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容易产生嫉妒的人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要来谈谈不易受人嫉妒的是哪些人、容易受人嫉妒的又是哪些人。
首先要提及的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的升迁不太会受人嫉妒，因为别人会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报酬，这情形就像人们嫉妒奖金与赠物，却不会嫉妒用来还债的金钱一样。并且，嫉妒是产生于与人比较的情况下，否则不会有什么嫉妒可言。因此，只有国王才会嫉妒国王，此外谁也不会去嫉妒他们。然而，默默无闻的人一旦得势必定会遭人嫉妒，这需要经过相当时日才能消除人们那种嫉妒的心理。另一方面，早已建立奇功伟绩的人，当他们以往的光辉已渐次消褪，却依然享受富贵荣华；与新人的兴起相比，自然会遭受人们的嫉妒了。
其次是出身高贵的人，当他们擢升时也不易遭人嫉妒，因为这种升迁并不表示他们增加了多少幸运，他们的升迁只是在符合他们的身份，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但是升迁太快、青云直上的人，就比升迁缓慢、按部就班的人要易遭人嫉妒，这就像当太阳照在削壁或斜坡上的时候，要比照在平地上更加炽热的道理是一样的。
再就是从忧患与危险中获得荣誉的人也不易惹人嫉妒。因为他们的荣誉实在是得之不易，人们一想起这一点便会同情他们；同情心正是矫治嫉妒的良法。所以，头脑清醒又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当他们在官运亨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反而常对自己所过的生活不断地悲叹：“我们实在是在活受罪！”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只不过是想借此以消除人们对他的嫉妒罢了。表露自己对事业独霸的野心是没必要的，因为那样最能引起别人的嫉妒。世上最能消除嫉妒的事，莫过于一个大人物对他的部属加以尊重，而自己又有能力巩固自己的权益，这两方面做得好可以使他与嫉妒隔离得很远。
那些骄傲而自大的人最易遭受嫉妒；他们或在外表自炫伟大，或对众人的反对与竞争加以压制，来满足自以为伟大的心理。聪明人是反其道而行的，宁愿为避开嫉妒而牺牲自己某些方面的自满，对那些无关紧要之事逆来顺受，稍微忍耐一点挫折与压迫；如果表露自己的伟大是在可能情况下获得公认的话，确实比巧取强争的作风不易受人嫉妒。诡诈狡猾的人所以易遭嫉妒，是因为这种做法足以暴露自己无德无能的这类弱点，那样便被认为不应享有既得的幸运。这样一来，人们怎能不嫉妒他呢！
这一部分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我来下个结论：正如前面所言，嫉妒的行为多少都带有巫士的煽动心理，所以医治嫉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除这种煽动心理；这种煽动心理就像巫士的符咒，要把这种符咒解下，转移到第三者的身上去。大人物之中比较聪明的人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常找个受嫉妒的替身，这个替身有时是同僚同事，有时是佣仆部属。这个办法不难做到，只要赋予他们权力与地位就行，这样自然就会有些热心而大胆的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为你做替身了。
现在再来谈谈公众的嫉妒。公众的嫉妒多少有点好处，而私人的嫉妒就半点也没有了。公众的嫉妒似乎是一种公众投票表决的放逐方式，用以控制地位变得过于重要的人，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这可以算是对大人物的一种约束。
这种公众的嫉妒，似乎是一种传染病；万一在国家里发生了这种嫉妒，即使是一种最好的措施，也免不了会产生某种伤害，以致实质发生变化，那就不能营造出良好的气氛了。即使是在公众的嫉妒中加上值得歌颂的德政意识的激发，依然难以产生效果。受公众嫉妒的对象反而徒然产生畏惧的弱点，结果害处加大，这种情形正像普通的传染病一样，越害怕就越易于传染。谈到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确定的道理，即公众的嫉妒所打击的对象，看似是达官显要，而非统治者与国家本身；然而，如果对某一个官员以一个小的原因来把公众的嫉妒加以扩大，或对所有的政府官吏都加以嫉妒的话，结果虽不明白表示这种公众嫉妒的真正所指，而事实上却是在打击统治者与国家本身了。
我们所提及的问题谈论到此为止。然而，我仍要对嫉妒作一般性的补充说明。在人类所有的情绪中，嫉妒是最固执、最长久的一种；别的情绪时有起落，但嫉妒却会永无休止；不是对这个嫉妒，便是对那个嫉妒。因此，有人说：“嫉妒没有停止或间断的时间。”爱情和嫉妒会使我们感觉到那种真正疲惫的心神意态，而别的情绪因为不如嫉妒的继续不断，所以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形。说起来，嫉妒也是最卑鄙与最邪恶的，因此嫉妒的人就是那个趁着黑夜把稗子撒在人家田里的魔鬼。事实上嫉妒也总是在暗地里捣蛋，就像坏人常在暗地里破坏别人的行为一样。
爱情的得失"
在剧场上比真正的人生中更能看到爱情，因为爱情既是喜剧题材，也是悲剧题材；可是，在真正的人生中，爱情有时像是海上的女妖，有时又像是复仇的女神，老在那里恶作剧。你也许会说，古今的伟大人物，很少有为爱情而颠倒至发狂的地步，这也正可以说明伟大的人格与伟大的事业将摒除这种“脆弱的感情”。当然，也有例外，诸如曾经统治过罗马帝国半边天下的马克?安东尼，与罗马十大立法者之一的克洛迪斯，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安东尼固然是淫逸无度的人，但克洛迪斯却是一个严肃而聪明的人。由此可见，脆弱的心灵固然容易为爱情所闯入，而防御坚强却守备不严的心灵，也会被爱情乘虚而入。人是造物主为创造高贵事物而创造出来的，然而，就如伊匹寇拉斯所说的一句不怎么高明的话：“人彼此之间都有好戏看。”这似乎是说，人除了跪在命运之神像演戏以外就别无他事可干。人类虽不会使自己像禽兽那样为嘴巴所驱使，却也甘心—你看我的戏，我看你的戏，为眼睛所支配。但是，眼睛的存在原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设计的，过度的热情常会使人不顾事实真相而夸大其词。但说来也怪，在爱情方面，热情的夸张描绘却很合适。热情不但流露于恋人的言语之间，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谄媚不分大小，热情则有高低；一个恋人的热情是远超过一切的。一个人不管怎样骄傲，怎样自大，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恋人那样，把他所爱的人捧到天上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恋爱中是不会聪明的。”这种弱点别人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却觉察不出来。
如果只是单相思，那么，被爱的就会把这种情况看得较为清楚。爱情原本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如果对方不以同样的感情相对待，那就是暗地里在轻视你，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移的道理。因此，人们对这种感情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它不仅会使你失去其他的东西，连爱情本身也会失去。荷马在《伊利亚德》、《木马屠城记》中，把一个人因爱情而失去其他东西的这一点，在那个故事的开端就写得很透彻，即巴里斯选择了爱与美的女神海伦娜，并接受了恩赐的美女海伦，于是他把财富女神朱诺和智慧女神帕拉斯的礼物牺牲了；所以，凡对爱情过于重视的人，很容易丧失他的财富和智慧。
不管是处于顺境或逆境，人们在脆弱的时候，这种热情最易泛滥成灾，只是在逆境中比较不太引人注意罢了。因为顺境与逆境都易煽起爱情的烈焰，所以爱情是愚蠢的产物这一点也就由此更加显现出来了。如果无可避免地要发生爱情，那也要有所节制。也就是说，恋人要将爱情与生命中其他重大的事情分开，否则，一旦爱情干预到其他方面的事情，那便会使他们的幸福丧失，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去达到他们过去既定的目标了。英勇的军人总是耽于爱情，这一点我总是不明白；想必这与他们耽于美酒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危险总是要求以失去快乐为代价。人们的天性中已暗藏爱别人的意向与动机，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便会倾向于大众，于是他们的爱转移为仁慈与博爱；我们所见到的僧侣之中有的便是这样的人。婚姻的爱使人类延续不绝；朋友的爱使人类臻于善境；淫逸的爱则使人类败坏堕落。
大胆与冒失
古希腊雄辩家狄莫桑尼斯被人问起一个问题：“什么是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这样回答：“第一是动作，第二是动作，第三还是动作。”这虽然是寻常的道理，但聪明人却不可忽视它。狄莫桑尼斯本身是个演说家，但对他自己所推崇的才能———动作，却并不怎样擅长。这原是伶人或演员的技艺，对演说家来说本应是无关紧要，但我们这位演说家竟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好像说这才是演说家的最高技巧似的，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别的了。这是什么缘故！说来很明显，这便是利用人性中愚蠢的成分多过聪明的成分的事实，而动作最能引动愚蠢的心灵，所以只要是能引动愚蠢的心灵的东西，那就是最有力量的东西。政治圈内的大胆也和这种情形十分相像。在政治圈内所需要的，第一是大胆，第二是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大胆是由无知与简单意识而起的，这比别的性质要卑劣得多了，但缺乏判断力和勇气的人，却很容易受到它的蛊惑和束缚；即使是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在糊涂的时候也会受到欺瞒。所以，在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大胆创下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奇事或伟绩，而在君主国家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了。
由于大胆是不守诺言的信誓，用于事情的开始时有效，但过不多时就行不通了。政治圈内的这种人也像医界的江湖郎中一样，他为人治病，也许碰巧有两三次成功，但他说不出科学的根据，无论如何是无法长久取信于人的。大胆的人，你也可以看到他做着一些穆罕默德式的奇迹显象。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要人相信他能召唤一座高山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将在山顶上为遵守他的律令的人们举行祈祷会。可是，当群众集拢，他召唤那座高山前来时，那座高山却依然屹立不动，不理会他的话。这时穆罕默德不但不为自己的谎言感到惭愧，却反而这样说：“不要紧，高山既然不到我这儿来，我就到高山那儿去。”有些人也是这个态度，当他答应办大事却无能办到时，便临时改变主意，对人敷衍支吾一番就算了。
判断力强的人常把大胆的人当戏看，即使不怎么高明的人也会以取笑的态度来看大胆的人。荒谬如果使人好笑，那么大胆无疑地就具有这种好笑的本质。大胆的人失去面子时，脸上会毫无表情，就像一块木头一般，令人看来更觉好笑。胆小的人失去面子时，倒还有伸缩的余地，不像大胆的人那样，有如下棋遇上残局，动弹不得！因为一动便可能要面对输棋的窘境。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胆的人常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做事总是贸然直前，看不到什么危险与困难，所以这种人不能与他共商大计。不过，当你的方针决定以后，叫他们去实行倒是好的。因此，我们不可让大胆的人做统帅来指挥一切，而应叫这种人去当副手。商量一件大事时得顾及种种危险，而实行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很明显的危险，倒也无须太多的顾虑。
慈善与性善
我在这里要说的“慈善”，是指为大众谋求福利的举动，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博爱”。用“同情心”这个语汇来表达，又嫌不够分量，不能表达出它真正的含义。“慈善”是表现于外的行为，而“性善”是内蕴的性情。“善”是一切内在的道德与人类尊严中最高贵的美德，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人们如果没有这种美德，那就和老鼠相去无几，必成为一种胡闹而有害的可怜东西。“慈善”也就是宗教上称作“仁爱”的那种美德。除了偶尔会误用以外，这种美德是永远不会用得过度的。天使会因为有过分的权力欲望而堕落，可是“爱”这种德性的发挥，不论怎样都不会过分的，天使和人都不致因为它而发生什么危险。性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如果没有机会与对象来施用于人类，那就会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去求发挥。我们知道古代的土耳其人是很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很爱护鸟类和兽类，常给鸟和狗喂食。据巴斯伯契斯的报导，君士坦丁堡有一个青年基督徒，曾经因为将一只长嘴鸟钉在自己的门上，差一点被人用石子活活打死。
但是，有时“慈善”或“仁爱”这种德性也有误用的情况。意大利有句讽刺的谚语说：“对谁都行善，也就无善可言了。”有位叫马其拉维里的意大利学者，曾经大胆而坦率地这样写道：“基督教的信仰使好人甘心去做坏人的牺牲品。”他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从来不曾有一种法律、教条或信仰，能像基督教那样发挥“仁爱”的精神，做出许多伟大的善举来。所以，我们要留心这样优越的行为所可能发生的错误，以避免毁谤和危险。别人是否善良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他的外表所欺蒙。外表常是虚假而不可靠的，诚实的心灵因此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于伊索的鸡，你可别抛给它珍珠，因为一粒麦子将会使它更加喜悦。对于这一点，上帝就作了很好的示范———他把雨水赐给所有的人们，让阳光照射公正之人，也照射邪恶之人。可是，他并不把财富、荣誉和道德赐给所有的人们；普通的恩惠可以不分等级地赐给任何人，而特殊的恩惠却需要慎重的考虑与选择了。
在复制一件东西时，要注意别把原来的样本弄坏了。我们对自己的爱，神学家把它比作是原来的样本：而我们对别人的爱，却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副本。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跟我来！”然而，你如果不跟“我”来，你也一样做出不要许多钱才能办得到的善举，我看你最好还是别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不然你等于是汲泉水去充河水，泉水被你汲干了，河水却未必能增加多少，那样未免太过失算了，故“慈善”或“仁爱”固然需要感情来启迪，另一方面还得以理智去引导。
人们有的生来便是性善的，也有的生来就是性恶的。我们常看到一些生性固执而不愿学好的人，这种人倒不见得怎么坏，他们只不过是顽固罢了，有时喜欢与人发生冲突而已。然而，有些人却是生性嫉妒阴狠，这种人就非常危险了。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在别人失势的时候，落井下石，连癞皮狗都不如，简直像是见了东西就嗡嗡乱叫的苍蝇；这些厌世的人，一心要使别人意志消沉，要把别人推向死亡的边缘，催他们上吊，然而花园里连一株可供人上吊的树都没有，因此这种人还比不上雅典的泰蒙（莎士比亚剧中极为厌世的一个人物），这种性格是人性中的反常现象，不过却也有它的用处，伟大的政治家常是由这种性格造就而成的，正如木材中的弯曲者，它虽不适于用做造房屋的栋梁的材，但用来制造海上乘风破浪的船倒是很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