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罗马俱乐部报告之二。作者通过对大量资料、数据广采博引，系统深入地分析了世界经济、政治、地理、人口、能源、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借助于不同世界发展模式的计算机分析，既定性，又定量地描绘了2025年之前人类发展的前景。对若干世界发展方案的分析研究是作者在该书提出的建议和得出的结论。制订这些方案时使用了包括世界各地区的多层次计算机规划模型，它与以往的模型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它深深植根于过去，并将流行于未来；该模型将世界作为一个系统加以描述，研究各组成部份的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等性质；模型以对相关学科最新成果的理解为建模基础；在涉及人类的行为因素时，模型也可以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
该书作者着重指出了人类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原料、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人类社会应当从当前追求盲目的经济增长转向追求有序增长，以避免人类的自我毁灭。作者在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及由于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日渐加深的两极分化而产生的严重政治问题。但是作者也承认，没有什么比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的军事集团之间爆发的核子战争更能彻底地摧毁人类了。此外，在维系军事力量均势的口号下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将破坏其它领域同样脆弱的世界均势，从而削弱世界的稳定性。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交锋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许多新问题主要是一些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十分先进的毁灭性技术。因此，人们必须找到一条制止当前军备竞赛的途径，消除高悬在全体人类头顶上的死神之剑。
世界是否在转变呢？作者对此表示肯定，并说，人类社会将在从现在的无差异和不平衡增长向有组织增长的转变中得到新生。世界的这种转变将给人类带来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的开始。事实上，人类已经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各种危机将迫使人们做出抉择，这些危机包括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些危机将检验人类的能力，成为促进人类转变战略的催化剂；人类将因祸得福，为克服这些困难，人类必将在所面临的新老两条发展道路中做出必要的抉择。
作者承认，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很深，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人类逐渐成为统治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人类活动而使有些种类的生物数量减少，有的物种甚至灭绝了，从而使自然界中生物物种总数减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生存的物种将越来越少。
作者说，今天，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清楚地认识到，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都离不开全球的生态系统平衡；如果地球上的生物物种减少过多，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如果地球的生态系统发生哪怕是暂时性的崩溃，对人类的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对拥有高度技术的人类来说，来自大自然的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是地震、台风、飓风等这些破坏性巨大的灾害，而是由多种生物连结而成的脆弱的生命的网，这张网是人类无法摆脱的。
作者告诫人们，当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的时候，也就干预了自然选择的过程。这种干预的后果，人们事先并不知道。人们为了追求短期的收益而把大批新的化学物质引进生态系统，这些化学物质并没有经过充分检验，它们可能带来严重而广泛的生态影响，这可能给无数的生物造成损害，并最终损害人类自身。人类正在以社会进步的名义，为了生活舒适的眼前目的而损害将来的利益，人类可能因此而使自身的质量退化。作者的讨论涉及到世界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是工业化地区和正在发展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差距。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以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各种差距的扩大和缩小为标记。如果一个社会要保持其完整性，这些差距便不应长期存在，因为要么它们迟早基本上消失，要么离心力使社会组织解体。
挽救危机是需要代价的。作者的分析表明了对日益严峻的危机的持续性采取必要措施所需付出的代价。然而，令人忧虑的不只这些，付出的代价也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能否走上有组织发展之路关系到人类的存亡，迟迟不承认这一点是极其危险的。作者认为，人口增长的危机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要保持人的价值观，人类就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只要人类还想继续生存，他就必须意识到下一代的存在并乐意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为后代谋福利。如果每一代人只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人类必将毁灭。
第二，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协调而不是征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实际运用那些在理论上被接受的观点，即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稀缺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利用物质资源的新型道德观，并据此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一种资源耗费最少，产品周期最长的新技术，而不是建立在产出最大化基础上的技术。人们应该节约，而不是为奢侈浪费感到自豪。
第四，每个人必须树立全球观念，认识到他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对一个德国公民来说，应将赤道非洲的饥荒视作和巴伐利亚的饥荒问题一样可怕、一样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人类合作及生存的基本单位已从国家民族这一层次上升到全球水平。
怎样维持世界和平呢？作者认为，维系世界和平需要一些确定的前提，必须消除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因素。对人类和平的威胁，不仅来自核战争，而且来自其它世界范围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增加速度快得惊人，罗马俱乐部称这种情况为“人类危机综合症”。事实上，作者认为，即使没有一场世界核大战，如果不能找到解决这种危机综合症的途径，人类的生存依然要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报告中，他们集中研究那些有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寻找保持人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发展的必要的转变。
资源分配冲突的解决要依赖于解决冲突的机制，而机制依赖于局势的严重程度及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混乱程度。确实，如果不用全球眼光来综合考察世界系统从个人价值观到生态和矿产资源的各个层次，便不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如果人类要走上有组织发展的道路，如果人类要避免在演变过程中的极度痛苦，包括地区性灾难在内的各种程度的冲突都必须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解决。
作者通过计算机分析指出：对所有国家而言，全球性的合作比相互冲突更有利。但是没有哪一台计算机能预见人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智来遵循这一道路。不过计算机给有理智的人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一个新世界系统的出现是一种必要，而不是一种偏爱。并且这一系统必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合作不再是一个表明某种合乎道德却不可捉摸的行为模式的课堂用语，合作是科学上有根据，政治上可行，并是世界系统有组织增长必不可少的行为模式。合作要求各国人民面对一个不易接受的事实。合作，按定义意味着相互依存。国家和地区间相互依存性的提高也就是独立性的降低。如果各国不放弃一些独立性，或至少承认对其独立有所限制，他们是不能相互依存的。
作者宣称：我们倡导的社会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需要有新型的教育来配合。这种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而不是面向20或19世纪。作者的报告表明了教育变革是避免重大地区性及全球性灾难的唯一理想的可行途径。作者预言，建立全球系统已刻不容缓。否则我们人类面临的将是分裂和冲突，仇恨和毁灭。
报告试图将研究结论与一般公众见面，这种研究方式的科学基础早在许多年前就已奠定，作者们决定对全球性问题进行分析，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多样性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并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处理这些问题。以此为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全球规划的工具，帮助他们有预见性地对当前及长远的危机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不是以短期的实用主义态度对问题作出被动的反应。
精彩语录
1、对所有国家而言，全球性的合作比相互倾轧更有利。
2、在寻求和平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帮助世界系统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走上有组织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比这一任务更为紧迫。
3、人类不能守株待兔似地等待变化。相反，人类必须及时促成必要的适度的变革以避免外因推动的难以忍受的巨变。只有在全球真诚合作的基础上，变革的战略才能形成。全球合作必须以长期有组织发展的蓝图为指导，并采取各地区间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形式。
4、当你考虑基础教育问题时，21世纪就不那么遥远了。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人类的经验。
5、我们倡导的社会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需要有新型的教育来配合，这种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而不是面向20或19世纪，现在进行必要的变革并不晚。
《细胞生命的礼赞》
作者：刘易斯·托马斯（美）
成书时间：1974年
推荐版本：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简介】
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1913-），美国科学院院士。1913年托马斯生于美国纽约，后来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读至博士学位。历任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研究院）院长。
刘易斯·托马斯对整个生物学界都做了广泛的涉猎和关注。他以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把握了生命形式共同的存在特点。他指出，任何生物都是由复杂程度不同的较低级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论为我们指示了理解物种多样性的新的途径。由此，托马斯超越了19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生物学界、思想界和人类社会以深刻影响的达尔文进化论。
《细胞生命的礼赞》这本书是关于生命、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思考。自1974年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巨大反响，一举获得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由多家出版社再版了20多次，至今畅行不衰。托马斯的主要著作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等。
【内容提要】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些论文的结集。整本书都是对于生命的赞歌，赞颂地球生命的坚韧，赞颂万物的生机，庆幸人的存在的幸运，感谢人体自我平衡、自我调节的功能。
在书中，作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就像一个组织内结合松散的一些细胞，例如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结成团体成群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致志地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己的永久性。
在人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人们共同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不过，只要愿意，人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并不像黄蜂那样，被基因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如果一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人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编码了详细的指令。
作者认为，人们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归为社会性的好。这不过是说，如果有人授，从智力方面说，人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干着某种毫无特色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人们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因为人类这一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那将是残酷、危险的事。
然而，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语言似乎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人标记为人，把人类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像鸟作窝、蜂筑巢一样，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人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自动的。没有它，人就不成其为人；若与之分离，人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像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作者说，“语言处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核心，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人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样，那么，至少我（或者我应该说至少我们？——原注）是不会介意的。”
作者在书中提出，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赋。这一定意味着，人类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像，在人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于人们的大脑，像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像鸟类有羽毛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预先编码的。由于人们认识的属于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在听着音乐，好像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神贯注，好像在读着什么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