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中，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这个厂挡车组贫困户张淑珍家一个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精打细算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文革”结束后，万里来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1978年3月，万里到安徽定远县考察，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目睹了万里和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之间的一段对话。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解开破棉袄，拍着肚子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又拍拍肚子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
后来，万里感慨地说，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就在人们还在为春耕辩论走什么道路，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国家的活力在一天天丧失，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10年“文革”的浩劫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边缘。
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457亿元人民币，与当时的日本相当；到197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日本的30%，只相当于美国的1/10。而就在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个时候抓住机遇，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指出：由于建国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加上宣传思想工作当中的某些偏差，到“文革”前人们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禁锢和个人崇拜。当时8亿人的思想，集中到一个脑袋上了，很多人就不思想了，认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样，一定是我不对，这些都放大了“文革”的悲剧。“文革”以极端的形式放大了我们体制中的弊病，这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起点。
刚刚告别“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步履蹒跚。不过，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是“形势一片大好”，“祖国大地到处莺歌燕舞”。普通人对于整个国家的状况和抽象的经济数据也许难以理解，但是对于生活的冷暖艰辛却有着切身的体会，知道一个月能吃到几斤肉、几两油，能拿到多少工资。
“文革”的动乱结束了，人们渴望告别过去，渴望摆脱现实的窘迫和困境，但是历史的巨轮在惯性的驱使下，仍然在旧轨道上运行。谁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发展的新路？
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新时代还远远没有降临。这一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下台而发生多大变化。正在穿越历史三峡的中国航船，需要更多的历史合力才能冲出旧时代的浅滩。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历史有时充满了魔幻色彩。
站在1976年10月这个历史转折的大幕刚刚开启的时间节点上，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中国社会还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着。对于一个思想已经被禁锢了10年的民族来说，要打破思想禁锢的坚冰，开辟新航道是难之又难的。人们渴望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也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一位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第二监狱的年轻人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申诉书。这位年轻人叫庄辛辛。1976年4月8日，他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人民日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和天安门运动。
很快，这封信被“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当做反革命信件转交公安部门查办。面对“专政机关”，庄辛辛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讯问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个“大案”很快就水落石出了。据当事人回忆，预审员在向上级汇报了庄辛辛的“案情”以后，轻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庄辛辛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在“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星期，庄辛辛被以“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和党中央”、“攻击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被送到广东韶关第二监狱之前，为了体现“群众专政”的威力，庄辛辛被拉回他所在的广州半导体材料厂批斗，以大长“无产阶级之气”。庄辛辛的工友王建兴至今还记得那场批斗会。他回忆说，对那场批斗会，工人们都“表现得很冷漠”，庄辛辛胸前挂了一块巨大的牌子，有人怕牌子上的铁丝勒伤庄辛辛的脖子，就悄悄地把他的衣领叠起来垫在铁丝下面。
庄辛辛被判入狱后，他的同学和朋友们带着苹果和炼乳，来到他家，要求一起去探监；工友们送来毛巾、肥皂等，要求捎给庄辛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人心尽失，其结局可以想见。
当狱中的庄辛辛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觉得自己有希望平反，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写了一封申诉信。他对自己的出狱没有丝毫怀疑，一次次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和书籍，连监狱管理人员也作好了欢送庄辛辛出狱的准备。
但是，庄辛辛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维持原判，并批复“绝对不许翻案”，他和当时千百万受冤屈的人们一样，只得在牢房里继续等待命运的转机。
当时负责处理庄辛辛案平反工作的原广东省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后来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1976年判庄辛辛是反革命分子的根据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台的《公安六条》。“文革”结束后，《公安六条》被证明是错误的，给庄辛辛判刑的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
但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无论是“文革”还是《公安六条》，都还没有被否定。
和庄辛辛一样，许多在“文革”中受到伤害和冤屈的人都急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他们带着希望到处上访、申诉。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头上的云雾还没有散去，前途仍然一片黯淡。与庄辛辛一样，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只能在失望中继续等待。
在现实和历史的惯性驱动下，揭批“四人帮”运动也是以人们熟悉的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的，成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无限上纲，一时间全国数以十万计的人受到清查，一些人被逼自杀。有人甚至提出，要把批判“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这些现象提醒人们，“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条主线。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宣布：“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向前涌动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虽然历史的车轮还在原地打转，但是人们已经发现了新时代的气息。1976年12月11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几乎被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扼杀的革命话剧《万水千山》，最近在首都再次公演。1977年元旦，曾被“四人帮”长期封杀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剧《白毛女》，以及《洪湖赤卫队》等6部影片，重新与人们见面。
“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对“文革”时期政治宣传套路十分熟悉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社论在一开始就号召人们认真学习刚刚发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告诉人们：“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1977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然后，社论指出：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
在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论述，告诉人们如何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完成“1977年的各项战斗任务”之后，社论号召人们：“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社论的中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抓纲治国》。文章说：
“抓纲治国，就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只有把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各项工作搞好。
“……
“‘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他们那条极右路线批深批透，把他们搞乱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个地端正过来，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最后，文章号召人们：
“纲举目张。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就一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在普通人看来，《学好文件抓住纲》与“文革”期间的口号没有什么区别。对这篇社论，人们没有太多的关注，也没有投入太多的热情。
但是，“两个凡是”一出台，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1977年2月7日，奉命登“两个凡是”的社论，我很不赞成。耿飚看了《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做，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1998年，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华国锋当主席，他们决定了要我登报。我一看，就觉得不合适，我就不赞成。但是从组织上来说，我得执行，所以我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实际上，揭批“四人帮”的所谓“极右路线”与实际情况无疑是南辕北辙，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然要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作出的指示”，在揭批“四人帮”时就只好说“四人帮”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揭批”根本不可能“把他们搞乱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个地端正过来”。
就在“两个凡是”出台前后，人们发现，揭批“四人帮”开始受到限制。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组织文章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的观点，但却遭到制止，因为“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同时，平反冤假错案也开始受到限制。“两个凡是”开始形成新的思想禁锢，人们在长期动乱后迫切要求澄清是非的愿望迟迟得不到满足。徘徊的中国，仍然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
在197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这个时候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但是生活已经在悄悄地解冻。1977年1月8日，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一天，人们在天安门观礼台前看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人们还记得，就在大半年前，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也在这里发生—这成为邓小平被打倒的借口。如今，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成为民众的呼声。
这一年年初，一大批被长期禁演的老电影、歌舞剧等艺术作品开始相继解禁。1977年2月18日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将近700件国画、油画、雕塑等美术作品走进公众的视线。
就在《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后不久，南京召开了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座谈会，当时还是南京大学教师的胡福明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胡福明说，教育质量下降了，教学被破坏，科研无法进行。但是，一位领导对胡福明说，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2008年，胡福明对来访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韩福东说：
“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
拨乱反正降温了，批判“四人帮”更难了。作为大学哲学教师的胡福明很清楚“文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他开始陷入苦思，想写一篇文章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这个时候，关注这些问题的并非胡福明一个人。思想的力量犹如地火，正在聚集，蓄势待发。
邓小平复出
“两个凡是”使邓小平的复出变得更加困难。本来，“四人帮”被粉碎后，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邓小平的复出。
1977年3月10～22日，中共中央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充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3月13日，党内元老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
“我认为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着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于能否把全党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意义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