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先后附日的老一代文人中，数得着的，除了周作人就是钱稻孙了。1938年5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请缘鸣鼓而攻之，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这是针对周作人和钱稻孙参加了1938年2月9日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的声讨。钱稻孙小周作人两岁，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学术名声均在周作人之后，不过北平沦陷后落水的速度却较周作人要提前不少。周作人多少有些瞻前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稻孙的清华同事金岳霖作自我检查，为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举出钱稻孙作为反例：“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以前，我有一次碰到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
不管金岳霖本人那时的态度是否和后来记忆得一样旗帜鲜明，但钱稻孙当初对抗日持完全的悲观态度却是肯定的。北平沦陷前后，钱稻孙曾是吴宓的重要信息来源，吴曾屡次到钱稻孙处打探消息。1937年9月2日，吴宓乘电车到西四牌楼，“访钱稻孙君于受壁胡同九号本宅。知清华已改设校产保管委员会，预备交代（且将驻兵），并已通告教授等，自九月份起，不发薪金云云。稻公深知日本内部之盛强，中国之疏懈，故夙主和而非战，对前途极悲观。”毫无疑问，随后走上附日道路，对抗日前途如此悲观的认识是基础。据钱稻孙现唯一在世的子女钱亚满回忆，沦陷后也曾有举家南迁的打算，因奶奶年事高，无论如何不走。父亲是大孝子，只好留下，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必须出去做事。当时附日者肯定都有类似的身外事的纠葛，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当事者自身的意志和思想。
直接促成钱稻孙落水的人物是汤尔和。汤尔和与钱稻孙同为浙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钱稻孙可能在日期间就与汤氏熟悉，1903年汤尔和曾是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而钱稻孙和夫人包丰保对拒俄事件都有所参与。1912年钱稻孙从杭州北上任职教育部，汤尔和则从杭州北上任职民政部，并随即筹办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钱稻孙后来曾在汤氏执掌的这一学校长期兼课。鲁迅1918年7月30日的日记曾载：“汤尔和赠《蝎尾毒腺之组织的研究报告》一册，稻孙持来。”可以看出钱稻孙与汤尔和的关系较一般的泛泛之交要更进一步。1922年汤尔和任教育部次长，随后又任教育部长，成为钱稻孙的顶头上司，两人有了直接的工作联系。实际上，汤尔和在整个民国时代的北平学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至1938年，汤尔和的影响力也使钱稻孙改变了人生。当汤尔和将以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兼刚恢复起来的伪北大总监督时，即邀钱稻孙担任了伪北大的秘书长。1939年1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恢复“北京大学”，设立总监督办处，以汤尔和为总监督。钱稻孙的秘书长职务也随即走马上任。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北京大学”不再设总监督，而改设校长。钱稻孙成为伪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在周作人的相关记录中留下了不少钱稻孙在此前后的活动。
如1938年4月29日，尤炳圻到周府拜访，乃是“承钱稻孙命邀周作人去北京师院教课”，被周作人辞却。可见在成为伪北大秘书长之前，钱稻孙已经开始为日伪当局的教育方面事务在奔走。
1939年1月2日，周作人被刺次日，钱稻孙登门拜访，传达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的劝其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的意见。1月7日，周作人往访钱稻孙，表示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长职。接受伪北大的图书馆长职位是周作人附日的关键一步，而这其中沟通的渠道即是钱稻孙。周作人附逆过程中初期的多数与日伪政权和日本方面的往还、宴请场合均有钱稻孙在场。在此前后两人有相当多的合作，在恢复伪北京大学过程中的系科设置、人员聘任等问题上，到八道湾和周作人商量是钱稻孙的常做的功课。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后，二人合作的层次更丰富了。1941年钱稻孙和周作人一起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次日本之行，二人参加了汤尔和在日本的追悼会，并一同前往汤岛第一军医院、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参拜了供奉孔子的汤岛圣堂。
钱稻孙在任伪职期间的表现对于他的职位来说，可谓中规中矩。对于伪北大的系科设置、课程设置、人员聘任、图书资料等方面花了不少精力。对于日本人的要求尽量照办，对于中国人的利益尽量争取。比如：按日本人的要求使日文和伦理学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查禁抗日及共产党类书刊、配合日本人出席各种集会、讲话等等。同时，对一些可能争取的方面也尽量争取。比如伪北京大学恢复之初，日本方面只赞成开办理工农医，担心文法等科有危险思想，经中方争取最终开成了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
伪北大的一个特点是将战前的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私立朝阳大学等的校舍、图书、师资等资源集聚利用，这使得1945年光复以后，在图书等硬件方面反倒较战前为多。此外，据钱亚满回忆，在保护故宫文物上钱稻孙也做出了很大努力。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钱稻孙以伪职身份的公开讲话，如《晨报》1942年6月1日的《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中和月刊》1942年第8期的《在学园门口的临别赠言》，虽然也有个人的教育、为人处世心得，但在总体上还是在重复当时日伪的宣传口径。“我们的使命说来，便是为大东亚的树立去尽心贡献，也就是为全人类去谋得永久的和平幸福。”1944年新年，钱稻孙在他主持的《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的卷头言里说：“今后的编辑方针，仍是报报会况、谈谈学问，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而已。”但在这样的低调的说法之后，仍然有“今年是决战年，大东亚的建设完成，尤为逼在眼前的要求，我们都莫要小看了自己”，这样替日本人进行宣传动员的声音。
不过，在另一些场合，则可以看到在日伪宣传的合唱中，日本人、伪政权及附逆的知识分子之间心思的差别，这在钱稻孙出席的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可见到些端倪。1942年11月，钱稻孙率中华民国（汪伪）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了第一次大东亚文学大会。在11月5日的正式大会上，钱稻孙发言认为：“东亚文明精神，中日印可谓鼎足而三，即中国之四海兄弟、日本之八纮一宇、印度之一莲托生……吾人基于四海兄弟为一家之本义、东亚各国均应相亲相敬相尊……”钱稻孙这样的“发明”包含着其本人“创见”，在前述的本年给北大毕业生的演讲中就曾表达过。不过在陈义甚高之后，他的一些观点可能并不会让日本主办者们悦颜，“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的立场并且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情感来聚会，即我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你们的国民，你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我们的国民，并且在考虑问题时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有真正的同情并因此而达到感情融洽吗？当前，这似乎是对某种优越感的一种强烈警告。”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钱稻孙没参加，第三次于1944年11月在南京举行，钱稻孙与陶晶孙分别是正副议长。大会开之前的一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的消息传来，日本的侵略战争此时已成强弩之末，这使此次大会几乎完全是走过场。日方为此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协力战争、驱逐英美，而钱稻孙等中方代表提的议案尽是如“请政府规定老年作家年金案”、“保障作家生活案”等。这使日方感慨，中方代表发言“没有一个顺应日本国策的”，由于中国作家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日本作家只好说：“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从这些细节看，当年片冈铁兵所要扫荡的反动老作家，周作人只是一个缩影，背后实际上包含着钱稻孙等当年对日本人有所附和，又和日本人的要求有差异的老一辈文人的声音与状态。
1944年，北大文学院发生了学生王善举打日本教授今西春秋的事件，日方提出要整顿学风，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自兼北大校长，钱稻孙的伪北大校长生涯结束，调任文学院长。
文人落水，于个人可能是惊心动魄，其中污点一生难以洗刷，而在纵横捭阖的政坛上实不过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周作人如此，钱稻孙自然不会比周作人高明。1945年，终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钱稻孙以汉奸罪被捕入狱，部分财产被抄没。
1942年正在香港的陈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到，“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此页旁边空白处有收信人傅斯年的批语“所谓伪‘北京大学’事，系钱逆稻孙所为，钱曾受寅恪推荐，彼此次乃以欲拖之下水以报德……”傅斯年的咬牙切齿，可以和他在光复后就任新的北大校长时对惩处汉奸的决绝态度中再次得到证明。虽说傅斯年的“汉贼不两立”的态度，在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看来，是过于不近人情。我们今天看也曾在伪北大任职过的容庚当年所上的万言辩护书时，仍不免会有几分设身处地的同情。对于“善恶忠奸”这样的大问题，历史固然是不能做到永远公正的，但却常常是无情的。同样当初对抗日持悲观态度，陈寅恪的选择对钱稻孙来说，也是一面镜子。
5.有限夕阳
1966年，红八月，卫生部的红卫兵在肆意将军用皮带的印迹留在钱稻孙，这个近八旬的老人身上后，抄走了满满两个房间的藏书，其中一部分即为泉寿东文书藏剩余，这一书藏为钱氏毕生所积，背后有日本岩波书店支持，号称国内私人东文藏书最富。钱稻孙入狱后，书藏散失了部分。至此，这一书藏彻底消失。同时抄走的还有钱稻孙的祖父钱振常、父亲钱恂所遗留的大量藏书。这些藏书的消失，标志着家族文脉的完全斩断。而钱稻孙本人晚年曾孜孜以求的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的大量手稿也同归于尽。钱稻孙的精神世界消失后，肉体也随之消失，而且是踏踏实实地人死迹灭，当时剃着阴阳头、缩着脑袋做人的钱稻孙后人，没有心思，也没人敢保留其骨灰，于是将其直接肥田了。更可一说的是，今天所存的钱氏家乘，可以使钱稻孙几代以上的祖先生卒年月甚至时辰历历在目，反而最近者，钱稻孙到底于1966年哪一天去世，却永远没有答案了，后人只记得是夏秋之间。
周作人在《亦报》的随笔当中有一篇《老朋友的话》，开头道：“前天有一个老朋友来访，他是我更老的朋友的侄儿，他们都是属猪的，那老叔可惜早归道山，他也已须眉皓然了。”通篇没说这个老朋友是谁，但明显看出老朋友就是钱稻孙，老叔即钱玄同。实际上钱稻孙的晚年也和周作人大同小异，是周氏晚年的另一个版本。
相对于1966年的疾风暴雨来说，此前的十七年钱稻孙的生活已经可以算是很平静的了。虽说此前的污点使他在多数公开场合都是底气不足，但至少比戴着汉奸的帽子呆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要好得多。50年代初，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钱稻孙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教医学。在走过了花甲之年以后，钱稻孙重操旧业，似乎人生已开始又一个轮回。不过托院系调整之幸，1952年他即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1956年退休，1958年起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译。此段钱稻孙的翻译生活因文洁若的《我所知道的钱稻孙》而成为今日钱稻孙的观众最为熟悉的一段经历。在1949年以后，虽说在工作上与周作人的联系不似当年日据时期那样紧密，但英雄末路，同处在被另眼看待的境遇中，二人的精神似乎更易沟通。而在外界眼中，他们都是政权需要另外对待的一拨人。不过，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钱稻孙在1949年以后也不乏小阳春。
1956年钱稻孙和周作人在戴上汉奸帽子之后找到了少有的被尊重的感觉。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一些入另册的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先是8月20日，钱稻孙和周作人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9月下旬又由全国文联出面，安排钱稻孙与周作人、王古鲁去西安参观旅行，9月23日出发，24日到西安，受到了地方优厚的欢迎和接待，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工农业发展。直至10月10日晚启程返京。
此行三人身心大快。为表示感谢，三人请陪同者佟韦在莫斯科餐厅小聚，并交了一份思想总结。文联看过小结后，于17日在全聚德宴请三人，阿英出席。并邀三人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
后来周、钱、王还一同参观了官厅水库。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在政协礼堂召开，周恩来出席，钱稻孙和周作人在二楼一排就座。可惜和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发生的一样，这样的气候稍纵即逝，没能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对钱稻孙来说已是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