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相如是汉王朝通“西南夷”第一功臣
司马贞说得好，通“西南夷”是“万代推功”。这个“万代推功”的决策者是汉武帝，其发端者、支持者则有唐蒙、张骞、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等等。汉代通“西南夷”的整个历史是一出大戏。然而这出大戏幕前幕后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司马相如。
为通“西南夷”，汉武帝两次派司马相如前往处理复杂棘手的困难问题，执行通“西南夷”的重要任务。
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史记》作了如下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司马迁清楚地说明，唐蒙作为使臣，前往巴蜀，打通西僰中到夜郎的通道时，没有完全按皇上刘彻的意愿办事，把一桩好事办砸了，弄得巴蜀的老百姓惊惶恐惧，不得安宁。这不仅关系到整个通“西南夷”的大局，而且影响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控两越，实现大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图大业。唐蒙惹下的乱子，汉武帝不能不伤脑筋。同时通“西南夷”虽然是唐蒙提出，唐蒙只不过是碰巧言中刘彻心怀。要开发大汉帝国西南部族地区，应是刘彻早已心定。这个问题他必须处理好，绝不能让通“西南夷”的事泡汤，让自己的声威受损，影响自己的大业。然而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好似早已作了决定一般，连考虑也没有，就派了司马相如去，他为什么这般相信他呢？这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刘彻熟读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他深知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司马相如是大汉大一统坚定的支持者。
司马相如是他实现大一统宏图的知音。第二，司马相如生于巴郡安汉，后又长期居住于成都临邛，卓家的奴仆都是来自周边的“西南夷”。他对“西南夷”的情况了如指掌，“南夷”“西夷”的划分，是他第一次提出。可以肯定地说，刘彻了解的“西南夷”的情况主要来自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刘彻通“西南夷”的天然顾问。正由于刘彻对司马相如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政治才能以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解，在他眼中，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能耐，远胜于朝中其他政要、大臣。所以刘彻在得知巴蜀出了乱子之后，才如此迅速作出反应，决定派司马相如去处理。
但是对司马相如来说，他此行，承担着变失败为成功的责任，要纠正唐蒙和有司的擅自行为，要维护大汉皇帝的声威，要安抚巴蜀民众，又要推进通“西南夷”的大业，任务艰巨，矛盾错综复杂。司马相如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效果如何，司马迁一字未记，只全文录载了司马相如到巴蜀时发布的《喻巴蜀檄》一篇代表中央政府写给巴蜀民众的文告，也可以算作一封公开信。
由于司马相如深谙皇帝刘彻的内心世界，文告首先从大汉帝国大一统的全局出发，站在“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高度，大讲刘彻即位以后“北征匈奴”“移师东指”“右吊番禺”的圣明决策，汉军的无敌雄威。随即由“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一语，道出皇帝遣中郎将“往宾之”的目的，指出中郎将“发军兴制”、郡“擅为转粟运输”的做法，均非皇帝本意，被征发的人“亡逃”和“自贼杀”的行为，亦不是尽“人臣之节”；然后正面大写全国各地“边郡之士”的爱国行动，他们只要边境有事，一个个“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接着三个反问：他们难道是喜欢死而厌恶生？他们难道不是编列户口的大汉的老百姓？他们与巴蜀地方的老百姓难道不是同一个大汉天子？
不，是他们具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的品格，“乐尽人臣之道”的缘故。进而再写：他们“急国家之难”的结果得到了封赏，得到了好名声，得到了好待遇；而且“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也正因为这样，贤人君子，即使“肝脑途中原，膏液润野草”，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啊！至此，再将巴蜀被征发的人与之对比：现在有的人只是充当运送钱币的役夫去“南夷”，结果有的自杀，有的逃亡被杀，死了也没得一个好名声，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人，父母亲因之受辱，遭天下人耻笑。这与那些爱国者相比较，其度量、胸襟差得太远了！下面，文告再回笔写：不过这不完全是被征发者的罪过，之前父兄没教好、表率没做好，也有责任；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廉耻，为国尽忠的风气还不浓厚，这是必然的结果！最后指出：皇上明察秋毫对使者和官员的做法担忧，对不懂国事的老百姓痛心，才派信使前来晓谕告知。
皇帝派使者的本意是去赏“为善者”，“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是为了奉送钱帛，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反复强调皇上通“西南夷”的正确性，维护皇上的尊严。对于“使者”（即唐蒙，文告中未点名），仅指出其“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并未深责，避免了把唐蒙所积极推行的通“西南夷”的大业一风刮倒。对两郡有司，只指出他们所做的没请示中央。对三老孝悌亦仅指出他们没有教育好子弟，仅工作没做好而已。文告重点在正面宣传，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使者、官吏点到为止，开导百姓，如拉家常，入情入理，语重心长。文告从化解矛盾入手，迅速解除了“使者”“有司”“行者”的包袱，安抚了百姓，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司马相如把握了问题的本质，他举重若轻，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一篇喻巴蜀的文告就平稳妥帖地解决了。
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记述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完成使命的结果状况，但有两点说明这一次出使的结果是很完美的。第一是皇帝满意。如果皇帝不满意，不可能第二次再派他出使。而且第二次官阶是中郎将，是“持节”出使，同时派了副使三人陪同。第二是巴蜀的官员、百姓满意。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如果他们不满意，怎么可能有这般隆重的欢迎场面和这种喜悦的心态产生？司马迁把褒扬藏在笔端，告诉后人：司马相如在第一次出使巴蜀初试牛刀，就充分显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了不起的政治家，贡献非同一般。
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与第一次相较，第一次仅是处理唐蒙通“南夷”在巴蜀地区造成的麻烦，把麻烦解决了就是高手。而第二次是到巴蜀去直接指挥通“西夷”的具体任务。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出使前的背景，包括蜀长老及大臣的观点、邛筰君长的态度、司马相如的观点；出使的过程，包括司马相如的职权、随同官员、通“西夷”的政策措施，以及司马相如至蜀时，官员迎接的状况，迎接民众的反应；通的结果，包括“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的积极态度、边关扩展的情况、道路畅通的状况、皇帝刘彻的满意度，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载。去前，反对者的意见几乎占上风，连皇帝刘彻也不敢贸然决定，司马相如的一番言论之后，刘彻方才拍板决定通“西夷”。而此行前往并无大军随行，只是由副使首先依靠蜀地的官员，用蜀地钱物做赏赐，用和抚的办法宾服西“夷”，结果西“夷”之君全部臣服汉朝。蜀地的边界南移至牂柯江，西移至沫水、若水，直到邛都。返回报告，“天子大悦”。可以说司马迁是用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史笔记述了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精彩行程、精彩结果，从而肯定了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重大历史功绩。
司马迁在记述完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整个过程之后，又特意载录了他即将返回京城之前发表的《难蜀父老》，意义更非一般。
“难”是就某种言论设词，然后诘难的文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难蜀父老》呢？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藉以蜀父老为辞，而自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这段文字说明，在司马相如本次出使之时，不仅“蜀长老”不少人说通“西南夷”没用，而且有的大臣也持这种观点。这个大臣的代表就是公孙弘。公孙弘在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巴蜀“责唐蒙”之后，也受皇帝刘彻之命到巴蜀视察。但他返京后“盛毁‘西南夷’无用”，极力说通“西南夷”的坏话。不过“上不听”，皇上没有听公孙弘的话，特意征询从巴蜀归来的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向皇帝刘彻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夷”可通。皇帝刘彻当即表态，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很好，便授命司马相如“建节往使”。在那种特定的场合，司马相如没有冒昧再讲述一番通“西南夷”的大道理。但是公孙弘在皇帝的心目中有分量，皇帝受公孙弘左右，重新作出决策不是没有可能。司马相如对此是有足够的认识的。因此在他胜利完成任务，“东乡还报，至于蜀都”这样绝妙的时间，写文章“藉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即借“父老”拜见“使者”发难，批评“使者”，“使者”诘难“父老”，对“父老”进行反批评。用这样一个蕴含政治智慧的方法，深入驳斥反对通“西南夷”的错误言论，阐述大汉王朝通“西南夷”的正确性、必然性，把自己的看法委婉地告诉皇帝刘彻，让刘彻不仅下定通“西南夷”的决心，还要坚定通“西南夷”的信心，不能受蜀父老，特别是公孙弘等言论的干扰，以尽早完成这一历史伟业；同时宣传自己出使的意图，让百姓知道天子的本意。因此题中的蜀父老（“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实是当时朝廷内外反对通“西南夷”者的一个代名词，“使者”不仅是司马相如、也是当时支持通“西南夷”的人的一个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