查出患了肠癌，手术后常需丈夫钱稻孙服侍。1966年钱稻孙去世后，星散各地的子女自顾不暇，卧病在床的包丰保是靠偶尔一来的外孙女和邻居的照顾勉强渡过生命最后两年。由于大小便不能自理，又缺乏护理，包丰保得了极其严重的褥疮，去世时房间内臭不可闻，皮肤极度溃烂，已是一触即破。从北京城另一端赶来的外孙女是用床单将她裹下床的。
听着这样的故事，对照着家族照片上那位典雅的母亲，深深感到的是将美丽和从容撕毁的残酷。
包丰保前后共育过16个子女，堪称英雄母亲，除去小产、夭折和送人的，共有10个子女存世。吉川幸次郎说钱稻孙的十个子女全都到日本留学过，这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钱家10个子女中正式到日本留学过的只有5位。其他的虽说有的也曾在日本居留过，但未正式就学。这里以生年为序对稻孙子女情况作一简单介绍，从中可以对那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命运离合有个大致印象。
长女钱亚新，单士厘曾说自己的长孙女“四龄能背诵古诗十九首，读书过目咸解其义”。钱亚新后嫁常熟翁氏后代翁之龙，后因病于1927年同祖父钱恂同年去世。
长子钱端仁，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物理学，归国后在北大任教，1946年化名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革命，1949年以后，被派到四川大足，后任重庆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文革”中入狱。1992年随妻子移居日本。其妻增田时子，系岩波书店创立者岩波茂雄外甥女，据后代云，这一桩婚事也是钱稻孙早年和岩波亲密关系的一部分。
次子钱端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系毕业，抗战日期的《艺文杂志》、《东京留日同学会季刊》刊有不少其翻译的日本文学，尤其是国木田独步的作品。1949年后在新华社任英日文编审，在稻孙的10个子女中，算是唯一对稻孙学问有所继承的。
次女钱亚觉，曾随夫居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她的婚姻也属于家族内的再联姻。当初钱恂和玄同的姐姐嫁给浙江仁和的张济和，张济和子为张国华，即前文提到的张菊圃，张菊圃曾随钱恂在日本，是钱恂出使欧洲时的随员。归国后张国华任职广东。钱亚觉即嫁给了张国华之子张云史，张云史对词学多有研究，汪伪时期曾在浙江任县长。
三女钱亚澄，其夫即刘节。刘节原名翰香，字子植，1901年生于浙江永嘉，1977年逝于广州。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曾在南开大学、河南大学、北平图书馆任职，抗战开始后又曾在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成都金陵大学、重庆大学等任教，抗战胜利后一直任教广州中山大学，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是陈寅恪晚年身边的主要学生，“文革”中代陈寅恪挨批斗。
三子钱端义，早年在日本学习医学，曾在日本经营医院，1953年始回国，任天津工人医院外科主任，妻子小林敏子，婚后名钱敏子，随夫居中国20余年，也从事医务工作。1979年钱端义一支全家移居日本。
四子钱端智，原名亚狮，又名刘一鸣。1915年生于北平，1973年卒于云南。1933年参加由乔冠华为首组织的一批中学生到日本留学，学电气工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后在青岛联合准备银行工作至1945年，1946年大哥钱端仁建议去解放区，由刘仁介绍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1949年建国后，在北京中央财政部工作。1956年调到地质部门任某地质勘探队会计，辗转南北。於1973年11月在云南去世。其妻童巽昌，现名钱铭。生于天津，是天津中孚银行襄理（经理助理）童保之（其兄童寿之，是李鸿章的大管家）的长女。1939年于天津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唐山开滦高级护士学校，1943年毕业，由德国留学生周颂声、冯启亚夫妇介绍与钱端智结婚。后随夫到解放区，任保育院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育才小学任校医。后到地质队任医院院长。现离休在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