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上海的许多剧场都贴有这样一张海报：
一部话剧，可以引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一部话剧，可以驱使全国2700多个剧团同时上演；一部话剧，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一部话剧，可以吸引数千万人踊跃观看……
有这样的话剧吗？
有！这就是30年前轰动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
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中，《于无声处》被看做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1978年9月，这部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由业余话剧队表演的《于无声处》第一次演出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此剧奇迹般的在全国广为流传，有2700多个剧团同时排演该剧，数千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部话剧。
在“文革”过后的阴霾中，剧中“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呐喊似惊雷乍响，表达出人民群众正义的呼声，宣泄出压抑多年的全民情感，不经意间直接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转折进程。当年《文汇报》全文发表剧本时在按语中说，《于无声处》“说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感情”。1978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其标题就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
这部被看做“新时期话剧发轫之作”的《于无声处》即使在今天看来，它所闪现的人性光芒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于无声处》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人们捍卫哭泣的权利以及评价英雄的权利。
那么，这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呢？
粉碎“四人帮”：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2008年8月20日，这一天北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尾声，中国位居本届奥运会金牌榜首位已经没有悬念。正当中国总共能拿多少枚金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时，新华社的一则不足百字的消息也在这一天进入人们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今天很多80后的年轻人听到这个名字也许会备感陌生。然而回溯改革开放的原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揭开这个时代序幕的历史正剧中，这位当年55岁、操着一口山西方言的老人却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离我们最近的百年历史中，很少有哪个时代是在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喜悦中开始的。以至于我们后来讲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总是习惯于从1976年10月21日那个整个民族都为之震撼的历史场面开始。那一天，首都150万人走上街头。在游行队伍中，人们载歌载舞，尽情释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兴奋。就在这一年的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将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几天后，这个消息传到了全国，整个中国为之沸腾。
10月21日后，一连几天，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各种游行集会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哪一次游行像1976年10月21日的游行那样，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
在上海游行的队伍中，一名叫宗福先的青年工人被眼前兴高采烈的人群打动，他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回家后，29岁的宗福先依然心境难平，正在参加业余写作培训班的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话剧。两年后，这部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表演的《于无声处》第一次演出，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场观众持续不断地鼓掌，迟迟不肯离去。
时隔30年，已届花甲之年的宗福先回忆起来，依然心生感慨。当媒体问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他会成为最早呐喊的那个人时，宗福先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说：“这或许是一种偶然。许多偶然叠在一块儿，成就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的戏没有那么好。第一，从艺术质量上没有那么高；第二，它也没那么大的作用。造成那么大的轰动，是历史使然，就是中国历史走到那一步，就要有这么个事件发生，要有个戏点这么一炮。正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出来，就轮到我们，或者说我们中了头彩。”
这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郭沫若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随即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迅速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10年“文革”走进了历史，一个大动乱的年代结束了。这一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举国上下的狂欢，似乎在几天后的10月24日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下午3点，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圣歌般的乐曲声中，身穿军装的华国锋和叶剑英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面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军民，一个领袖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向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经做的那样。然而对于突然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华国锋来说，如此盛大的集会来得太突然了。他习惯性地双手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
华国锋作揖的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情急之下，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只好跑到华国锋面前小声说：“华主席，您挥挥手，向群众致意。”华国锋明白了摄影师的意图，立即挥手向广场上的群众致意，杜修贤迅速地抓住了这个瞬间。这张面带微笑、高高挥起右手的照片就像1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照片一样，成为华国锋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
这张照片也给了诗人贺敬之灵感，这一年，他创作了长诗《中国的十月》：
一九七六年，伟大进军的十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这一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4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4月30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
“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从这一天起，黑体印刷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就出现在全国报纸上。华国锋的标准像开始和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他的宣传画醒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上面写着毛泽东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名叫《交城山》的歌曲像《东方红》一样，开始在全国流行：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文章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从此以后，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要求人们：
“我们要响应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虽然“四人帮”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整个社会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转。
春耕前的大辩论
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在全国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词作家韩伟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单位食堂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还预备了酒。平时不喝酒的韩伟兴之所致，那天也举起了酒杯。在20世纪70年代参加过多次政治性游行的韩伟后来回忆说，因为当时心里确实很高兴，就在喝酒的时候即兴吟了几句诗。没想到大家听了后说，这诗写得好，应该编成歌词。
在历史长河掉头的瞬间，人们的激情点燃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韩伟随后把整理好的歌词寄给了他的老搭档施光南，请他谱曲。一首名叫《祝酒歌》的歌曲就在一个欢庆之夜问世了。
后来，《祝酒歌》在很短的时间内流行开来，被人们广为传唱。在当时，大概没有哪一首歌比《祝酒歌》更能唱出人们的心声了。
《祝酒歌》最后几句最能引起人们共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正是对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渴望，使这首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最流行的歌曲。
这时的中国刚刚告别“文革”时代，人们带着对新生活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唱出了这首歌。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一年多以前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这让在“文革”中久经磨难的人们激动不已。这种激动，今天的人们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了。
不经意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成为一个响亮的时代音符，久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
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四个现代化，最早是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的。在毛泽东书房里，有一本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开始了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后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被整理成一份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在这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中，有一段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没有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带着对国家前途深深的忧虑与不安告别了他开创的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伟业，只能由后来者去完成了。
党史专家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带领中国人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希冀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但是，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人都难以摆脱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就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原本与西方世界开始缩小的差距又被重新拉大。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为主导人们一切行动的圭臬，至于是不是“一抓就灵”，在当时是没有人敢问一问的。
1968年，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在这一年春耕前爆发了一场“大辩论”。
1964年春耕时，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到了1968年春开犁种地的时候，这个“经验”要不要继续推行就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产生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中，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推行过去的做法，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这样可以提高积极性，有奖有罚，责任清楚，干活起劲，进度快。另一种意见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老贫农王连山在辩论中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公’上使，干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私’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经过“辩论”，人们认为，要不要实行“小包工”，是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向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走向邪路。“小包工”是中国赫鲁晓夫式的活命哲学，是毒害贫下中农的“砒霜”。只有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能种好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是种不好地的。要经常斗私，经常批修，千忙万忙不转向，红心永向毛主席，打好革命、生产两大仗。
后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这场“辩论”，题目是：《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在《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里，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姓资姓社”成为人们一切行动前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为革命种田”的结果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30公斤，比1956年多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导一切的年代，贫困无处不在，农村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志愿军的史成德一家10口人，只有3只碗，还是破的。1979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记者到西部农村调查。调查发现，1978年西部农村全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山西吕梁地区，为人均70元；最低的是宁夏固原和定西，只有36.8元。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高华有一天在南京大学校园看到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直到今天高华还记得，这群农民中男女老少都有，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来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有66.95%的人平均收入在20～25元之间，18.84%的人平均收入在15～20元之间，8.11%的人平均收入在13～15元之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上的只有几户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