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王朝通“西南夷”在政治上是“万代推功”
西汉进入极盛的汉武帝时，在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做了一件大事，完成了在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初步设立郡县的历史大业”（《四川通史》），这就是历史上讲的通“西南夷”。什么叫“西南夷”？“西南夷”是《史记》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的土著部族的总称。它主要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大小不同的几十上百个部族。夜郎，主要分布在今贵州省的西部、北部以及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与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滇，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地区；邛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地区；巂即越巂，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地区；昆明，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部、北部地区；徙，主要分布在今四川雅安北部地区；筰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地区；冉、駹，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汶一带；白马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武都一带。这里属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他们中除夜郎、滇、邛都、白马属于定居的农耕部落外，徙、筰都、冉、駹属于半农半牧的部落，而巂、昆明纯属于游牧部族。由于地理条件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他们之间文化习俗也有差异。农耕的部族有城邑、聚落，有君长，半农半牧的部族也有个君长；纯游牧部族，居无常处，连君长也没有。对这些部族，司马迁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巴蜀西南边徼外的一些部族。他们都处于封闭状态，各自为政，通“西南夷”就是要打通巴蜀以西以南部族所在地方的道路，实质上就是对西南土著部族地方进行开发，在那里设置郡县进行管理。
通“西南夷”的历史是比较早的。楚威王时，派了楚庄王的后代、将军庄蹻率兵沿长江而上，攻占了巴和黔中以西的地方，到了滇池。
滇池地方纵横三百里，周围都是平地，肥沃富饶，有几千里。他凭借军队的威势，让当地的部落安定了下来，并使其归楚国管辖。当庄蹻正要回报楚王时，秦国攻破了楚国占有的巴地和黔中地方，道路阻塞，无法通行。庄蹻只好返回滇池，占领了滇部落所在的地方。进而改变楚国的服饰，随从当地风俗，成了当地的君王。秦灭六国之后，亦曾派常开通了到“南夷”的“五尺道”，名义上也设置了地方官。
十几年后，秦朝灭亡，直到汉朝建立，中央政府长期未派人前往管理，仍把巴蜀地方原来的边界当做边界。巴郡、蜀郡等地的百姓中，有的人趁此暗中走出边界做买卖，用巴蜀地方的物产换取筰马、僰僮和牦牛，巴郡、蜀郡地方人口增加，生活富裕，得到了繁荣发展。
汉朝初年，国力尚弱，加之北方匈奴的威胁，自然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形势发生变化，通“西南夷”，开发西南部族地区的事，重新提了出来。《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中，详细地记述了提出的原委和过程。
建元六年（前135）今福建地方的闽越王郢，擅自用兵攻打今广东地方的南越王赵胡。皇帝刘彻派大行令王恢前往讨伐，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杀了哥哥，并派使者将郢的头颅献给王恢以谢罪。王恢兵不血刃，问题即已解决，他趁军事威势，派了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将出兵闽越战况晓谕南越，以委婉警告这个异姓王国。在南越招待唐蒙时，唐蒙吃到一种蜀郡产的枸酱，唐蒙不知所出，顺便问了枸酱是从何处得来。南越人说：“是从西北的牂柯江运来的。”还说：“牂柯江宽有好几里，一直流到番阳城下。”唐蒙暗暗高兴。回报王恢后，他到了京城长安。在长安他询问了蜀郡在长安的商人，得知枸酱只有蜀郡才出产，而且当地有很多人常常暗地偷运出关，拿到夜郎去卖。夜郎这地方靠着牂柯江，牂柯江江面宽，行船可到达南越。南越企图用财物让夜郎归属，其影响力，往西已达到了同师地方；但毕竟不能像对待臣下之国一样调遣他们。唐蒙根据这些情况上书皇帝刘彻，他说：“南越王乘坐黄屋左纛的车子（皇帝才能坐的车），管辖的土地东西有一万多里，表面上是大汉的藩国外臣，实际上是一州的独立君王。如今到南越，从长沙、豫章前往，水路多数不通，难以前行。臣下听说夜郎的精兵集聚起来可能有十多万，乘船从牂柯江而下，乘其不备，控制南越，这是好办法。今以大汉的强大，巴郡、蜀郡的富饶，打通到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刘彻要实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开发“西南夷”，本是他已经心定的国策，唐蒙的报告正合刘彻的心意。刘彻同意了唐蒙的报告，赓即授唐蒙为郎中将（有说应为中郎将）。唐蒙率领一千人，还有搬运粮食辎重的一万多人，从巴郡符县（今合江）的符关（《史记》称为筰关）进入夜郎。唐蒙给夜郎侯多同很优厚的赏赐，给他讲汉王朝的强大和恩德，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任县令。夜郎附近的小国都贪爱汉朝的丝织品，心想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汉朝终究无法占有自己的地方，也接受了唐蒙拟定的盟约。唐蒙立马回报朝廷，朝廷很快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继后唐蒙又继续征发巴郡、蜀郡的兵卒修整道路，从僰道直修往牂柯江。
唐蒙求功太切，操之过急，过多调用巴蜀地方的人力、财力，赶进度，赶任务；而且错误地动用了军兴法，杀了僰道的头领，引起了巴蜀父老的惊恐，征发的人中有的逃跑，有的自杀，震动了朝野。皇帝刘彻知道后，大约在元光五年（前130）春夏之间，派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司马相如胸有成竹，回到巴蜀，通过调查发布了文告，向巴蜀官民宣示了皇帝指派唐蒙通“西南夷”的目的意义，指出了唐蒙的失误，说服、安抚了百姓，安定了巴蜀。这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
司马相如返回长安之后向皇帝刘彻作了报告。当时唐蒙已经打通了到夜郎的道路，他趁势还想打通“西南夷”其他地方的道路。由于唐蒙之前的失误，朝廷内外对于继续推进通“西南夷”的事，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中官员和巴蜀父老，多有言其继续推行无利。但是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和汉朝来往，得到了很多赏赐，大多想做汉朝的臣民，请求在他们那里设置官吏，希望和“南夷”一样。面对不同的意见，皇帝刘彻特意询问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邛、筰、冉、駹等地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贯通。秦时曾经有来往，并设置过郡县。
汉兴之后，没有派官员去，停止了来往。现在重新开通，设置郡县，比‘南夷’更容易，价值更大。”刘彻认为司马相如的意见很好，立即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让他“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乘坐着四匹马拉的“传”车前往，通过巴蜀两郡的官吏带上钱币、物品与西“夷”打交道。他们一行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及其下属都到成都郊界迎接，县令背着弓弩在前面引路，蜀郡人都引以为荣。卓王孙和邛崃的父老，凭关系找到门下给相如献上牛酒，用以结好。卓王孙长吁短叹，认为自己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便分给女儿很多财产，与分给儿子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很快说服了西“夷”诸部落，邛、筰、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给汉朝当臣仆。司马相如按照处理“南夷”的办法，在西夷设置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蜀郡管辖，拆除了旧时的边关，重新以西边的沫水（青衣江）、若水（雅砻江）为边界，南边以牂柯江作为边界，从而打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上架桥，把邛筰地区连接了起来。他在完成任务复命之前，还针对蜀长老、朝中大臣的言论，写了《难蜀父老》文。司马相如回朝报告皇帝刘彻，刘彻十分高兴。这是第二次出使，时间大约在元光六年（前129）春到元朔元年（前128）之间。
之后，因为北方有与匈奴战事的困扰，在元朔三年（前126），一直反对通“西南夷”的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后来还当了宰相），又以“专力事匈奴”为由，要求停止通“西南夷”。皇帝刘彻只好暂时同意了“罢西南夷”，只在南夷夜郎设置两个县和一个都尉，并让犍为郡治所往靠近蜀郡的方向后移。但是通“西南夷”是大势所趋。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回来，说他在大夏（阿富汗北部地区）见到了蜀地出产的细布和邛崃山出产的竹杖，询问当地人，得知是从东南身毒（印度）国运去的；还听说邛崃山西边大约走两千里路就是身毒国。张骞还大力宣传，大夏在汉朝的西南边，仰慕中国，担心匈奴阻隔他们和中国的通路。如果能开通巴蜀以南的通道，取道身毒国往西域，既方便，路又近，对汉朝有利无害。刘彻听了张骞的话，立即任命曾随同司马相如出使的王然于、吕越人，以及柏始昌等，打探近路，从“西南夷”的西边出发，寻找身毒国，再一次开始了通“西南夷”的进程。虽经曲折，到元封二年（前109），“西南夷”地方全部设置为汉朝的七个建制郡。这便是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全过程。
通“西南夷”最早提出的是唐蒙，唐蒙把打通夜郎道作为控制南越国的一条奇妙的计策，报告了皇帝刘彻。因为汉朝东南边两个异姓王国，身为“藩臣”，或向外侵伐周边，或内部争夺王位，是两个不大听中央政令的王国。再一次提出的是张骞，张骞是出于打破匈奴对汉朝通西域的阻碍和干扰，为解除北疆边患而提出的。尽管通“西南夷”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巴蜀四郡在人力、物力方面的负担，巴蜀人民作出了牺牲；加之唐蒙自作主张、不讲策略，更给巴蜀人民造成了一定的痛苦。但从大局利益讲，它是正确的；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看，它更是千秋大业，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行动。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不仅沟通了汉王朝与西南众多部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解除了西南边患，巩固了汉王朝大一统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开拓了又一条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是由古蜀（四川成都）往滇（云南）、骠（缅甸），通往身毒（印度）的交通要道。它大大“加强了大汉王朝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大汉王朝吸纳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化和大汉王朝向东西各国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多了一条渠道，从而“使东西方经济文化在大汉王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吴明贤语）。正如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西南夷列传·述赞》中说的：“西南外徼……异俗殊风……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