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来说，“革命样板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对三十多岁特别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恐怕谁都能哼几句“样板戏”。可以说，唱“样板戏”已成为几代人人生历程上一段生命的记忆：欢乐的、痛苦的、无知的、无奈的……
“革命样板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可能见于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该文提到的最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在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所载署名初澜（“文革”时期文化部大批判写作班子所用笔名）的文章《京剧革命十年》中又列了如下作品名字：钢琴伴奏《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和革命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可以说，在文学艺术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唱“样板戏”成为七八亿中国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文艺生活。
其实，说起“革命样板戏”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60年代甚至40年代延安时期的戏剧改革。如果将其内在的艺术思维方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革命样板戏”的思维模式与20年代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思维模式是极为相似的。而实际的大规模的戏剧改革运动，则开始于1958年。戏剧革命，或者说以革命的姿态将革命的现代京剧制作付诸于实践，应该是60年代初。1963年，江青以特殊的身份，要文化部、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改编排演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部分剧目演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这次观摩演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海港》等均已出现。在这次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江青谈了关于现代京剧改革的意见，1967年第6期《红旗》杂志以《谈京剧革命》为题公开发表。至此，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纵下，一场“革命样板戏”制作与演唱运动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其间，为了把“革命样板戏”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从中央到地方培育“样板团”，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四团、上海京剧团、上海芭蕾舞团等；组织“样板团”到各地巡回演出，甚至将“革命样板戏”送到了工厂车间、农村地头。同时，组织各地剧团到北京学习“革命样板戏”，并将“样板戏”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放映，以做到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与此相配套，大量出版有关“样板戏”的书刊等。至此，“革命样板戏”的权威性和惟一性地位，便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特别是对“样板戏”进行革命化、政治化、绝对化、概念化的宣教与阐释，将其推上了革命的圣坛，任何人都不敢在“样板戏”这个问题上说一个不字，否则，就以反革命论处。可以说，以文艺的形式，享受如此的超常待遇，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时过境迁，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初，“样板戏”的声誉一落千丈，一片批判的声音，不论是谁，只要一说“样板戏”的好话，立即就会招来一片骂声。就是当年以演“样板戏”成为人们心目中偶像的浩亮、杨春霞等人物，也要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随着对江青等在政治上的否定，“样板戏”也因此被否定掉了。但是，历史往往是迂回发展和前进的。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后，人们对“样板戏”进行重新审视，甚至提出重新构造“经典”的呼唤。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已不是以彻底的否定态度来论述“样板戏”了，例如洪子诚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等，不仅给了“样板戏”相当的篇幅，而且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所开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选修课，也列专章讲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